中国民主党党员刘巧琳转自2016年7月9日(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4日 来稿)
作者：荒原
经济增长率 (博讯 boxun.com)
本次危机之前人民币一直就在升值并使企业成本上升，投资环境趋于恶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开始举步维艰。全球危机加上固有顽症，使“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风光不再。
“中国增长率达到8％才能维持企业和财政的收支平衡，才能基本满足就业。在台湾，达到收支平衡要求的增长率是3％；在美国，这个数字要求是零；在欧盟，这个数字是0.5％。”---为何一定要"保八"？
既然8%是保持经济增长或平衡的下限，则中国特色的8%与0%概念是一样的，8％就是0%，那么低于8%就会出现经济衰退。有数据说，中国09年度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在5-6%间，按上述概念，则今年经济增长无疑是一个负值。
只是8%这个数字对于稳定中国人的信心起着0%无可比拟的政治功能，所以8%也就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政治概念。
国民失业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赫德估计，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每下跌1个百分点会带来200万个工作机会的损失。这其实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从09年1月份的经济增长率与去年同期之差和中国短期内骤增的2500万农民工来看，此算法是站不住脚的。
2008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4.2%，中国社科院08年12月发布《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透露，近3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均超过20%，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统计标准，中国城乡人口失业率为24%至27%，大大高于国内官方只针对城市人员统计出来的官方4%左右的说法。
国内人士有多年的生存体验，对这个失业数据也有很高的认同度，即有约3亿国民处失业状态。如果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生产效率来评价中国，则失业率足可能会在50%以上甚至更多。
流民危机
中国经济长期一来一直以低成本劳动力进行低端产品加工维持外贸出品，这种畸形发展本身不具备任何抗风险能力，使历史欠帐太多，再有本次世界性危机冲击，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完整的劳动力供求体系和足够拉动国内消费的新兴市场。
《财经》做了一篇调查报告称：“因失业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超过1000万，但最让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数倍于这个数字的失业农民工并没有返乡。
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2004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经济危机使几千万农民工失业，可他们并不想回乡，或者有乡不能回，不论生存状态好坏，都已成为城市的一部份了。
在金融失序、实业受损、失业暴增的前提下，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确定和多变性，使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出现诚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极大，而其中又以新增流民危机为最。
危机比较
美国本次的经济危机是技术性的，是信贷和投资失误导致的，中国的经济危机则是根本性的，是所有制的性质本身决定的。
威权体制下的社会危机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危机必然产生不同的两种后果，前者因为不具备自我修复功能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后者则是表面危机下的大稳定，也就是一种动平衡的调整过程，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比较有限。
做为世界经济的上下链条，处于下游的中国受上游影响不是有无而是是时间和力度问题。从中国的现有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上看，整体水平和实力远不如美国，要应付与美国同等的危机，却难有同等的效果，至于再遇到比美国严重的问题，则破坏力远比美国大得多，持续时间也将会比美国长得多，应对也必然要坚难得多。所以，中国平静的今天不代表还能有平静的明天。
危机应对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说法，在此危机之下各国应该对下岗工人进行再训练，并增加失业福利和保险，采取措施以保护人们现有财富不受损失。
据新京报02月18日报道：在昨日的“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人保部副部长张小建说：中国政府也要推出被称为就业“六大组合拳”的政策，但人皆熟知的“中国式”落实尚待观察。
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同时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
农民工大量失业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已引发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之前就已派出多个督导小组奔赴各地，以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
之前重庆大力整顿治安，拘捕黑恶势力，看守所一时人满为患，虽被官方称为正义之举，却无法长久一来积重难返的危机根源，故虽有一时之效却非根除之策，亦被讥讽为“薄氏做秀”。
更有返其道而行者，据《南方都市报》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导：做为地方政府的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四所新监狱和扩大二十五所老监狱的计划。而且，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增设“城管警察”用以应对社会不稳定力量----这又是明显的积极“备战”而非与民“和解”的做法，是以暴应暴的非人之策。
中国现在群体性事件的原则是“一般情况下原则上不动用警力”----只是从高压弱化成低压，与民主国家相比显现出巨大的理念差异。这说明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压力面前，再以强势“压倒一切”虽已是昨日黄花，但官方仍还处于某种进退失据、欲放还收的矛盾心理之中。
有报道说“外国的穷人和流浪者们可以享受政府的特殊福利待遇，如日本的流离失所者就可以在政府安排的场所中安然过中式农历新年等。这些故事不论真伪，哪怕也全是如“中国灾民搬入新居，幸福过年”般地虚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一个具有政外监督和权力制约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对待穷人的事情上，绝对是要比没有人管的国家要好出一万倍的。不论这些人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最起码政府不敢轻易将这些人赶出城市。”
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是高於一切的，在危机面前更是如此。若政府没有保护公民的能力或是未保先防，时时侵害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甚至伤及生命，则无疑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最严峻的挑战。
鉴于中国社会所固有的种种欠缺，若能借此危机之际化危机为转机，抓紧时间探索新的政治经济新思维，进而建立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和各阶级间的互动博弈机制，不但是应对本次危机的有效措施，也是在面对新的历史转折之际获得社会长治久安的一条必由之路，更是中华民族的全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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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8.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