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一篇题目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Why China won't collapse）的刊文，认为中国不会崩溃的理由是中国政府的三大“非民主合法性”，只要这种“合法性”存在，中国就不会出现类似“阿拉伯之春”的民主革命。下面我来逐一反驳“非民主合法性”的三大来源。
1. 政绩合法性：这也是在国内最有市场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质的飞跃，只要生活条件改善，就没有革命。
首先，中国的经济成就算不算中共的政绩我要打个大问号，计划经济时期，中共严管经济，其悲惨结果大家有目共睹。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不再过分干预市场，实行自由经济，不再受束缚的中国百姓于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成功脱贫致富。真所谓中共“管什么，什么就乱，不管什么，什么就好”。假如有一天中共能够放手权力归还人民，中国社会生活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社会，小政府”的理念，放置四海皆正确。
其次，革命的发生与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并没有直接联系。中国的群众事件多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生活在城镇的人也比农村的人对政府有更多的不满和怨言。阿拉伯地区石油出口利润丰厚，社会人均福利和保障等各项数字都比中国高许多，但阿拉伯人民还是选择了革命。在封建社会，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农民阶级都比早前的奴隶拥有更多的财产和权利，但历史上农民起义造反的记载绝不亚于奴隶起义。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事实表明：以经济方面的“政绩”标榜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想法是脱离现实和违背社会常理的。正如里昂•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俄国革命史》中总结道，人民革命的动因是一种社会理念或制度的破产。中共政府可以采取“宣传”，“维稳”等手段延缓这一破产过程，但却无法阻止和逆转。
2. 精英政治，认为政治领导人要“德才兼备”。与其花钱怀疑和监督官员，还不如认真选拔道德高尚，能取信于民的精英分子为官员。
这又是一个脱离现实和违背人类天性的观点。“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就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也说过类似的话，“立志行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人非圣贤，天性里就不完美的人，不管道德水平如何崇高，都经不起权力的腐蚀。“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败”这句法学谚语正好解释了当今中国官场盛行的贪污腐败现象。
“人的本性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本是一个不带任何褒贬义的客观陈述句，但现代化的宪政民主制度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和程序让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成就了社会公益，使这句话成为褒义。而相反，在人治环境下“非民主”的中国，要升官发财用不着看下面的百姓，只要看上级就行，这句话显然成为大家所厌恶的贬义。之所以民主法治是先进， 精英政治是落后的原因就在此：前者使没道德的人成为好人，后者使有道德的人成为恶人。
况且，中国现今所谓的“精英分子”早已形成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行政权力瓜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取得的经济成果，其巨大利益链盘根错节，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让他们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并不现实，中共高层就算有人想振臂一呼，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无这个能力动他们的奶酪。我很不情愿地说，自下而上的，将要把整棵大树连根拔起的人民革命是最后的出路。
所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是不是精英我也要打个问号，但在为自己谋利益这方面，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其实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领导人都标榜自己是精英，但前者是自封和自利的精英，后者是通过民主选举获得广泛认同，为人民谋权益的精英。
3. 民族主义，强调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最初目的是恶意殖民侵略，认为西方的文化思想价值观的输出是遏制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冷战思维。为此，维护政局稳定，维护领土的完整，要强化政府的国家防卫职能，才能抵御外敌。
这是非常有诱惑性的观点，由于中国有长期被侵略和殖民的近代史，民族归属感是最容易被煽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在不断融合，变化的。以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例，曾经北方的蒙古族，满族不都是对汉族具有敌意的侵略者吗？而南方的壮族，苗族等众民族有几个没有跟汉族有武力冲突的经历？ 就连汉族本身，也是由无数的其他民族归化而成，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鲜卑族人。为什么中共今天一方面要强调中国56个民族一家亲，不去翻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旧账，而另一方面又牢牢抓住近现代西方外族对中华民族的敌意不放呢？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中国共产党。
国家，民族利益不等同于国家统治者的利益。而中共统治者就在肆意扭曲，玩弄，甚至绑架民族主义，以增加自己的极权统治的筹码。因为盲目排外，煽动不分是非的民粹情绪，不断制造假象敌人，就可以不停产生狭隘的“爱国热情”，达到对内增加凝聚力的目的。将“中国”，“民族”等概念与中共政府进行捆绑，一方面可以搪塞和转移人民对现实中共专政的不满情绪，制造中央集权维稳的正当性，让民众产生“再怎么被剥削和压迫总比做亡国奴要强”的认识； 另一方面又将国际舆论上的“中国独裁政府威胁论”转化为“中国威胁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愚弄民众。
国家和民族都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之不受侵犯，才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提出过“主权”是人民为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益，以契约的形式组成的公共意识。所以主权真正的含义为“人民主权”，而非中共政府所谓的“国家主权”。其次，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和精神财富，是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兼融一致的。但如今的当局却有意在民族和民主这二者上制造紧张关系，由于官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业已破产，当权者于是推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来整合官民文化利益的同时，又据此抵抗和拒绝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中的民主和法治。这种抱残守缺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官方利益的最大化，但其代价就是延误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其损失由全中国人民买单。
正如冉云飞先生所说的，不是民主自由制度下所诞生的民族主义，只能成为官方压制个人权益的工具和维护专制统治的幌子。中国社会的发展，政局的稳定，不能以广泛牺牲中国人民自由，公平，权利，健康和幸福为代价。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党员 涂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