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涛转自博讯网
曾节明更多文章请看曾节明专栏
“六四”屠杀的主因明摆着：身为军委主席的建国元老邓小平下了开枪令（即所谓“不惜一切手段”推进），但为何屠杀令能够得到如此彻底的执行，就不是一种原因所能解释的了。
|
|
中国的“六四”，与前苏联的“819”事件、前罗马尼亚的反共大游行，结局截然不同：
同样是共产党最高独裁者的开枪令，“819”事件中的苏联红军拒绝执行；前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内卫部队（相当于中共国武警部队）执行命令开枪，但很快引发罗国国防军的倒戈相向，内卫部队被剿灭，下达开枪令的罗国共产党统治者齐奥塞斯库死于非命。
但在北京，屠杀令得到非常彻底的执行：从坦克追碾和枪杀妇幼甚至医护人员的惨象来看，解放军屠民的意志和兽性，都超过想象，当代西方各共产党国家军队，都不能与之相比，只有屠城的满清八旗兵和实施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才能与之相比。
同样是屠民令，为什么在欧洲共产党国家得不到执行，或执行的效果很糟，但在中国却得到异乎寻常的彻底执行？
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执行者的素质和品质问题。解放军广大普通士兵的来源，决定了北京的屠杀，必然非常的彻底。
八十年代的中共国，解放军普通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当年这些农村青年子弟对城里人普遍心怀嫉恨，对当年身为“天子骄子”的北京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更是深怀嫉恨。
1988年～1989年，笔者曾在地处桂林城乡结合部的桂林一中读书，当时该校有许多农村人家子女，就读期间笔者就深切地感受到农村学生对城市学生那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和仇恨。
当年农村人对城里人为什么会有莫名其妙的嫉妒和仇恨？根本原因是中共国所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个二元户籍制度歧视农民（污蔑农民工是“盲流”）、压榨农民（如“剪刀差”制度）、束缚农民（毛时代不准进城，邓共时期“暂住证”制度），在此种制度下，农民长期沦为毫无社会保障的贱民群体——农民有的是纳粮缴税“计生”的义务，而得不到半点包括“公费医疗”、退休等等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
在这样不公平的制度下，中国的农村子弟怎么不对城里人深怀嫉恨呢？怎么不对当时已然“跳出龙门”、钻入上流社会保险箱的大学生群体，特别嫉恨呢？
外加上当年入伍当兵的这些农村青年，文化程度极其低下，许多人初中都没毕业，这种人占绝大多数的解放军，当然是一支特别野蛮愚昧的军队，他们执行上级的开枪令，自然会特别的彻底而甚少心理障碍。因为在这十多万农村青年眼中，阻挡在他们枪口前的城里人和大学生，正好是他们嫉恨的对象（在中共的专政洗脑教育下，他们根本没有同胞的概念），执行开枪令恰好是合法的泄愤和“复仇”，所以许多解放军士兵会在“六四”中杀红了眼，他们不怕制造悲惨流血事件，甚至因有机会屠杀城里人和大学生很享受。.由此造成了特别惨重的平民伤亡。
当年中国的此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情况，是前苏联、前东欧共产党国家没有的，如前苏联没有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前苏联的城乡差距和城乡对立，也远没有中共国严重，前苏联红军的文化程度也远高于解放军。
所以，“819”事件当中，苏联红军面对游行同胞，齐齐扣不动扳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开枪令形同虚设。
所以齐奥塞斯库动用亲信武装屠民，会招致罗国国防军倒戈相向。
邓小平、陈云一伙的屠杀令，能够得到解放军非常彻底的执行，还在于中共国当时的民族主义很淡薄，“戒严部队”的官兵、尤其是中下级官兵，根本就没有同胞的概念，因此杀起人来甚少顾忌，他们许多人不觉得向本国的平民和学生开枪，与向越南人开枪有什么不同。
这是中共国大有别于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特点。
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除南斯拉夫之外，都是外国占领军——苏联红军强加的结果，完全不是本民族的选择，甚至连本民族各派力量的内斗结果都算不上，他们受外族——苏联的压迫感，比中国强烈得多，因此，前东欧的共产党国家民众，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同胞”和外族的概念，比中国人强烈得多。
所以齐奥塞斯库屠杀罗马尼亚平民，会激起国防军如此强烈的愤慨。
前苏联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本来就比遭受满清两百多年统治的中国强，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窃国后，为了打内战、在本国搞阶级灭绝，而疯狂破坏俄罗斯民族主义传统，毁灭俄罗斯民族精神，以便把仇恨转移到国内有产阶级身上，关起门杀本国人，为此，列疯子竭力鼓吹“工人无祖国”、无耻地诡称“一战”中的侵俄德军是阶级兄弟——所谓“穿军装的工人”。
在列宁一伙的破坏和毒害下，苏俄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本已涣散，但斯大林三十年末发觉，抛弃民族主义而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军，连芬兰军队都打不过；1941年，在德军的凌厉攻势下，苏俄IS极权岌岌可危，为了保权保命，斯大林不得不抛开马列，重举俄罗斯民族主义大旗，以彼得大帝和俄罗斯民族英勇善战打败拿破仑的光荣历史，鼓舞红军作最后的拼搏豪赌。
“二战”是一个转折点，从此苏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悄悄转向民族主义；苏联在“二战”中的大获全胜，令俄罗斯民族主义全面复兴。明眼人从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深厚的俄罗斯民族情感，可以觉察到这一点。
正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在“二战”后继续支撑了苏共半个世纪。但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延续苏共政权的同时，也悄悄地销蚀了共产党专政的刀把子，在关键时刻令苏联红军对“自己人”扣不动扳机。（这就是列疯子当年拼命反对民族主义、散播马克思国际主义精神的真正原因——就是要让红军枪杀同胞没有顾忌）
苏共尚有带领俄罗斯人战胜德国入侵的民族主义功劳，因此，“二战”后苏共可以理直气壮打民族主义牌；中共在民族主义方面有的只是丑恶和罪恶，它完全是一个汉奸和窃国之贼：它靠倭鬼侵华的国难坐大，八年抗战中它消极抗日、专打国军——据辛灏年先生考证：中共在抗战期间共消灭抗日国军近二十万人，远远多于它歼灭的日伪军队，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不折不扣的头号“皇协军”（为日军作战的汉奸军队）。
当国军在战场上浴血抗敌的时候，毛泽东一伙却躲在延安与日伪互通有无、分享情报、在陕北南泥湾大种鸦片，向国统区贩毒自肥发国难财！
由于中共完全靠当汉奸发家和窃国，因此它决不敢举起民族主义，反而要打压民族主义、防备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薙发易服、圈地投充等等暴政一个字不提；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把岳飞的民族英雄名号取消；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整个毛泽东时代和八十年初，对南京大屠杀一字不提；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长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口诛笔伐，要远甚于对侵华日军的口诛笔伐。。。
迄今，中共最多只敢煽动反美反西方的伪民族主义，而决不敢直面真实历史，真正地举起民族主义旗帜。
整个毛泽东时代和八十年中共都在以阶级性掩盖民族性、或大搞民族虚无主义，所以1989年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基本上没有“同胞”的，因此“平暴”时甚少有杀害“同胞”的心理障碍。
民族主义是不能片面的否定的，它有销蚀对内镇压刀把子的功能，在当前中共国社会道德深度败坏、民众一盘散沙的情况下，亟需以民族主义来召集、来凝聚。中国社会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奉行“三民主义”均衡理念的国民党，在大陆有广阔的前途。
那么，今后中国大陆一旦发生“八九”式的全国规模示威游行，中共武警和解放军还会不会开枪呢？
我以为开枪的可能性很小。何以故？不是因为现在的解放军、武警士兵不会开枪——以今天比八十年代更加败坏和冷漠的社会道德来看，一旦上级下令开枪，这些穿军装的“八零后”、“九零后”照样会开枪——看在钱的份上。
而是因为邓小平、陈云、王震那一批开国元老死了之后，高层没有人拥有邓小平建国元勋的老资历，没有人能够承担开枪的责任，因此一旦爆发全国“动乱”，“上级”谁也不愿意下开枪令，其结果必是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这对反对派是大好事。
反对派只要坚定不移地举起民族主义这面旗帜，牢牢锁定中共汉奸卖国的历史开火，就能够把中共拉下马。
曾节明 于民国104年元月四日下午与冰寒纽约上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