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原因之一。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全国人大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人怠工3个月,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于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
1989年对中国来说具有意义。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荡。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二、学运前期
(一)胡耀邦逝世
胡耀邦,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
(二)学运酝酿期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发言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已经聚集上千人。除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千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声援人数不断增加,晚上9点,天安门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北京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湖南省向中共中央呈交的报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
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道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数千学生由广场冲到新华门,希望把花圈及请愿信送入中南海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线,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扰酿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三)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罢课争取民主。
4月21日是运动扩大的转折点。当日人民日报首次发表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文章令学生大为不满,社论发表当天,多个城市爆发示威。陕西出现自胡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直至晚上6时下雨,不少群众离开。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
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道学生悼念活动,都未获政府同意。
上街的学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学生们高叫:“打倒官倒!”“打倒贪官污吏!”“新闻自由!”“民主万岁!”“反对独裁!”“爱国无罪!”沿街群众不时向学生鼓掌,这时学生情绪高涨,呼喊:“人民万岁!”“理解万岁!”“我们干什么?我们去讲真话!”还有群众沿路派开水。上街的学生队伍组织严密,他们一般五至七人一排,手挽手行进。有的学校学生队伍的外围学生互相手拉着手围起来,防止外人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