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冠清零”政策出台之前，中国曾有过“麻雀清零”政策。那是在1958年春，中国政府动员全国人民消灭麻雀，因为毛泽东宣布麻雀是毁坏庄稼的害鸟。中国各地的老百姓敲打锅碗瓢盆，点燃鞭炮，挥舞旗帜，不让麻雀落地，让它们累得飞不动了，从天上掉下来摔死。据一种估计，仅几个月内，全国就杀死了近20亿只麻雀。然而麻雀的几近灭绝让昆虫得以大量繁殖，给农作物造成破坏，这是接下来三年里，发生导致数千万中国人饿死的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虽然疫情风控已经结束，但回想过去的三年，作为已经润出中国的海外人士，仍然不寒而栗。正如毛泽东及其手下不理会反对消灭麻雀政策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如今的中国政府也不理会专家的建议，即中国应该放弃代价高昂的新冠清零政策，学会与病毒共存，尤其是与感染后症状轻微但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株共存。清零政策依赖大规模病毒检测、隔离和封控的做法。这给上亿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核酸检测、健康码、行程卡成为了出行必备，普通民众被“赋予”居家隔离的权利，因随时可能被强制隔离而产生恐慌，还有“大白”闯入家中消杀。在强制方舱隔离、医院停诊拒诊、搭建铁皮墙、限制出行等封控政策之下，延误救治、病痛自杀、转运事故、扑杀宠物才是三年间中国的“常态”灾难。此外，更有普通人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数起冲突。
自2022年10月以后，全国各地罕见地爆发了抗议活动，政府于12月突然放弃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许多中国老百姓已接受了新生活。他们一直渴望重新获得一些基本权利，尽管这意味着新冠病毒正在迅速传播。但在宽慰之下是一种集体的、难以治愈的深深创伤。被悲伤、焦虑和抑郁笼罩着的人民想对国家出了什么问题算一个总帐。一些人现在甚至近乎异想天开地认为，政府应该承认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个严重的错误，并应该为政策造成的伤害道歉。
艺术史学家、前政协委员李公明在微信上发文，敦促南方城市广州的当地政府帮助愈合疫情造成的情感和社会创伤。“第一步恐怕离不开承认错误、向逝者致哀、向国民道歉，”他写道。“然后是依法问责、国家赔偿。”他周一发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另一篇网名“Banchizi”的人在微信上发文，呼吁公众要求官员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沉重代价负责，文章把“清零”政策称为“无厘头闹剧”。文章说，对一些撒谎和误导国家的卫生官员来说，光道歉可能还不够，他们应该被起诉。文章作者要求国家将清零政策的附带死亡——自杀、因延误治疗或被医院拒绝收治导致的死亡，以及与“清零”政策相关的事故死亡——统计出来。中国很少公布被视为“新冠清零”次生灾害受害者的姓名。其中一起灾害发生在西南省份贵州，一辆将人们转运到集中隔离设施的大巴途中翻车，导致27人死亡。另一起发生在西部城市乌鲁木齐，一栋住宅楼的火灾导致了10人死亡，这场火灾引发了上个月全国各地的街头抗议活动。列出他们的名字和死因是“给生命一个最低限度的尊严”，Banchizi的文章写道。这篇文章也已被删除。
社交媒体用户点了几个国内著名卫生专家的名字，这些人曾为支持政府的清零政策夸大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危险，但在政策出现180度大转弯后，他们又改变了说辞。网上疯传官媒《人民日报》近几个月来截然不同的大标题的截图，人们开玩笑说，该报当天看都正确，但合订本就自相矛盾了
在执政的73年里，中共从来没有为中国人民在其统治下遭受的任何残暴行为道过歉。没有为灾难性的大跃进导致逾2000万人饿死道过歉。没有为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长达十年的混乱和经济崩溃道过歉。也没有为独生子女政策道过歉，这项政策导致了许多强制堕胎，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并面临人口危机的国家之一。中共甚至扼杀了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类型。伤痕文学出现在文革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是人们在那场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苦难。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学者许成钢说，中共从来不希望有人过度关注他们的伤痕，因为他们会不可避免地想知道伤痕是从哪里来的。许成钢曾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
中共已加强了对叙事的控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周四在头版发表的评论中，大谈特谈国家正在如何恢复生机，然后用了一万多字赞扬中共和习近平如何带领国家度过了新冠疫情，“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文章写道，“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政府将坚持宣传自己获得胜利的信息。它想让公众接受这种叙事，忘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接受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