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帮转自博谈网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预测表示,全面开放二胎的新政策将有助于促进未来经济增长,大约可以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
王培安是周二(10月11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介绍的;他还为广受批评的独生子女政策作出辩护。
不过,已经有人口问题专家和经济学人痛陈计划生育政策的严重负面影响,认为全面开放二胎时间已晚,质疑开放二胎政策成效会有多大,并呼吁中国早日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卫计委自我辩护
据报,王培安在新闻发布会上继续为广受批评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表示该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他说,中国自1970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再生产已实现历史性转变,自然增长率从1971年千分之23.3下降到2014年千分之5.21,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4下降到1.5-1.6。
尽管他同时承认,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人口开始减少,但是仍然称赞独生子女政策和现在的放开全面两孩政策。
有专家指出,中国长期的人口政策被一小部分人认为操控造成“严重失误”是不言的事实。专家还指出,中国其实早就有长期实行二胎制的试点,并且事实证明长期开放二胎远比独生子女政策要成功许多,却长期“被忽视”。
被忽视的翼城试点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也在所刊登一篇题为“控制人口:如今的二胎政策”的分析文章中举例山西翼城1985年就开始试点的晚婚晚育型全面二胎制指出,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上有长期决策失误重大过失。
分析发现,长期有条件开放二胎的山西翼城如今是全中国少有的人口比例相对健康协调、“接近正常”的亮点;文章感叹和质问翼城试点的成功经验为何长期被中国决策者忽视。
文章写道:翼城试点的政策提议者梁中堂早在试点开始的1985年就曾表示,希望试点一旦成功应该在2000年左右向全国推广,谁知这一期望实现要拖到2015年底。
另据中国媒体报道介绍,早在1985年7月,中国人口专家梁中堂便在山西翼城力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要求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
据介绍,这个能生二胎的县,30年来人口并未急剧增长,反倒生育率下降,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谈增长“为时过早”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捷玉在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表示,王培安作出有关全面开放二胎可促经济增长每年0.5百分点的预测似乎“为时过早”。
刘捷玉分析指出,考虑到中国农村其实早在1984年就一定程度上开放二胎,因此这次的所谓全面开放二胎世纪上只影响到城市居民;而且,自2013年就开始的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迄今效果也并不明显,只有5%-10%的人选择这样做;因此她认为刚刚宣布改变政策就预测对经济影响有脱离实际之嫌。
刘捷玉还根据分析实地调查的民意和数据认为,如今想要让中国城市居民生二胎,确实存在适龄妇女不愿生、不敢生和生不起的问题;这其中有生育成本问题,也有城市育儿设施跟不上的问题。
她举例指出,如果中国城市居民选择生二胎,在如今政府没有保障和鼓励政策配套的现状下,妇女产后马上面临的是否还能返回工作岗位、能否再就业,额外孩子的经济负担如何解决等一系列实际难题。
曾成功预测欧元区危机的威尔士人口学和经济学专家爱德华•休(Edward Hugh)也认同上述分析,认为即使依照最乐观的估计,中国今日的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会否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要等到差不多15年之后才能够看出端倪。
美国智库人口参考办公室(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资深研究员克里斯汀•比特什(Kristin Bietsch)在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也表示,即使以最好的情况预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2050年恢复到稍低于自然更替率的千分之2;届时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仍然将翻番,人口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惯性思维和利益冲突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作者易富贤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废除实行30年的“恶政”还不够,应该尽早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则更是直接多次撰文批评由卫计委主导的人口政策,因其“惯性思维和历史行为”,已经造成政府人口政策的导致严重失误。
他举例指出,从历史行为来看,计划生育部门对人口数据一向严重高估,误导决策。比如,在“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增长为6257万人,比实际增长的4013万人高出55.9%;在“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比实际增长的3418万人高出53.4%。又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但却被计生委人为调高到1.8,引起社会的普遍质疑。
更多学者预测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尽早“亡羊补牢”,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最终将面临的困局绝不仅仅局限于“养老难”和“娶妻难”,而是更加深刻和彻底的全面社会经济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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