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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观察:社会平等不会妨碍经济增长

2015年05月11日 综合新闻 ⁄ 共 141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陈淑钗转自金融中文网

等是当前的热门话题。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引起的反响,显示出人们愈发焦虑。但皮凯蒂对两个问题几乎没有关注:为什么不平等事关重大?减少不平等的代价是否会超过潜在的收益?这一空白有待填补。

本书主要在政治层面探讨不平等问题。但经济层面同样值得注意。令我惊讶的是,作为最为保守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员工却在2月份一篇题为《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长》(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的备忘录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文章得出的结论很清楚:一开始较不平等的社会,倾向于再分配更多的财富;净不平等程度降低(干预过后)可推动更快、更持久的增长;再分配对增长的影响一般是良性的,只有极端状况下才有负面作用。

这些结论引人注目。那么,为何它们可能是真的?

对于第一条结论,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至少在普选民主制社会,市场产生的不平等越严重,要求再分配的政治压力就越大,因为选票的分配比金钱更平等。富人的对策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剥夺穷人的选举权。他们也可能强调社会和文化问题,试图吸引收入较低者的支持。此外,富人总是在施加政治影响力。再分配通常能最后胜出,这并不惊人,而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现在来考虑第二条结论。其实,不平等可能促进增长,因为它反映出对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高度激励。不平等可能还意味着更高的储蓄和更高的投资,因为富人的储蓄率很有可能高于穷人。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引用这一论据来为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不平等辩护。在穷国,不平等可能为部分人口提供创业或接受教育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不平等可能剥夺穷人维持健康、习得技能或照顾、教育子女的能力。它可能造成不稳定,因为政治观点容易两极分化,一边是提倡低税收的保守主义,一边是提倡再分配的民粹主义。它还可能阻止两方就负面冲击的应对之策形成共识。

至于第三条结论,不难看出再分配政策为何可能妨害增长。随着收入的升高,税收带来的经济成本不相称地增加,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一些再分配政策可能只会产生低成本乃至负成本:例如,消灭那些主观设置、照顾富人的税收漏洞;再例如,利用税收为公共投资、强化教育和全民医疗提供资金。这些措施可能促进平等和增长。

那么理论上,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既可能带来好结果,也可能带来坏结果。我们需要在对证据的仔细分析中寻找答案,即便这些证据无疑还不尽完美。IMF研究得出了非常确切的结果。

IMF研究提到,在过去半个世纪,市场造成的(即政府干预前的)不平等在高收入国家加剧,在发展中国家弱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与人们的预期相符。另外,在高收入经济体,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和政府干预后的不平等之差异低于其他国家,因为前者政府实施再分配的力度要大得多——这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IMF的分析依靠关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的跨国数据。它分别考察了不平等和再分配对5年内人均实际收入和增长期长度的影响。以5年增长期为研究对象,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不平等削弱了增长。再分配的直接影响是可以忽略的负值。但它通过减少不平等间接促进了增长。另外,更高程度的不平等降低了增长期持续的可能性。最后,研究发现,如果进一步提高本已很高的再分配程度,将影响增长。但如果不走极端,提高再分配不会损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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