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2年春，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在四川川南人民法院任审判员的父亲，因曾在原中央大学上学和在民国法院工作期间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并担任一定职务，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劳教5年。父亲被判刑后，母亲成为反革命家属，在四川举目无亲，两个幼子又经常生病，无奈之下，只好辞掉川南法院书记员的职务，回到镇江我外祖父家。当时哥哥3岁，我3个月。
外祖父是镇江的开明人士、商会理事，五进的房产都作为药材行公私合营了。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投靠外祖父，全家8口人住在一个50多平米的屋子里。1956年，外祖父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两个小舅舅与我弟兄俩年龄相仿，外祖母和我母亲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当时镇江小学教师奇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母亲就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且一干就是26年。1956年，她的工资定为44元5角，因丈夫是反革命，直至1979年退休，干了20多年，还是44元5角。父亲5年劳教期满后，仍然不得回家与亲人团聚，又在原劳教农场工作了5年，每月近有20元的生活补贴。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母亲都不可能也不敢带我和哥哥去四川看望反革命父亲。为了满足父亲渴望见到孩子的心愿，每年儿童节期间，母亲都带我们弟兄俩到照相馆拍照片，寄给父亲。父亲在四川的10年中，也给我们寄过两张照片。这就是10年里母亲和我弟兄俩能够看到的父亲形象。
反革命父亲给我弟兄俩的童年带来说不尽的痛苦，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和同学骂我们是野孩子、狗崽子，我们没有资格当班干部。童年的逆境和母亲的教诲也给了我和哥哥上进的动力，从小学到中学，我俩始终是班级和学校品学兼优、特长明显的好学生。因父亲是反革命，小学毕业时，我俩都不敢报考重点中学，先后报考了不太重视家庭出身、以升学考试成绩排学号的镇江二中，我和哥哥的学号分别是班级的1号和5号。
1965年，哥哥连普通高中都不许上，只能到镇江蚕桑耕读学校半工半读。1969年，我和哥哥一起上山下乡，上学、招工、参军皆与我们无缘。粉碎四人帮后，哥哥和我才先后回城，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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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晏县（青海省）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哩。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走到一个大坂上的时候，人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下了。到了祁连县后，海晏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每天食堂里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