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财经网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资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这样概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该报告被媒体广泛传播后，引发民众对不平等的关注。
报告第一作者、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谢宇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指出，财产不平等并不存在所谓的警戒线，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相对偏高，但也不是太离谱，而且，民众对不平等也有一定的容忍度，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财新记者：中国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这一标准是否过高？
谢宇：相对来说偏高，但也不是高的太离谱，也在预想之中。
财新记者：财产的不平等是否也与收入基尼系数一样，有一个警戒线？现有的财富不平等是否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谢宇：我就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警戒线。收入基尼系数也没有警戒线。
事实上，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还是有的，对于正当的不平等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不正当的不平等，比如郭美美哪来那么多钱？大家比较重视致富机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指你可富，我也可富。只要不平等的产生过程是合法的，正当的，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同的一点是，美国比较贫困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医疗、养老等比较健全，由社会负责，有保障。中国在医疗、养老等费用上不可控制的成分更多一些，不安全感更重，没有财产作为保障，预期会比较差，大家也会比较焦虑。
另外，美国绝大多数富人的财富会捐出一部分，但中国富人捐出来的还不多，私有财产怎么发挥公共作用，这方面可能还有待探索。
财新记者：你认为民众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现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会影响社会稳定？
谢宇：我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认识中国的不平等》中提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因为，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由于存在集体作为产生不平等的机制，不平等的界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化的，不平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以淡化，由此，在民众中不容易造成不满。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虽然中国有着很强的、要求平等的道德呼吁，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还是接受不平等的。不过，我认为，民众对不平等状况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这些不平等要给一般劳动人民带来实惠，并且一般的劳动人民有流向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即只要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因为受到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的现状。第三，有些中国民众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可能会带来不平等：因为我们要发展，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就很难避免不平等，所以，一些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地和勉强地接受中国现在的不平等。
基于以上三点，中国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并有所增加，然而它本身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机制（如政治、文化、舆论、家庭、社会关系等）来调节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财新记者：但是，中国也有很强的仇富心态。
谢宇：除了刚才提到的民众不能接受的是不正当不合法的差距，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美国的有钱人不太显富，穿着等都很一般，而中国的富人很多会炫富，这可能与文化也有一定关系。我们经常说国家的软实力不够，其实富人的软实力也缺乏，他们做了一些很多人看不惯的事情。
财新记者：财产不平等对阶层固化会有哪些影响？
谢宇：会有一定影响，差距越高固化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上一代可以将财富转给下一代，而且上一代的财富多意味着能给下一代更多的投资，比如教育，孩子上学不争气，家长还可以将自己的公司让其继承。这些现象我们也注意到了。
财新记者：和国外相比，中国当前的财产不平等状况有何特点？
谢宇：我们的报告分析了区域差异、户口差别、教育问题等对不平等的影响，当然，大家最重视的是不平等问题本身，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这些数据和我们的预判非常吻合。
研究经济水平有不同的指标，对贫困人来说，消费很重要，对一般人来说，收入比较重要，进多少，出多少，财富属于存量。改革开放之前，民众没有什么财产，或者财产本身也不怎么重要，留在那里也不怎么使用，而消费的具体内容则比较重要，比如吃什么饭，多大的房子等。现在经济发达了，市场化之后，财产的积累成为重要的社会话题，财富是长期收入的存量指标。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很高，而财富的不平等又大于收入的不平等。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要低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而美国的财富不平等要高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美国的家庭净资产的基尼系数是0.8，中国是0.73。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财富来源需要通过收入慢慢积累、投资，而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走得很快，房子一般不是买来的，而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房，收入低的人也可分房，随着市场化进程推进，房子越来越贵，成为重要的家庭财富，所以，这些财富不是通过投资、收入转化而来，而是因为分房造成的。在中国，财富和收入的关系要弱一些。
财新记者：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财产比重中房产占比是不是更高？
谢宇：是高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有的富了，但他自己不觉得富，因为他们的财产主要在于房产，如果没有房产再去买就又会是一大笔花费。中国人的富有很多是因为机遇，比如一个司机可能本身待遇不高，但因为分到一套房子，财富就很多了，但他的收入很一般。
财新记者：报告说，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这1%的家庭的构成是什么？
谢宇：作为实证调研，这1%的家庭都是什么构成，做起来有点难度，因为我们的样本只有一万多家庭，1%的样本就很小，只有一百家，出于统计的稳健性，没有刻意做这方面的报告，但我们对其的分布是有信心的。其实也做了一些，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教育高与低等问题，也与地区有关，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没有详细的报告。
财新记者：为何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反而并不太低？
谢宇：城市财富高主要原因是房产，农民的房产不值钱，所以财富少。事实上，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城乡收入基尼系数，是在降低的。农民的工资收入已经超过农地收入，而且，进程务工人员的总收入未必低于当地人，主要原因是他们很勤奋，工作时间长。农民工的收入是可观的，但体现不到财产上，因为他们不能在城里买房。
农民与中产阶层等对生活的满意度差距并不大，农民更乐观一些，每个人社会心理的满意度与社会预期相关，参照系不同，自我满意度也就会有所差别。满意度很大程度上不是看客观收入，而是主观收入，如果自己觉得高，虽然实际上与其他人相比并不高，也会觉得幸福。■
（财新见习记者 周东旭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