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朝新转自中文网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将新教传入中国以来伊经超过200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到1949年约为70万人，1949年中共建政60多年来，基督徒人数已经增长至7千万以上。从社会学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从人数规模、组织化程度、资源筹备能力已经成为事实上最大的具自发性、独立性的中国民间结社。但无论从学界学者到教会领袖都普遍认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和教会应有的影响力是很不相称的，教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近三十年，由上世纪80年代农村教会的福音兴旺到90年代后福音在城市工商、知识群体中的迅速传播，伴随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高速城市化和经济大国的崛起。城市教会成为中国教会的重心，福音在社会主流人群中的迅速传播和深入社区、建立在工厂、公司写字楼的城市家庭教会使党国体制感受在社会基层影响力消减的威胁，以2009年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受挫、2011年被迫进入长期户外敬拜、守望教会教牧人员被长期软禁，至今相持为标志，近三十年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导致的严重治理危机和不稳定，使党国体制对以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公民结社的自发生长越发深具戒心，2012年有体制内智囊将家庭教会贬为地下宗教列为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上访弱势群体5大当前的敌对势力之一。2012-13换届后，新领导人逐步展现在强力反党内腐败同时加强对社会控制的强硬手段。城市家庭教会被逼迫取缔的事件越发增多。
近期的南乐、子洲的教案，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各地有很多家庭教会受逼迫的情况，因为当事的教会领袖往往出于教会生存受胁迫的考虑而没有公开在媒体上。
2012年5月，我在深圳组织一次80多人的为期3天的家庭教会传道人退休培灵会，第三天，来了200多手持冲锋枪的特警和市国保、民宗局、街道办的官员，象对待恐怖分子一样把一群手无寸铁的传道人包围在会议场所，感谢圣灵提醒和带领，当时我作为会议主持正在酒店安排敬拜队乘车离开，躲过这一次包围，现场，我们一位赖弟兄稍微口头抗议、争取合法权利，就被几位早已安排好的不佩戴任何标记的打手拖到楼梯间拳打脚踢。后来，听说是从北京公安部来了4位高级警官，带着深圳市局的局长来查我们这个传道人的退休培灵会。当局出动反恐特警来包围教会的聚会，说明在政府在心目中是怎样看待家庭教会的。不仅如此，那段时间深圳有好几个这样的传道人的聚会被封禁。
2013年由国防大学制作的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中，把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迅速传播明确看作对中共统治的威胁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敌对势力。
表明了接掌统治权的新一代太子党集中了更多的权力后，采取更加强硬的意识形态控制来维护统治。
2013年7月以来，随着以爱、自由、公义为核心价值的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著名法学家许志永博士被抓，到刚刚在一月26日对许志永博士宣判判刑4年，标志着中共新领导人不会开始真正的以宪政方向的政治改革。也就是不会在宪政的框架下解决政教关系问题。
新领导人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新威权主义的强势政策下。未来5至10年中国家庭教会恐怕将进入新一轮的逼迫期。
传 1:9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认为教会历史上与今日中国教会的处境最接近的教父时代国教化前期，在经历主后三个世纪使徒时代、教父时代，教会开荒、福音广传、教会建立、罗马帝国的历次大逼迫和基督徒大批殉道后，基督信仰在全罗马帝国范围已经深深扎根并以殉道者的血和见证使基督得着极大荣耀。正如新教传入中国从筚路蓝缕到历经庚子教难；20世纪20、30年代的非基运动；49年以后的三自改造、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无神论共产主义改造消灭基督教的酷烈压迫后。200年来基督信仰已经在中国深深扎根，西方宣教士和中国殉道圣徒的血证明了基督的教会是任何地上政权不能摧毁的！ “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权柄：原文作门），不能胜过他”(太16:18)。这一点，也是政权所心知肚明的。“守望教会植了堂但进不去，这一现象背后的属灵含义是上帝国度的扩展和共产主义灵界体系之间处于僵持状态。未来两个国度都处于不进则退的状态。”[所以今后中国教会虽然可能还面临局部的酷烈逼迫或某些方面全国性的压制，党国体制却不能再用文化大革命或对付法轮功那样的手段对付教会，其自身共产意识形态的破产和失去影响力，更使其冀望统战教会来“和谐社会”并维护其政权稳固。
近日有学者兴奋地撰文介绍负责宗教政策的官员透露新时代的宗教方向：“提到十八大后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要动用宗教界的力量，释放正能量云云，中国将改变防范基督教的政策，改从正能量方向看信仰。最近参加中国两个与宗教有关的重要会议，习近平说“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该学者献计献策，提出“中国宗教政策从战略高度看基督教。不是从防范角度看教会，却正面引导中国基督徒投入参与建立中国梦，培养基督教会成为中国的精神文化资源之一，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一部分。”似乎，中国的信仰自由形势将有重大改变。
我个人不赞同这样的乐观，6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中共说了什么，一定要“听其言、观其行”。18大以来的各地教会不断传来被逼迫关闭的消息，超过以往的教案频发，特别是南乐教案，连中共自己体系控制下的三自牧师都要被抓，可以说是一个测试标志，是看教会的反应。评估社会震动的影响，看看是否其内部制定的10年内逐步消灭取消家庭教会的方针落实对“稳定”的震动烈度和可行性。
中共的宗教政策其实是其统战和意识形态政策的一部分，将其提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确实是高招。真要能实行，也可能对中国教会的信仰自由有利，但问题是中共的诚意有多少？ 我所担心的是：这不过是统战分化利用基督教在中共的政策位序重要性提高了。而不是中国的宗教自由提高了。
虽然新的强势领导人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意识形态控制政策（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亲任负责人）。但毕竟中国基督徒因政治原因大规模殉道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新的一轮逼迫更多是配合统战：逼迫有规模影响的城市家庭教会加入政权的统战工具党国控制的三自体系、控制家庭教会的规模、压制基督教媒体发展和进入主流媒体通道等等是其主要策略。
特别是在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领域，是否对教会和福音开放通道是中共是否对基督教视作正能量的试金石！
我和陈姐妹等在2011年创办了一份福音文化刊物《路上》，刚刚出来一期，第二期就被查封，主编陈姐妹被公安国保找上门，逼迫写悔过书，不得不逃亡躲藏。
那段时间，陆续查封<麦种>等纯粹的福音杂志以及山西太原恩雨书房教案，特别是2011年对按商业渠道发行电视片<福音>的北京雅西姐妹的抓捕判刑（3年）。更是表明了中共当局有组织地在执行其内部消灭家庭教会的计划第一步：重点打击压制基督教的媒体和出版。2013年以来，我们看到当局在执行第二步：压迫有规模的家庭教会被收编进入三自体系和打击不听话的一些三自教会传道人。
我在2013年8月离开中国来美读书以前，去东莞探望当地最大的家庭教会，这个有1000多人的家庭教会一直在国保和宗教局、三自的逼迫中，多次面临被取缔的逼迫，这个教会里有不少信徒是公务员，也帮助教会出主意，最后达成妥协，挂靠在同样是中共控制的基督教协会下面登记，其实，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会都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而已。
总之，如果是如那位学者欢呼的中国宗教政策将对基督教正面改变来到，结果却成了，在国家战略层面把基督的教会统战到政府控制下的三自或基督教协会体系。而不是按宪法落实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中国家庭教会可能进入到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这就是我所担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