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儿转自腾讯网
2023年7月23日这天，义永红决定去自杀。
她把遗书放在床头的塑料凳上，从不离身的腰包和手机也整齐地搁在床边，腰包里装有三千多元现金。她锁上家门，没管洗衣机里的衣服。
“我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们少一些伤害……我不求你们能原谅，只希望你们好好的过得幸福，忘记我这个不好的妻子、妈妈。”她在遗书里说。
自杀地选在一里地外，她必须穿过大片的番石榴地，白色塑料袋包着尚未成熟的果子挂满整片果园，那是她这个夏天的成果。番石榴树不高，穿行时得弯下腰，三五步就得跨过一道排水沟。最后一截路是一道约两米高的斜坡，攀上去，便是堤坝，水面宽阔的水塘就在眼前徐徐展开。
堤坝上长满了含羞草，郁郁葱葱。那双粉红色拖鞋被义永红整齐地摆放在岸边台阶上，鞋尖朝着水塘方向。几个小时后，丈夫程善志发现了她，妻子身着红色上衣，以俯卧的姿势漂在水塘中央。
自杀8天前，在44岁的年纪，她报案称被水果商贩黄某冠强奸，警方因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决定不予立案。自杀后，9月7日警方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决定立案侦查，为了证明被强奸，保存在冰棺中的她被开颅剖胸验尸。
芭蕉地里的厄运
台风“泰利”正在逼近。在狂风暴雨抵达前，义永红要砍完家里二十多亩芭蕉。9年前，这对来自湖南永州的夫妻在海南文昌包地种水果，如今承包地有近50亩的规模，一半种芭蕉，另一半种番石榴。
义永红微信聊天记录显示，7月14日晚，她与黄某冠敲定了第二天收芭蕉的时间。黄某冠在文昌最热闹的公园附近开了一家水果批发档口，会去果农家上门收购。在文昌一带，种水果的多是渡过琼州海峡前来讨生活的外地人，水果商贩则多是海南当地人。
义永红很少抛头露面卖芭蕉，多数时间只管在蕉田里埋头干活。2023年初，义永红丈夫程善志经老乡介绍，才与黄某冠有生意往来，至事发总共卖给他五次芭蕉，交易额为1480元。前两次都是程善志砍下芭蕉与黄某冠交易，因丈夫左脚脚踝意外割伤严重，义永红接下了后三次砍芭蕉的活儿。
正是这三次独自卖芭蕉的经历，将义永红的人生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义永红夫妻俩承包的芭蕉地离她租住的村子有段不近的距离，骑电瓶车需半个小时。2014年，他们用空心砖在芭蕉地旁建了一栋容身的房子，方圆两百米内没有别的人家。2022年搬走时，那里只剩下一条看家的狗，和几只散养的鸡。闲置的旧屋开始落灰、荒凉，厨房不再生火，床铺也不再睡人，除了干活时歇脚，义永红很少到这里来，密不透风的大树几乎要吞掉这座小房子。
案发现场的旧屋。（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义永红第一次接替脚伤的丈夫与黄某冠单独砍芭蕉是7月2日。砍芭蕉通常由商贩到地里挑选芭蕉，由果农砍下背到地头，最后过秤装车。义永红似乎特别喜欢粉红色，她有一件这一颜色的短袖，专门在干活时穿，右肩上沾满了芭蕉深绿色的胶痕。
义永红后来告诉丈夫，那次，黄某冠趁着帮她把芭蕉扛上肩头的机会，摸了她的胸部。还对她说：“你不要干这么辛苦的工，我给钱给你用。”义永红拒绝了他：“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是干苦命工，赚辛苦钱的，我不是那种人。”
发生在芭蕉地里的事情已无法获得更多佐证。黄某冠水果店旁的其他商户称，事发后，已经一个月多没见到他。9月2日下午，黄的妻子在店铺旁支摊卖水果，她情绪激动，拒绝受访：“你都不知道他们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我的压力很大。”
一周之后，芭蕉又得采摘，义永红和黄某冠再次在植被疯长、荒无人烟的芭蕉地碰面。
这种见面似乎难以避免：义永红选择隐忍，同时与他们合作的“芭蕉老板”只有三个，一个是年龄很大的老伯，走路有点颤巍，另一个老板不上门收购，最后一个就是黄某冠。
在妻子向程善志的讲述中，黄某冠再次有不轨行为，未遂后，黄某冠除了470元的芭蕉钱，还多给了义永红100元，“我老婆就丢回给他，没有要”。
第三次是在台风抵达前两天。程善志称，7月15日，义永红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芭蕉地，挑选、砍背、过秤、装车。付完钱后，午后的大暴雨突然从天而降。义永红对车上装着雨棚的黄某冠说，自己没有雨衣，要等雨停再走，让他先走。
随后，义永红进屋，坐在那张近一年没睡过的床上避雨。在后来的报案中，义永红自述当时被强暴。事后，黄某冠丢下150元后就跑了。两天后，她告诉丈夫，那天她喝了黄某冠递来的蜂蜜菊花茶后，就有点不舒服，不知道是天气太热中暑还是菊花茶的缘故，头很晕。
丈夫和女儿的追问
若不是被丈夫发现，义永红原本打算让这些事烂在肚子里。
“瞒下来”这个决定并不难做。在后来双方接触的现场录音中，义永红自述其担心，若把遭遇告诉丈夫，他一定会去报复对方，最终会害了两个孩子，“我只想保护这个家庭”。程善志补充，妻子还有其他考量，比如对方有钱有势，自己是漂泊不定的外来户；再比如，44岁被“强奸”，“不光彩哩”。
义永红一直掩饰被“强奸”的痕迹。黄某冠第一次强抱她上床，义永红挣脱逃走时，大腿内侧红了一片，丈夫问起时，她谎称是背芭蕉刮到的。事发后，义永红骑车回家的路上摔了三次，回家后程善志看她闷闷不乐，但没怎么摔伤，也就没放在心上。
可在事发当天晚上，义永红让丈夫去女儿的空房间睡，让程善志感到不对劲。结婚23年，他们很少分床睡。后来，义永红跟丈夫解释，之所以分房是不知道黄某冠有没有病，怕传染给他。
不管妻子多想隐瞒，满心疑虑的程善志，还是在第二天发现了端倪。
像往常一样，程善志每天早上都要骑车去芭蕉地喂那条看家的狗。他打开房门后发现，床上的枕头被动过，很久没人用过的一大卷纸巾也只剩下一小卷。程善志“一下就怀疑可能发生这个事情了”。他菜都没买，赶紧往三排坡村的家里赶，质问妻子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得到的答案却是“没有发生什么事”。
程善志觉得那卷纸巾少得蹊跷，他联想到自己和妻子性生活后会使用纸巾擦拭，于是他继续逼问。直到深夜，追问依旧无果后，他给在海口打暑假工的女儿打去电话，期望女儿能问出什么。起初，22岁的女儿程海燕并不相信父亲说的，但在电话里感觉他很生气，她还是给妈妈打去电话，问“有没有被人家欺负”“有没有跟人家那个啥”。义永红在电话里长久地沉默、哭泣，在两个问题轮着问了几遍之后，义永红最终松了口。
义永红女儿回到自家的蕉田。（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听完妻子的讲述，程善志很生气，他气老婆为什么不告诉他，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就告诉他，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发生。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能发生在他身上。“如果你告诉我了，你的身体就不会被人家得到，最伤痛我心的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老婆一辈子都是我的人，不可能跟别人分享的。”
妻子多次瞒着不说，也让程善志忍不住怀疑，她到底是被“强奸”还是出轨。那晚，从来没对妻子动过手的程善志打了一下义永红的小臂。“我这辈子还对不起你吗？什么事都依着你，钱都是你管着，还要我怎么对你？”
“我知道发生这样的事谁都会不相信，不理解，我也百口莫辩。”义永红在遗书里说。
和解与报警
7月17日，台风“泰利”越来越近，越来越强，一场暴风雨已迫在眉睫。
这天上午，程善志打电话给黄某冠，让他到自己家来。他想跟对方当面对质，也想报复对方。快中午时，黄某冠拎着一箱王老吉上了门。程善志将一把长十几厘米的弹簧刀打开，藏在裤子口袋。义永红发现后一把将他抱住，让他不要做傻事。
这是三人第一次同时在场，也是最后一次。南方周末记者从当时现场录音听到，与其说这是一场两方的对峙，不如说三个人各有心事。
程善志没有原谅妻子，似在赌气地对妻子说：“你跟他好就好，不好是你们自己的事。”
义永红时而声嘶力竭，斥责黄某冠：“现在我自身难保。我还以为你是很正经的人。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搞我，你干嘛不去搞人家。”时而毫无气力，自怨自艾：“反正都是我下贱，我死了也没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知道要去哪。”
原本应是矛头所向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冠却像是“和事佬”，一边劝两人好好过，一边同意和解方案，对程善志说：“我给你一万块钱，我们两清啦，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都是好兄弟。”
程善志称，黄某冠当场写下一张字条：“本人与义永红发生性关系，现赔偿义永红老公精神损失费一万块钱。”并署名黄某冠。他拿出6000元现金，另微信转账4000元。但程善志没有收下这笔钱，他听从女儿的建议，报了警，并把那张字条交给了警方。
程海燕通过电话，旁听了这场和解。她并不赞成这个和解方案，除了有对方反告敲诈勒索的风险外，她还想让黄某冠给母亲道歉，更想让他坐牢。
7月17日，黄某冠上门和解时拎的王老吉至今仍在义永红家里。（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不过，事后回想，程海燕总觉得让爸爸报警有点过激了，“（一家人）没有沟通好，一下就报警了”。实际上，在黄某冠上门和解的前一晚，程海燕就提出报警，但义永红一直哭着说没有证据，对方也不会承认。程海燕认为，哪怕最后告不赢，也想让黄某冠道歉来恢复母亲的名誉。“对方一直想用钱来摆平。我觉得我们就算再穷，也不能让你这样欺负我们。”
程海燕尝试给黄某冠打电话“取证”，但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对方就说“不要扯这个”。
很难说清，与被“强奸”相比，公之于众的报警是不是更让义永红难以接受。7月17日晚，台风“泰利”登陆文昌，暴雨如注，狂风肆虐芭蕉。此时，义永红、程善志、黄某冠正在派出所接受问询。程善志听到，义永红一直在哭。
让夫妻俩意外的是，报警的第二天，即7月18日下午，黄某冠妻子、儿子、女儿、姐姐、姐夫一行五人找到家里，目的仍是和解。黄某冠口中的“律师”女儿对义永红说，不和解的话，以后传出去很难听，而且对正在上学的女儿影响也不好。程海燕不知道她还跟母亲说了什么，让义永红觉得女儿并不懂法，她拨通女儿电话：“你到底懂不懂法哩？”
程善志拍板拒绝和解后，对方的态度开始转变。程善志说，黄的妻子威胁他们，同时羞辱义永红，“要把老公让给她”。
嚎啕大哭的崩溃
从事发到两次和解不成，再到报警被问询，义永红正被一点点推向悬崖边缘。程海燕坦言，当时家人没有太多照顾到她的情绪，也忽略了她更需要的理解和陪伴。但对那时的程海燕来说，母亲的表现“一切都很平常”。
义永红的崩溃或是从一场歇斯底里的大哭开始。7月19日早上5点多，程海燕被妈妈的哭声吓醒。妈妈此前也哭过，都是躺在床上盖着被子默默流泪，像这样坐在床边撕心裂肺地哭，程海燕第一次见。
程善志站在门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程海燕站在妈妈的床边，同样不知所措，她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关心，也不知道怎么去抚慰她。甚至，她无法体会母亲此刻的痛苦。
她自认是一个情感粗糙的女儿，因为在这个家族，他们被灌输女儿只能靠自己，儿子就是靠父母的观念，“我外婆那一辈，会把女儿看得比较轻，不会把太多的情感给予女儿”。义永红被教育女孩读书没用，因此初二没读完她就辍学了。那时义永红成绩不错，考试成绩班级前三，还被舞蹈学校选中，但外公不愿花钱供她。
义永红一家的合照。（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到了程海燕这一辈，她仍被如此对待。小时候，义永红常对她说，姐姐一定要让着弟弟，弟弟的衣服必须由姐姐洗，夫妻俩偏爱儿子的情感在2015年儿子确诊急性白血病后达到峰值。为了不给父母添负担，程海燕自己赚取生活费，她做过服务员、洗碗工、前台收银等，“吃苦多了，觉得麻木了”。近几年，程海燕很少陪父母过年，都在外面打工赚钱。
义永红的嚎啕大哭没有减弱，她嘴里反复说着“这句话说得对不对”，程海燕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话。她拨通了大舅的电话，这是她能想到的安慰妈妈的最合适人选。外婆年龄大了，受不了刺激；患病的弟弟正在外地实习，是全家隐瞒的重点对象；而大姨、小舅与母亲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能支撑义永红的人几乎没有。
实际上，义永红自尊心很强，并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她的事。“我们很少找亲戚帮忙，也很少给亲戚打电话诉苦。我妈妈觉得，人家会取笑你，不会想要帮助你。”程海燕说。
远在东莞的大舅接通了程海燕的电话，“他喊了两声我妈妈的名字，‘红红，红红’，她一下子就收住情绪了”。
程海燕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顶梁柱突然间就垮了，弟弟生病化疗时她都挺了过来。程善志也想不明白妻子为何过不了这个坎：“我没有提离婚，也没赶你走，作为老公，我还是疼你的，为什么就想不开呢？”
程善志很满意自己的妻子，她漂亮，皮肤白，从不化妆，说话温柔，第一次带回老家时，村里人都夸他“你们家这祖坟好啊”。“这种老婆还有什么讲的，根本没有嫌弃的地方。”程善志经常教育女儿，以后要向妈妈学习，对老公要好。
义永红是个传统且保守的农村女人，连恋爱也是问清了程善志的属相生日后才在一起。婚后，除了干农活，义永红自然地揽下了洗衣做饭的家务，每天都给丈夫按脚，隔段时间还给他修剪指甲，吃完饭会坐在旁边陪着，丈夫喝完酒就去帮他盛饭。
家人的记忆里，义永红很少与异性打交道或是开玩笑，买卫生巾时总会躲躲藏藏，一定要用黑色塑料袋装。洗好的内衣也总是夹在其他衣服中间晾。
义永红没什么朋友，消遣的方式是喝茶、打麻将以及刷抖音。偶尔她也自己拍抖音，套上滤镜开到最大的花哨模板，她表情严肃盯着镜头。她有时感叹生活辛苦，有时配上歌曲“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回到娘家你别多嘴”“人这一辈子，咋就这么难”。
从2000年跟随丈夫到海南打拼，他们种过香茅，养过蛇，好不容易攒下钱想在老家盖房子，儿子却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因长期劳作，义永红双手骨节变形，无法伸直。她常对女儿说，跟了你爸，老家没有房子，海南也没有房子，哪都没有家。
母亲死后，程海燕总是梦到她，但总也看不到她的脸，程海燕猜想，可能是母亲“不愿意见我们，是我们让她失望了”。义永红留下的遗书，程海燕也不敢看第二遍。
被质疑的反抗
让义永红承受巨大压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她始终认为证据不够。
事发当天，义永红为瞒下这件事，她洗了澡，也洗了当天穿的衣服，用过的纸巾也被她扔在屋外的树下，已被大雨冲烂。“我恨我自己，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把罪证也弄没有了，我害怕告不赢他。”她在遗书中这样陈述。
另一件让义永红倍感绝望的事，是事发过程中，她不清楚自己的行为算不算反抗。在遗书中，她称：“如果反抗要像你们说的抓伤，抓扯衣服烂，这些没有。因为我害怕他打我，弄我的家人。我的口供上只说推他，说不要搞，这算不算反抗。”
程善志像是在宽慰死去的妻子，他说黄某冠比自己高出一个头，胳膊有自己的两个粗，身材魁梧高大。“如果他两只手抱着你，你有力气反抗吗？不管我老婆有没有反抗，是你这个男的主动侵害我老婆，不是我老婆去侵害你的。”
程海燕也不知道什么叫反抗，在她看来，推开对方也属于反抗。她平常很少关注女性权益保护类的新闻，在母亲自杀后，朋友推荐程海燕看了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女主在精神压迫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反抗。我觉得我妈妈在精神上是有反抗的，如果没有反抗，她不会有哭这种行为。”
对于反抗，66岁的村小组组长韩杭元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对方身体留下一个记号，哪怕有刀架在女方的脖子上，也要反抗。义永红自杀后，这个只有13户人家的小村庄，义永红以前常去的茶馆里流传着另一个故事版本：两人是偷情，被丈夫发现后自杀。
让案件变得复杂的另一要素，是黄某冠走时扔下的150元。在义永红自杀后的一次双方对质中，黄的妻子认为，给了150元，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成了“买卖”。在义永红自杀后，那两张脏脏的、黑黑的纸币被揉得皱巴巴，叠放在义永红的腰包里。
程善志感觉妻子被他们用钱侮辱了，“他（黄某冠）丢了钱就跑，我老婆肯定要捡起来了”。
7月21日，事发后第六天，程善志和义永红再次被叫去录口供，这也是事发后他们第二次录口供。正是录完这个口供，义永红写下了那封遗书。
程海燕记得，母亲录完口供回家后，她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她问：“你愿不愿意告？要是愿意告，我只能尽力去帮你。要是不愿意告，就不告了。”程海燕后知后觉，“（之前是）我们想让她去告，而不是她想自己去告。主动和被推动不是一个事儿。”
义永红选择了告。
在义永红的遭遇被媒体报道后，8月26日，文昌市公安局称已抽调精干警力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复查。据程海燕统计，义永红自杀之后，警方重新搜集的证据有：20瓶蜂蜜菊花茶（2瓶未拆封，18瓶空盒），义永红的手机，150元纸币，义永红妇科检查病历，事发后义永红第二天穿的内裤，床单，被罩，席子，枕头，胸罩，长裤，外衣，被雨冲烂的纸巾，以及义永红尸检取得的血液、肝和脾。
对于黄某冠是否被刑拘，立案的新证据又是什么，文昌市公安局政工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案件正在侦办中，不方便透露。”
义永红生前所住房子的卧室，遗书曾放在那张红色的凳子上。（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在程善志看来，即使在义永红偷偷写下遗书那天，他也没有觉察妻子有任何异常。7月22日，干了一天活后，夫妻俩决定到饭店吃晚饭。程善志给妻子买了四罐红牛，义永红爱喝红牛，事发前几乎每天都要喝一罐。程善志躺在躺椅上等她，冲好澡的义永红抱着丈夫，吻了他。那顿晚餐他们点了一份白斩鸡，还有一盘地瓜叶。义永红依旧没有胃口，连最爱的红牛也没喝，只吃了一点地瓜叶。
7月23日，是程海燕从海口回文昌录口供的日子。一早，程善志叫她：“红，我们一起去陪女儿录口供，两个人有个伴。”一连叫了三次，义永红都拒绝了，“她说，你去吧，我在家等你回来，我很累，想在家休息一下。”
搁在平常，程善志会去拉一下她，夫妻俩出行总是形影不离。但那天，“我就忘记拉她一把”。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责编 何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