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祖母去世，在殡仪馆看到了表哥。说不上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十年，八年或许更长一点。隔着别的亲人，我们眼光相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记忆中，我们好像从来就是这样偶尔打一下招呼，却不讲话。原因，说不清。
表哥小时候性格腼腆，比较内向。当年他考中学时，还到我家来，让我的做教师的父母给他辅导，成绩不算太出色的表哥顺利上了一所普通中学。文革期间，刚上初中，只读了一年中学的表哥，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到农村插队。我家因父亲有“历史问题”，全家被遣送到农村。
父亲的命运决定我的命运，体力劳动以外，还要受精神上的被唾弃、被轻视，被划归狗崽子。表哥则不同，他到农村后，由于表现好，成为知识青年标兵，经常到各地去“讲用”（文革中先进分子讲述自己的先进事迹），入党、提干，成为公社党委书记，是他那个县的著名人物，“电台有声，报纸有名”，只是没有像当时的知青典型张铁生、吴献忠那样红遍全国。文革后期，表哥又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大学生，一路走红，一路走高。
那个时期，表哥是我们这个家族最有出息、最有能耐，给家族带来极大荣誉的人。我偶尔从农村回城市看望祖父、祖母，总能从他们和姑姑嘴里听到表哥的各种各样先进事迹。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辽宁知识青年的头，接见过表哥，与他握手，还吃过一次饭。表哥经常上北京、省里、市里开会，这样的荣光是我想也不敢想的。
有一次祖母对我讲，表哥对“阶级敌人”是决不手软的。一年冬天，大雪纷纷，表哥召集他们大队的“阶级敌人”，让他们赤脚在雪地里跑步，不准停，反反复复地跑。有的人很老了，跑不动，表哥就上前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拳打脚踢。所以，他们大队的“阶级敌人”一听到表哥的名字就打哆嗦，非常害怕。祖母说着，叹口气。我听得毛骨悚然，想不出腼腆的表哥怎么变得如此狠毒，心中暗暗庆幸：我们幸好没有和表哥下放到同一个地方，如果父亲和表哥在一个大队，他该怎样对待我家呢？
文革结束后，表哥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在新的招生制度下走进了大学校门。恶梦终于过去，一切都回归正常，包括家族、家庭生活。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又开始去给祖父、祖母拜年。这样，和表哥又见面了。当年那个腼腆、内向、矮矮胖胖的男孩，已经是一米八高的大男人了。说来奇怪，十几年没见，再相见时，互相看看，点点头，竟没有半点惊喜和寒喧，甚至一句话没说！
文革结束后，表哥曾经的辉煌也变了味道，大家不再谈起，倒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族关注的焦点。尤其祖父，历来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我上大学，不断表扬，说我有毅力，有出息。我感到好笑：当年他不是也一样对我们一家视如瘟疫，躲之唯恐不及，而对表哥却津津乐道吗！但他是我的长辈，我不能像对待表哥那样对待他。
好多年里，和表哥年节在祖母家偶遇，都是点点头，永远不说话。后来，我毕业、工作、结婚，过年的方式也变了，要随先生到婆婆家过年，等从婆婆家回来以后再去看祖父、祖母。时间表的错位让我再也没看到表哥，倒是祖母这个我们家族的信息批发站，总要絮絮叨叨说表哥提处长了，分房子了，而且因为工作忙，还把孩子送给祖母照看。表哥的那个小女儿，如表哥当年一样，矮矮的、胖胖的，有点腼腆，有点木讷。我知道，这个孩子永远不会有表哥那样短暂辉煌的命运了，那个时代永远过去，成为历史了。
祖母病重，我开始频繁探望她老人家。祖父走后，我对祖母突然依恋起来。上帝给我的机会不太多了，我要让祖母在最后的时间里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每次去看祖母，坐在她身边，给她剪指甲、按摩，老人家都欢喜异常。祖母表示了对表哥的不满，说她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是表哥，可如今自己躺在床上，没有用了，表哥竟然不来看她！我想起表哥雪地里让“阶级敌人”赤脚跑步的情景——有那样惊世骇俗的表现，表哥再有什么样的行为我都不会奇怪。
祖母以96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祖母对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功劳的，她不但抚养大自己的儿女，又为儿女照顾孩子，还为儿女的儿女照顾孩子，她的重孙、重外孙。所以，祖母的葬礼，她所有的后辈都到了。我和表哥又见了一次面，仍然没有说话。祖母离世，维系我和表哥之间那细细的、淡淡的血缘之绳彻底断掉了。我知道，我和表哥从此没有再见面的理由和可能，更谈不上说话了。如果在街上偶遇，也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了，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有同一个老祖宗。
1969年春，我开始在核工业404厂子弟第五小学上小学，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年底转到兰州后，发生一件冤假错案。一次课间休息，我发现一间空教室里，不知谁在墙上写的“毛主席万岁”上划了一个叉子。我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最先遇到的同学，那位同学立刻判断为反标，迅速报告老师。老师问明情况，厂保卫科、军代表、公安人员很快齐集我校。我被当成了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是：第一、我先发现了反标，却没报告老师；第二、经验证笔迹，那墙上的字体与我的字体很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诱惑，一个不到8岁的孩子的心灵被彻底击溃。我终于在承认了就没事了的诱导下，违心说谎，承认那是我写的。接着便是一系列的办学习班，不仅我自己，还包括家人，都受到牵连。每次在学校受到侮辱，我总要在心里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诉：“毛主席呀毛主席，这反标真的不是我干的。”但我仍然逃脱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