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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暴政下的农村妇女观察:在“被强奸”漩涡中挣扎八天后,一位44岁农妇选择自杀

2024年10月12日 综合新闻 ⁄ 共 7010字 ⁄ 字号 中共暴政下的农村妇女观察:在“被强奸”漩涡中挣扎八天后,一位44岁农妇选择自杀已关闭评论

陈燕儿转自腾讯网

2023年7月23日这天,义永红决定去自杀。

她把遗书放在床头的塑料凳上,从不离身的腰包和手机也整齐地搁在床边,腰包里装有三千多元现金。她锁上家门,没管洗衣机里的衣服。

“我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们少一些伤害……我不求你们能原谅,只希望你们好好的过得幸福,忘记我这个不好的妻子、妈妈。”她在遗书里说。

自杀地选在一里地外,她必须穿过大片的番石榴地,白色塑料袋包着尚未成熟的果子挂满整片果园,那是她这个夏天的成果。番石榴树不高,穿行时得弯下腰,三五步就得跨过一道排水沟。最后一截路是一道约两米高的斜坡,攀上去,便是堤坝,水面宽阔的水塘就在眼前徐徐展开。

堤坝上长满了含羞草,郁郁葱葱。那双粉红色拖鞋被义永红整齐地摆放在岸边台阶上,鞋尖朝着水塘方向。几个小时后,丈夫程善志发现了她,妻子身着红色上衣,以俯卧的姿势漂在水塘中央。

自杀8天前,在44岁的年纪,她报案称被水果商贩黄某冠强奸,警方因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决定不予立案。自杀后,9月7日警方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决定立案侦查,为了证明被强奸,保存在冰棺中的她被开颅剖胸验尸。

芭蕉地里的厄运

台风“泰利”正在逼近。在狂风暴雨抵达前,义永红要砍完家里二十多亩芭蕉。9年前,这对来自湖南永州的夫妻在海南文昌包地种水果,如今承包地有近50亩的规模,一半种芭蕉,另一半种番石榴。

义永红微信聊天记录显示,7月14日晚,她与黄某冠敲定了第二天收芭蕉的时间。黄某冠在文昌最热闹的公园附近开了一家水果批发档口,会去果农家上门收购。在文昌一带,种水果的多是渡过琼州海峡前来讨生活的外地人,水果商贩则多是海南当地人。

义永红很少抛头露面卖芭蕉,多数时间只管在蕉田里埋头干活。2023年初,义永红丈夫程善志经老乡介绍,才与黄某冠有生意往来,至事发总共卖给他五次芭蕉,交易额为1480元。前两次都是程善志砍下芭蕉与黄某冠交易,因丈夫左脚脚踝意外割伤严重,义永红接下了后三次砍芭蕉的活儿。

正是这三次独自卖芭蕉的经历,将义永红的人生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义永红夫妻俩承包的芭蕉地离她租住的村子有段不近的距离,骑电瓶车需半个小时。2014年,他们用空心砖在芭蕉地旁建了一栋容身的房子,方圆两百米内没有别的人家。2022年搬走时,那里只剩下一条看家的狗,和几只散养的鸡。闲置的旧屋开始落灰、荒凉,厨房不再生火,床铺也不再睡人,除了干活时歇脚,义永红很少到这里来,密不透风的大树几乎要吞掉这座小房子。

图片案发现场的旧屋。(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义永红第一次接替脚伤的丈夫与黄某冠单独砍芭蕉是7月2日。砍芭蕉通常由商贩到地里挑选芭蕉,由果农砍下背到地头,最后过秤装车。义永红似乎特别喜欢粉红色,她有一件这一颜色的短袖,专门在干活时穿,右肩上沾满了芭蕉深绿色的胶痕。

义永红后来告诉丈夫,那次,黄某冠趁着帮她把芭蕉扛上肩头的机会,摸了她的胸部。还对她说:“你不要干这么辛苦的工,我给钱给你用。”义永红拒绝了他:“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是干苦命工,赚辛苦钱的,我不是那种人。”

发生在芭蕉地里的事情已无法获得更多佐证。黄某冠水果店旁的其他商户称,事发后,已经一个月多没见到他。9月2日下午,黄的妻子在店铺旁支摊卖水果,她情绪激动,拒绝受访:“你都不知道他们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我的压力很大。”

一周之后,芭蕉又得采摘,义永红和黄某冠再次在植被疯长、荒无人烟的芭蕉地碰面。

这种见面似乎难以避免:义永红选择隐忍,同时与他们合作的“芭蕉老板”只有三个,一个是年龄很大的老伯,走路有点颤巍,另一个老板不上门收购,最后一个就是黄某冠。

在妻子向程善志的讲述中,黄某冠再次有不轨行为,未遂后,黄某冠除了470元的芭蕉钱,还多给了义永红100元,“我老婆就丢回给他,没有要”。

第三次是在台风抵达前两天。程善志称,7月15日,义永红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芭蕉地,挑选、砍背、过秤、装车。付完钱后,午后的大暴雨突然从天而降。义永红对车上装着雨棚的黄某冠说,自己没有雨衣,要等雨停再走,让他先走。

随后,义永红进屋,坐在那张近一年没睡过的床上避雨。在后来的报案中,义永红自述当时被强暴。事后,黄某冠丢下150元后就跑了。两天后,她告诉丈夫,那天她喝了黄某冠递来的蜂蜜菊花茶后,就有点不舒服,不知道是天气太热中暑还是菊花茶的缘故,头很晕。

丈夫和女儿的追问

若不是被丈夫发现,义永红原本打算让这些事烂在肚子里。

“瞒下来”这个决定并不难做。在后来双方接触的现场录音中,义永红自述其担心,若把遭遇告诉丈夫,他一定会去报复对方,最终会害了两个孩子,“我只想保护这个家庭”。程善志补充,妻子还有其他考量,比如对方有钱有势,自己是漂泊不定的外来户;再比如,44岁被“强奸”,“不光彩哩”。

义永红一直掩饰被“强奸”的痕迹。黄某冠第一次强抱她上床,义永红挣脱逃走时,大腿内侧红了一片,丈夫问起时,她谎称是背芭蕉刮到的。事发后,义永红骑车回家的路上摔了三次,回家后程善志看她闷闷不乐,但没怎么摔伤,也就没放在心上。

可在事发当天晚上,义永红让丈夫去女儿的空房间睡,让程善志感到不对劲。结婚23年,他们很少分床睡。后来,义永红跟丈夫解释,之所以分房是不知道黄某冠有没有病,怕传染给他。

不管妻子多想隐瞒,满心疑虑的程善志,还是在第二天发现了端倪。

像往常一样,程善志每天早上都要骑车去芭蕉地喂那条看家的狗。他打开房门后发现,床上的枕头被动过,很久没人用过的一大卷纸巾也只剩下一小卷。程善志“一下就怀疑可能发生这个事情了”。他菜都没买,赶紧往三排坡村的家里赶,质问妻子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得到的答案却是“没有发生什么事”。

程善志觉得那卷纸巾少得蹊跷,他联想到自己和妻子性生活后会使用纸巾擦拭,于是他继续逼问。直到深夜,追问依旧无果后,他给在海口打暑假工的女儿打去电话,期望女儿能问出什么。起初,22岁的女儿程海燕并不相信父亲说的,但在电话里感觉他很生气,她还是给妈妈打去电话,问“有没有被人家欺负”“有没有跟人家那个啥”。义永红在电话里长久地沉默、哭泣,在两个问题轮着问了几遍之后,义永红最终松了口。

图片义永红女儿回到自家的蕉田。(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听完妻子的讲述,程善志很生气,他气老婆为什么不告诉他,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就告诉他,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发生。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能发生在他身上。“如果你告诉我了,你的身体就不会被人家得到,最伤痛我心的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老婆一辈子都是我的人,不可能跟别人分享的。”

妻子多次瞒着不说,也让程善志忍不住怀疑,她到底是被“强奸”还是出轨。那晚,从来没对妻子动过手的程善志打了一下义永红的小臂。“我这辈子还对不起你吗?什么事都依着你,钱都是你管着,还要我怎么对你?”

“我知道发生这样的事谁都会不相信,不理解,我也百口莫辩。”义永红在遗书里说。

和解与报警

7月17日,台风“泰利”越来越近,越来越强,一场暴风雨已迫在眉睫。

这天上午,程善志打电话给黄某冠,让他到自己家来。他想跟对方当面对质,也想报复对方。快中午时,黄某冠拎着一箱王老吉上了门。程善志将一把长十几厘米的弹簧刀打开,藏在裤子口袋。义永红发现后一把将他抱住,让他不要做傻事。

这是三人第一次同时在场,也是最后一次。南方周末记者从当时现场录音听到,与其说这是一场两方的对峙,不如说三个人各有心事。

程善志没有原谅妻子,似在赌气地对妻子说:“你跟他好就好,不好是你们自己的事。”

义永红时而声嘶力竭,斥责黄某冠:“现在我自身难保。我还以为你是很正经的人。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搞我,你干嘛不去搞人家。”时而毫无气力,自怨自艾:“反正都是我下贱,我死了也没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知道要去哪。”

原本应是矛头所向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冠却像是“和事佬”,一边劝两人好好过,一边同意和解方案,对程善志说:“我给你一万块钱,我们两清啦,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都是好兄弟。”

程善志称,黄某冠当场写下一张字条:“本人与义永红发生性关系,现赔偿义永红老公精神损失费一万块钱。”并署名黄某冠。他拿出6000元现金,另微信转账4000元。但程善志没有收下这笔钱,他听从女儿的建议,报了警,并把那张字条交给了警方。

程海燕通过电话,旁听了这场和解。她并不赞成这个和解方案,除了有对方反告敲诈勒索的风险外,她还想让黄某冠给母亲道歉,更想让他坐牢。

图片7月17日,黄某冠上门和解时拎的王老吉至今仍在义永红家里。(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不过,事后回想,程海燕总觉得让爸爸报警有点过激了,“(一家人)没有沟通好,一下就报警了”。实际上,在黄某冠上门和解的前一晚,程海燕就提出报警,但义永红一直哭着说没有证据,对方也不会承认。程海燕认为,哪怕最后告不赢,也想让黄某冠道歉来恢复母亲的名誉。“对方一直想用钱来摆平。我觉得我们就算再穷,也不能让你这样欺负我们。”

程海燕尝试给黄某冠打电话“取证”,但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对方就说“不要扯这个”。

很难说清,与被“强奸”相比,公之于众的报警是不是更让义永红难以接受。7月17日晚,台风“泰利”登陆文昌,暴雨如注,狂风肆虐芭蕉。此时,义永红、程善志、黄某冠正在派出所接受问询。程善志听到,义永红一直在哭。

让夫妻俩意外的是,报警的第二天,即7月18日下午,黄某冠妻子、儿子、女儿、姐姐、姐夫一行五人找到家里,目的仍是和解。黄某冠口中的“律师”女儿对义永红说,不和解的话,以后传出去很难听,而且对正在上学的女儿影响也不好。程海燕不知道她还跟母亲说了什么,让义永红觉得女儿并不懂法,她拨通女儿电话:“你到底懂不懂法哩?”

程善志拍板拒绝和解后,对方的态度开始转变。程善志说,黄的妻子威胁他们,同时羞辱义永红,“要把老公让给她”。

嚎啕大哭的崩溃

从事发到两次和解不成,再到报警被问询,义永红正被一点点推向悬崖边缘。程海燕坦言,当时家人没有太多照顾到她的情绪,也忽略了她更需要的理解和陪伴。但对那时的程海燕来说,母亲的表现“一切都很平常”。

义永红的崩溃或是从一场歇斯底里的大哭开始。7月19日早上5点多,程海燕被妈妈的哭声吓醒。妈妈此前也哭过,都是躺在床上盖着被子默默流泪,像这样坐在床边撕心裂肺地哭,程海燕第一次见。

程善志站在门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程海燕站在妈妈的床边,同样不知所措,她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关心,也不知道怎么去抚慰她。甚至,她无法体会母亲此刻的痛苦。

她自认是一个情感粗糙的女儿,因为在这个家族,他们被灌输女儿只能靠自己,儿子就是靠父母的观念,“我外婆那一辈,会把女儿看得比较轻,不会把太多的情感给予女儿”。义永红被教育女孩读书没用,因此初二没读完她就辍学了。那时义永红成绩不错,考试成绩班级前三,还被舞蹈学校选中,但外公不愿花钱供她。

图片义永红一家的合照。(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到了程海燕这一辈,她仍被如此对待。小时候,义永红常对她说,姐姐一定要让着弟弟,弟弟的衣服必须由姐姐洗,夫妻俩偏爱儿子的情感在2015年儿子确诊急性白血病后达到峰值。为了不给父母添负担,程海燕自己赚取生活费,她做过服务员、洗碗工、前台收银等,“吃苦多了,觉得麻木了”。近几年,程海燕很少陪父母过年,都在外面打工赚钱。

义永红的嚎啕大哭没有减弱,她嘴里反复说着“这句话说得对不对”,程海燕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话。她拨通了大舅的电话,这是她能想到的安慰妈妈的最合适人选。外婆年龄大了,受不了刺激;患病的弟弟正在外地实习,是全家隐瞒的重点对象;而大姨、小舅与母亲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能支撑义永红的人几乎没有。

实际上,义永红自尊心很强,并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她的事。“我们很少找亲戚帮忙,也很少给亲戚打电话诉苦。我妈妈觉得,人家会取笑你,不会想要帮助你。”程海燕说。

远在东莞的大舅接通了程海燕的电话,“他喊了两声我妈妈的名字,‘红红,红红’,她一下子就收住情绪了”。

程海燕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顶梁柱突然间就垮了,弟弟生病化疗时她都挺了过来。程善志也想不明白妻子为何过不了这个坎:“我没有提离婚,也没赶你走,作为老公,我还是疼你的,为什么就想不开呢?”

程善志很满意自己的妻子,她漂亮,皮肤白,从不化妆,说话温柔,第一次带回老家时,村里人都夸他“你们家这祖坟好啊”。“这种老婆还有什么讲的,根本没有嫌弃的地方。”程善志经常教育女儿,以后要向妈妈学习,对老公要好。

义永红是个传统且保守的农村女人,连恋爱也是问清了程善志的属相生日后才在一起。婚后,除了干农活,义永红自然地揽下了洗衣做饭的家务,每天都给丈夫按脚,隔段时间还给他修剪指甲,吃完饭会坐在旁边陪着,丈夫喝完酒就去帮他盛饭。

家人的记忆里,义永红很少与异性打交道或是开玩笑,买卫生巾时总会躲躲藏藏,一定要用黑色塑料袋装。洗好的内衣也总是夹在其他衣服中间晾。

义永红没什么朋友,消遣的方式是喝茶、打麻将以及刷抖音。偶尔她也自己拍抖音,套上滤镜开到最大的花哨模板,她表情严肃盯着镜头。她有时感叹生活辛苦,有时配上歌曲“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回到娘家你别多嘴”“人这一辈子,咋就这么难”。

从2000年跟随丈夫到海南打拼,他们种过香茅,养过蛇,好不容易攒下钱想在老家盖房子,儿子却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因长期劳作,义永红双手骨节变形,无法伸直。她常对女儿说,跟了你爸,老家没有房子,海南也没有房子,哪都没有家。

母亲死后,程海燕总是梦到她,但总也看不到她的脸,程海燕猜想,可能是母亲“不愿意见我们,是我们让她失望了”。义永红留下的遗书,程海燕也不敢看第二遍。

被质疑的反抗

让义永红承受巨大压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她始终认为证据不够。

事发当天,义永红为瞒下这件事,她洗了澡,也洗了当天穿的衣服,用过的纸巾也被她扔在屋外的树下,已被大雨冲烂。“我恨我自己,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把罪证也弄没有了,我害怕告不赢他。”她在遗书中这样陈述。

另一件让义永红倍感绝望的事,是事发过程中,她不清楚自己的行为算不算反抗。在遗书中,她称:“如果反抗要像你们说的抓伤,抓扯衣服烂,这些没有。因为我害怕他打我,弄我的家人。我的口供上只说推他,说不要搞,这算不算反抗。”

程善志像是在宽慰死去的妻子,他说黄某冠比自己高出一个头,胳膊有自己的两个粗,身材魁梧高大。“如果他两只手抱着你,你有力气反抗吗?不管我老婆有没有反抗,是你这个男的主动侵害我老婆,不是我老婆去侵害你的。”

程海燕也不知道什么叫反抗,在她看来,推开对方也属于反抗。她平常很少关注女性权益保护类的新闻,在母亲自杀后,朋友推荐程海燕看了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女主在精神压迫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反抗。我觉得我妈妈在精神上是有反抗的,如果没有反抗,她不会有哭这种行为。”

对于反抗,66岁的村小组组长韩杭元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对方身体留下一个记号,哪怕有刀架在女方的脖子上,也要反抗。义永红自杀后,这个只有13户人家的小村庄,义永红以前常去的茶馆里流传着另一个故事版本:两人是偷情,被丈夫发现后自杀。

让案件变得复杂的另一要素,是黄某冠走时扔下的150元。在义永红自杀后的一次双方对质中,黄的妻子认为,给了150元,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成了“买卖”。在义永红自杀后,那两张脏脏的、黑黑的纸币被揉得皱巴巴,叠放在义永红的腰包里。

程善志感觉妻子被他们用钱侮辱了,“他(黄某冠)丢了钱就跑,我老婆肯定要捡起来了”。

7月21日,事发后第六天,程善志和义永红再次被叫去录口供,这也是事发后他们第二次录口供。正是录完这个口供,义永红写下了那封遗书。

程海燕记得,母亲录完口供回家后,她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她问:“你愿不愿意告?要是愿意告,我只能尽力去帮你。要是不愿意告,就不告了。”程海燕后知后觉,“(之前是)我们想让她去告,而不是她想自己去告。主动和被推动不是一个事儿。”

义永红选择了告。

在义永红的遭遇被媒体报道后,8月26日,文昌市公安局称已抽调精干警力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复查。据程海燕统计,义永红自杀之后,警方重新搜集的证据有:20瓶蜂蜜菊花茶(2瓶未拆封,18瓶空盒),义永红的手机,150元纸币,义永红妇科检查病历,事发后义永红第二天穿的内裤,床单,被罩,席子,枕头,胸罩,长裤,外衣,被雨冲烂的纸巾,以及义永红尸检取得的血液、肝和脾。

对于黄某冠是否被刑拘,立案的新证据又是什么,文昌市公安局政工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案件正在侦办中,不方便透露。”

图片义永红生前所住房子的卧室,遗书曾放在那张红色的凳子上。(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摄)

在程善志看来,即使在义永红偷偷写下遗书那天,他也没有觉察妻子有任何异常。7月22日,干了一天活后,夫妻俩决定到饭店吃晚饭。程善志给妻子买了四罐红牛,义永红爱喝红牛,事发前几乎每天都要喝一罐。程善志躺在躺椅上等她,冲好澡的义永红抱着丈夫,吻了他。那顿晚餐他们点了一份白斩鸡,还有一盘地瓜叶。义永红依旧没有胃口,连最爱的红牛也没喝,只吃了一点地瓜叶。

7月23日,是程海燕从海口回文昌录口供的日子。一早,程善志叫她:“红,我们一起去陪女儿录口供,两个人有个伴。”一连叫了三次,义永红都拒绝了,“她说,你去吧,我在家等你回来,我很累,想在家休息一下。”

搁在平常,程善志会去拉一下她,夫妻俩出行总是形影不离。但那天,“我就忘记拉她一把”。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责编 何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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