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父亲李升是家中的长子。爷爷李飞鸿，精于经商，办食品加工厂，承包建筑工程，盘下不少商铺，家境富裕。爷爷非常重视教育，父亲先在家念私塾，后到南昌、上海等地读书，是德安县第一个到上海求学的人。工作后，父亲担任过德安县国民党党部秘书科长、中学校长、区党部书记。1947年，父亲到崇仁县任县长，不久离开崇仁，到江西省教育厅任职。共产党接管政权时，父亲原没打算随国民政府到台湾去，因家有父母儿女，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
不久，当地干部需要抓典型，就把我爷爷抓起来镇压了，一家人惊恐异常。1949年底，母亲变卖了首饰，让父亲带着当路费，忍痛离家潜逃了，当时我尚在母腹中。父亲先逃到高安，准备辗转到美国继续求学，可中途出现变数，最后还是去了台湾。
父亲一走，家里顿失顶梁柱，母亲只身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生活。土改后的地主之家，没有一分田地，好在母亲心灵手巧又天性乐观，帮人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生活仍然难以为继，无耐之下，母亲将姐姐瑞儿送人，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回到外婆家，在舅舅的帮扶下勉强度日。
文革时期，母亲和我们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受尽侮辱。那时我最怕天亮，因为天一亮我们就要受侮辱被折磨，晚上我可以静静地想念父亲，想像父亲的模样。那时我多么想得到父亲的疼爱、父亲的呵护，多么渴望有父亲的一点点儿消息啊。在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中，我一天天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为人妻，为人母，我想这一辈子也许永远见不到父亲了。
1979年元旦，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台胞的来信陆续得以进入大陆。我开始一天天地盼望等待父亲书信的到来，在煎熬度过了几年。1985年，父亲托人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封书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们，他在台湾，一切都好，且是一所中学的校长。那封信，我和母亲、哥哥、姐姐不知看了多少遍！父亲后来的来信告诉我们，他1988年退休，一退休，第二年春天一定回家乡。
1989年3月17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当时我在德安县城工作。那天，阴霾的天空飘着丝丝细雨，初春时节仍然寒气逼人。下午刚上班，我便收到哥哥由南昌发来的加急电报：“父已到昌，十八日到县。”顷刻之间，我的激动和喜悦无以言表。四十年，漫长的四十年啊，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此时此刻，我恨不能立刻飞到父亲身边。不能再等了，别说等到明天，一刻也不能再等。我随手抓起包和伞，狂奔火车站，赶上开往南昌的火车。
南昌站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拨开蜂拥的人群一路前奔，不知道是怎样冲上六楼哥哥家的。
推开虚掩的门，见一位慈详的老人正从内室出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就是我的父亲？我四十年未曾谋面的父亲？老人面露温和的笑容，哽咽道：“是亚莲吧，我的儿，你受苦了。”说罢，一把将我搂在怀中。此时的我，两腿擅抖着抱着父亲发不出声来，手中的包和伞是怎样掉在地上的，全然不知，只感觉泪水顺颊而下，是委屈，是激动，还是喜悦，我想都有吧。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哥哥轻轻走过来，抚了抚我的肩：“不要哭了，和爸爸好好聊聊。”父亲边抚摸着我边流泪说：“让她哭吧，四十年啦！把四十年的苦水全哭出来吧！”巨大的父爱向我袭来，将我淹没……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徜徉在无比的幸福快乐之中，和父亲谈天说地，回忆往事。
父亲淡泊名利，博古通今，谈吐高雅，又不失风趣，深深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个人。父亲说，在台湾，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大陆的亲人。每次吃饭时，父亲都告诫我们的台湾弟弟李安和李岗，不能将碗里的饭吃完，要留一些与大陆的哥哥和姐姐们吃。听父亲说这些，我们兄妹激动不已。
短短六天，一晃而过，父亲回到了台湾。没想到，这成了我们的永诀。因健康和政策原因，父亲此后再未回大陆，我们通过写信、打电话倾诉思念。这种相思之苦时刻折磨着我们，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兄妹到台湾去看望父亲，政策层面赴台省父也是难上加难。直到2003年父亲去逝，我们也没再能见他一面，成为我们终身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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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秀，字紫奎，广东海丰人，无党派人士，曾任海丰县公平日兴市商业联合会理事长（半官方性质），是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刘廷波的胞弟。1915年六月生于海丰县公平镇新盛塘一个工商业地主家庭。他继承了父亲刘江的田地200余亩，并且开设了喜丰、彩记和茂利等商行，主营大米批发，营业网遍及汕头、汕尾及东江一带。1951年土改，县委书记高增全指使工作队，将刘廷秀诬陷为“恶霸地主”、参加过特务组织等等，土地和房产契约全部被没收，扫地出门，并对他和家人进行批斗。他的子孙也受此牵连，“地主子弟”被喊了半个多世纪。1952年秋，海丰县土改复查，他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兄长刘廷波，给广东省委、海丰县委各发来一份报告，要求将刘廷秀成分改为华侨小商，最后划为华侨工商业。1970年11月文革中，刘廷秀受到非人待遇和人身迫害，投水自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最后剩下的没有平反的地主，全部恢复了名誉，被冤枉31年的刘廷秀和全家得到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