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江转自网易新闻
醒醒吧,别做梦了:北欧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
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五个北欧国家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但一定听过“拉仇恨”的北欧模式:上学不要钱,看病几乎免费。你生病了,老板照样发工资。失业了,政府给发工资。退休了,政府还提供丰厚的养老金,真正从摇篮管到坟墓。这里没有穷人,无论是电视明星还是家门口的粉刷匠,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等。联合国都说,丹麦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另外几个国家也不差,冰岛排第三,挪威第四,芬兰第五,瑞典第十。他们还能抱怨什么呢?
2016年6月23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场音乐节上的兴奋听众。/视觉中国
不止是中国人,一些美国人也对北欧模式心驰神往。2016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称赞道:“我们(美国)应该把目光投向丹麦、瑞典和挪威这样的国家,学学他们为劳动人民都做了些什么。”但可惜,人们对北欧国家所有浪漫美好的幻想,要么错误,要么过时。
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已经靠自由贸易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
毫无疑问,北欧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积累了数量难以置信的财富。1870年-1970年,北欧各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拿瑞典来说,瑞典在19世纪曾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比英国这种经济大国不知道穷到哪里去了。但到了1970年,它变成了全世界第4富有的国家。在1970年,瑞典人的生产力是100年前的17倍,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当然芬兰、挪威、丹麦人不甘示弱,也取得了14、12和9倍的成绩。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条河的晨间景色。/视觉中国 & Moment Open
不过,这些财富和“高福利”、“大政府”或者“社会主义”没多大关系。瑞典成就斐然,不是因为瑞典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国家一样,有着一套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安德里亚斯·伯格(Andreas Bergh)梳理大量过往研究发现:18世纪,瑞典引入私有产权,促进了农民土地产量;19世纪中期,瑞典建立私人商业和储蓄银行,农民储蓄和私人投资开始蓬勃发展;当时的财政大臣约翰·格里彭斯泰特(Johan Gripenstedt)奉行自由贸易,瑞典从人口、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获益匪浅;更不用说19世纪中期,瑞典还拥抱了新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了贵族享有的特权,为清廉政府铺平了道路。
北欧国家人均寿命之高、婴儿死亡率之低,也常常让很多人痛恨自己“投错了胎”。但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已经能够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尼梅·塞南戴吉(Nima Sanandaji)在《斯堪的纳维亚没有例外》一书中提到:1960年,挪威的人均寿命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瑞典(第3)、冰岛(第4)和丹麦(第5)。当时北欧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美国不相上下(30%左右),也就是说北欧还没来得及建立起高福利制度。但到了2005年,恰恰当这些北欧国家纷纷转型为高福利国家之后,他们与英国、美国之间的人均寿命差距反而被大大缩短了。
羡慕北欧高福利可以,但最好别以为北欧社会要比美国更不用“拼爹”
中国人羡慕平等的北欧国家,确实情有可原,毕竟双方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最好别以为是高福利制度带来了平等。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耶斯佩尔·罗伊内(Jesper Roine)、丹尼尔·沃登斯通(Daniel Waldenström)告诉我们,20世纪头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了巨大改观,但是绝大多数改善,注意是绝大多数,在瑞典还没变成高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另外一个残酷事实可能更让北欧粉心碎:北欧国家高福利下的平等,不见得能比“水深火热”的美国好多少。我们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普遍希望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经济学家就用“社会流动性”来衡量下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是由父母的收入所决定。明面上北欧国家在消除不平等的努力中表现出色,尤其是丹麦,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社会流动性排名最高,美国则不出意外地排名靠后。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自行车车流。/视觉中国 & Photolibrary
但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参与的一项研究,就试图帮助大家正确地认识世界。研究发现,比起美国来说,丹麦贫穷人家的孩子不会更有可能得到一份中产阶级的工作。而且,如果一对丹麦父母没有大学毕业,那么他们小孩上大学的机会和相同条件的美国人一样没什么希望。丹麦社会流动性看起来高,那只是因为丹麦把征来的高额税收转移给了穷人,从而“压缩”了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只考虑工资的作用,不考虑税收和收入转移的作用,丹麦和美国就非常相似。
就如同《大西洋月刊》所说,尽管丹麦对于福利非常慷慨,但机会平等在丹麦不存在,在美国也不存在。即使在童话般的丹麦,父母也很重要。那么北欧其他国家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论文揭示,18世纪的瑞典精英——医生、律师和大学生,他们的后代到现在仍然是精英,和英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此外,芬兰100%的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于继承,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28.9%。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芬兰人出生时不是亿万富翁,那他这辈子就可以对此死心了(需要再次强调,这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比,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和这些国家之间有巨大鸿沟,这里就不自取其辱了)。
北欧早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高税收、大政府的北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贸易者
或许是北欧五国太不起眼了,当人们还沉浸在对北欧不切实际的迷恋中时,北欧其实已经悄然转变。上文提到瑞典在1970年曾经是世界第4富有国家,但他们非要进行所谓“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试验。瑞典在随后二十几年中一落千丈,在富裕国家排行榜上下滑至第14名,经济增速排在西欧倒数第二。此后瑞典痛定思痛,进行了大量去管制和私有化的改革。
创立于瑞典的宜家,商场遍布全球各地。图为北京朝阳区一家宜家商场。/视觉中国
《经济学人》报道,瑞典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67%降到了2013年的49%;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57%,一大堆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纷纷被废除;瑞典大胆引入教育券制度,让那些不愿意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家长,能够选择私立学校(另一篇研究还证实,这促进公立与私立的竞争,提高了平均大学入学率与受教育年限);在医疗服务和老年人看护领域,私人公司能够介入与政府竞争;瑞典甚至对民航管制进行了私有化。
这些眼花缭乱的漂亮数字和实例都在说明,瑞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大政府、大规模公共支出的拥趸。我们再看其他北欧国家,如今的丹麦拥有全欧洲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它同样允许家长花政府的补贴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如果学费不够自己来补齐。芬兰则利用风险投资家的天使投资人的本领,促进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北欧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甚至比美国还低……难怪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年度榜单上,北欧五国都排在前列(中国排名第144位)。难怪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榜单上,除了冰岛之外,其他北欧四国都在前12名之内(中国排名第28位)。
创立于1925年的丹麦顶级试听品牌Bang & Olufsen。/REUTERS
为什么北欧国家要做出这样的改变?丹麦历史学家贡纳尔·莫根森(Gunnar Mogensen)说:“我们的福利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极好的,我们只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们负担不起。”上文提到的尼梅·塞南戴吉则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就像其他国家,北欧国家在经历自由市场改革时繁荣,在税收和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增加时止步。” 显然北欧国家总算明白,他们也无法逃脱基本经济规则的掌控。北欧不是社会主义乐园,但北欧比起其他税收高、生活质量却堪忧的国家来说,确实是遥不可及的天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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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per Roine & Daniel Waldenström. (2006).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Sweden, 1903–2004.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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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a Sanandaji. (2016). Misreading the Nordic Model.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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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作者:黄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