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放开二孩，这一决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1月2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女权进步比计划生育效果好。
森出生于英属印度孟加拉管辖区桑蒂尼盖登 （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因为在饥饿、人类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贫困机制、性别不平等以及政治自由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誉为“职业良心”和“经济学界的特里莎修女” 。
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性别不平等方面的研究，他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生育率不平等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这篇专栏文章中，阿马蒂亚·森指出，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是一次重大改革，在一个特别私密的领域中放宽了对人类自由的限制，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他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几十年来中国生育率的大幅下跌虽然经常被归因于一胎化政策，但事实上，它与高压政策的关系较小，而与人们做出倾向于少生子女的理性决定的关系更大。
他说，这种趋势尤其受益于中国女性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快速增加，赋予了女性越来越多的权利。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在家庭中进行更多反思，转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尽管与中国女性取得的成功不符，这个观念在中国仍然非常普遍。
文章称，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看一看一胎化政策发挥了什么作用——或者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首先，我们必须对一种历史说辞提出质疑，那就是：高生育率拖累了中国，直到一胎化政策改变了局面。
为了论证理性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作用，森检视了中国陷入高生育率困境到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行之间的历史。
他说，一胎化政策始于1978年，但在那之前的10年，生育率已经在迅速下降——从1968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5.87个孩子大幅下降到1978年时的2.98。在经过这样的暴跌之后，随着严厉的一胎化政策生效，生育率持续下跌，但却没有暴跌——只是政策出台之前那种跌势的一个平缓延续。中国生育率从1978年的2.98下降到了现在的1.67。
森认为，很显然，在一胎化政策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中国的出生率。一些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的统计数据，以及对印度国内数百个地区进行的实证分析统计清楚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育率降低的两个最有力因素，是女性受教育和就业领薪的机会。
其原因不难理解。过度频繁地生育孩子，给年轻母亲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最严重的，而年轻女性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更高的工作后，在家庭决策过程中就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这往往会降低生育频率。在一胎化政策出台很久之前，中国就开始迅速普及教育，使女童受益，而年轻女性的就业机会也逐渐增多，直到今天，这样的趋势仍然强劲。
森指出，实际上，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幅度，接近单靠这些社会影响就能达到的期望值。一些评论人士在谈到中国时，对其严厉措施的有效性给予了太多赞誉，而对其扶持政策（包括把重点集中在教育和医疗上，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这些方面）则太轻视。
因此，森说，尽管有一些令人痛心的报道，谈到中国一胎化政策给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困难，但目前尚不清楚，该政策对中国的整体生育率是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实上，森认为，现在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可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鉴于人们做生育决策时变得越来越理性，尤其是中国女权在不断进步，确实没有必要残酷地强制大家只生一胎。
他说，这将我们带回到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在18世纪启蒙运动鼎盛时期的经典争论。孔多塞指出了出现可怕的人口过剩的可能性，马尔萨斯承认他支持孔多塞的这一观点，但他拒绝接受孔多塞可靠的论证——人类理性会带来矫正，因而也就极大地夸大了人口过剩的危险。孔多塞预计随着“理性进步”，会出现有关小规模家庭的新标准。在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孔多塞是最早且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孔多塞的观点是，人们会自愿选择降低出生率。
理性决定不仅限于西方。森指出，在中国，理性决定明显在控制家庭规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他说，虽然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社会及经济成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但在有选择性地对女婴进行堕胎方面，中国属于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率为每100名男婴对85名女婴，而在那些很少或没有选择性干预女婴出生的国家，这个比率为100比95。他说，中国女性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重男轻女”传统依然比较普遍。然而，反对性别筛检堕胎的法律补救举措——比如将其定为违法行为，无论在哪里实施，都没有奏效。
森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培养公共理性以在家庭内部克服“重男轻女”。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女性赋权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理性来对抗专断的偏见。这一途径的有效性已经在韩国被证明了，在韩国，女孩对男孩的出生比例一度也非常低。对积极公共理性的培养和对性别平等需求的广泛理解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森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强制，独生子女政策的废除无疑是朝着这一方向的重要举措。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口史强有力地证明了孔多塞所谓的“理性进步”，他说，理性的培养对于中国处理其他方面的挑战也会是富有成效的。
就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本台记者首先采访到目前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先生。马建先生长期关注中国计划生育问题，呼吁尊重生育权和生命。他的《阴之道》就是一部以超生家庭与政府争夺子宫使用权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对森所说的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在降低人口出生率上可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马建先生说，计生政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强迫实行的政策，而且实施了这么多年，因为计生政策造成这么多的恶果出现，你不可能说与这个政策没有关系。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它毁了很多的孩子，生命和家庭。以此为代价换来的所谓GDP的提高，也叫人口红利。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个红利导致了许多社会恶果。
这些社会恶果包括人口老龄化，男女出生比例失调。很多中国女孩从婴儿开始就变成商品，在全世界流通。马建先生说，他在挪威看到一个有两万多人口的小城市，已经收留了32个中国女婴；在美国，收养的中国女孩已经超过15万，这还是可以联系得到的。更不用说很多女孩是在还没有生出来时，就被强迫堕胎，杀死。
与此同时，马建先生说，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谈这个问题，怎么敢说在城市的一部分独生子女女孩，她们受了教育，有了权利，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包括，我们不能踩着别人的尸体，来达到自己的成功。那么多死去的女孩，没有生存的权利，反而只提那些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女孩子们，难道不思考一下，她们为什么得到了这个机会？
就森提到的中国女性权利提高，马建先生评论说，这完全是废话。他说，任何一个中国女孩子，或者说是一个母亲，至今她子宫的使用权利还是归国家所有，只不过现在国家放松了，原来你只能生一个，现在我让你生两个。它解除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没解除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说，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仍然在中国政府手里。
马建先生说，森这篇文章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提到关于教育的成就。在中国，教育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中国农村，我们会发现，很多女孩没有机会受教育。另一部分城市女孩受到教育的比例跟农村比，更不不能比。农村女孩长大了，可能只能在东莞打工，或者到别处做农民工。而且，中国女性在家里地位低，受教育机会往往要让给男孩子。这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对计生30年的恶果进行检讨，一切都没有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当人口生育达到高峰时，经济水平也会相应提高。马建先生说，当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消费水平越来越高，托儿费用也越来越高，家庭成本变高时，生育率会慢慢降下来。中国即使在30多年前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生育率确实也会慢慢降下来，因为当时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在启动，经济也在发展。
那么，如果中国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中国的经济会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呢？马建先生举例说，当年一位姓梁的教授在胡耀邦的批准下，曾在北方的一个县做实验，可以随意生孩子，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据这位教授统计，人口生育率到了2.9时，自然下落。现在这个县的人口与其它地方基本一致，没有发生人口暴升。这个实验已经证明，计划生育是一个失败，但这一政策造成的恶果和灾难确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人们发现，中国的家庭已经支撑不了老人的晚年，而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使孩子受教育程度提高，因为所有经费都投入到一个人身上。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中国女性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甚至比以前更差，因为这个政策让中国女性的地位变得更低，而不是提高。
的确，在中国强制性一胎化政策下，不少人为了生男孩，B超后堕掉女性胎儿，以及抛弃溺杀女婴现象时有发生。
在马建先生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是一种屠杀，他说，你不能把一部分人消灭，来保证另一部分人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对被消灭的那一部分人，社会从来也不承担责任。他接着说，我们总是说天安门大屠杀，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来未想过这些被杀死在母亲腹中的孩子。
为写作《阴之道》，马建先生曾经采访了上百位妇女，大部分人后半生的命运，都是生活在被迫流产的阴影里走不出来，这样的女性有几百万。他说，现在允许生二胎，那些拿着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妈妈们，会怎么想？还有那些失独家庭也是几百万，杭州的一对失独老夫妇干脆就自杀了，他们又会怎么想？福建青田县有40多万女孩被卖到那里，养大后给儿子作媳妇，由此可以看出多少女孩子变成了商品被抛弃。他认为，我们应当揭露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不是说其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地方，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政策。
马建先生说，一些外国人只看到数字，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以为独生子女政策有带来经济发展的好的一面，但他们忘了，这一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整个地改变了中国家庭的结构，这个工程希特勒都没敢做到，在中共统治下做到了，而且实施了30多年。他说，中国现在家庭的乐趣基本不存在了亲属家族的概念越来越淡，春节嗑着瓜子全家看春节晚会的场景已不多见，很多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
而在下一代的独生子女身上，也会发现更可怕的社会问题，就是将来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是一个独生子女。那么这些独生子女怎么面对他们的这种社会家庭结构，再面对他们要领导或要改变的社会结构，这会产生极大的矛盾。
面对一胎化政策实施30多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全面放开二孩会不会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呢？马建先生表示，目前所谓的开放二孩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首先，人们现在的生育愿望已经很低，这也是计划生育造成的恶果，就是对生育冷淡和冷漠，完全把生育看成一种负担。本来生育应该是非常高贵的一种心态，你把一个生命交给社会，你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马建先生说，目前的政策是开放二胎，但它没有彻底结束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只有结束这个政策后，我们才能彻底反省。比如，所有生过一胎的人，拿着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你要给他一定的补偿，对所有流过产打过胎的女性，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补偿。你要修补这个被计划生育害惨了的社会。这一修补工程非常大，而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所以，马建先生说，这种简单地开放二胎，只是说，当他们的经济发展需要人口的时候，我放开，你给我往死里生，不需要时，所有子宫都由我看着。这是人类社会吗？因此,只有彻底反省计划生育政策，人们才可能把生育的欲望慢慢找回来，这个社会才能慢慢找回一些平衡。
马建先生希望今后计划生育部门会彻底解散，而且由于计划生育产生的恶果，他建议应当象文革一样，要把它记载下来，建立博物馆纪念馆，要对所有死去的人口作一个交待。也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可以彻底恢复。对所有受害家庭，不只是赔礼道歉，还要有补偿。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还原到尊重人，尊重生命，尊重生育，更具体地说，要尊重母亲，尊重母亲的子宫，尊重人的诞生。他说，如果人类把生育这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都被列为国有资产进行控制，那这样的政府是太恐怖了。计生政策的恶果远远超过文革。
在上个世纪60， 70年代，亚洲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人口的增长。然后，很快由于其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慢慢降下来，无论是韩国，日本，香港，台湾，都曾经历过。马建先生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未进行过强制性计划生育。象新加坡，只是奖励少生孩子的家庭。唯一是在中国，计生政策是强迫，而且血债累累。所以其它亚洲国家恢复难度不大，中国则难度非常大，因为政府已经把生育的权利在人们头脑中根植，就是国家是应当管理你的子宫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恢复非常难。
马建先生的长篇小说《阴之道》写了7年，描述一个超生家庭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安全的出生地而被迫沿着江河逃亡，最后躲进计生管理最松的电子垃圾拆解镇,讲述的是一个人抗争一个国家的故事，以体现人类生育权利和生命的宝贵。
谈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马建先生说，他是看到他的大女儿的出生过程，突然感到中国男人的许多封建的东西与时代格格不入。生孩子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女人则变成了生育犯。为写这本书，马建先生采访过很多逃避计划生育的女人，她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犯人，这种感觉很可怕，她们把怀在肚子里的孩子用腰带使劲勒，怕让人看见，然后拼命假装没事。你会感到，那孩子在肚子里藏着，那是一个毒品。在马建先生看来，人们应当为生育而震惊，永远要爱护生命，但是在中共眼里，正好相反。它认为生命是可以控制的，是可以按数量批发的，杀掉一部分没关系，这与希特勒消灭犹太人没有区别。马建先生说，他的一位朋友做计划生育干部17年，亲眼看到打出来的孩子还活着，抓住搪瓷盘的小手被硬掰开扔进猪圈。
马建先生告诉记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是为每年强迫堕胎后死去的无数尚未体验过呼吸的婴儿亡灵而执笔。
好, 听众朋友，在下周同一时间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请在美国的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就女权进步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一胎化政策对中国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以及如何理解中国全面开放二孩的新政策等问题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