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金融中文网
等是当前的热门话题。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引起的反响，显示出人们愈发焦虑。但皮凯蒂对两个问题几乎没有关注：为什么不平等事关重大？减少不平等的代价是否会超过潜在的收益？这一空白有待填补。
本书主要在政治层面探讨不平等问题。但经济层面同样值得注意。令我惊讶的是，作为最为保守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员工却在2月份一篇题为《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长》(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的备忘录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文章得出的结论很清楚：一开始较不平等的社会，倾向于再分配更多的财富；净不平等程度降低（干预过后）可推动更快、更持久的增长；再分配对增长的影响一般是良性的，只有极端状况下才有负面作用。
这些结论引人注目。那么，为何它们可能是真的？
对于第一条结论，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至少在普选民主制社会，市场产生的不平等越严重，要求再分配的政治压力就越大，因为选票的分配比金钱更平等。富人的对策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剥夺穷人的选举权。他们也可能强调社会和文化问题，试图吸引收入较低者的支持。此外，富人总是在施加政治影响力。再分配通常能最后胜出，这并不惊人，而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现在来考虑第二条结论。其实，不平等可能促进增长，因为它反映出对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高度激励。不平等可能还意味着更高的储蓄和更高的投资，因为富人的储蓄率很有可能高于穷人。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引用这一论据来为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不平等辩护。在穷国，不平等可能为部分人口提供创业或接受教育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不平等可能剥夺穷人维持健康、习得技能或照顾、教育子女的能力。它可能造成不稳定，因为政治观点容易两极分化，一边是提倡低税收的保守主义，一边是提倡再分配的民粹主义。它还可能阻止两方就负面冲击的应对之策形成共识。
至于第三条结论，不难看出再分配政策为何可能妨害增长。随着收入的升高，税收带来的经济成本不相称地增加，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一些再分配政策可能只会产生低成本乃至负成本：例如，消灭那些主观设置、照顾富人的税收漏洞；再例如，利用税收为公共投资、强化教育和全民医疗提供资金。这些措施可能促进平等和增长。
那么理论上，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既可能带来好结果，也可能带来坏结果。我们需要在对证据的仔细分析中寻找答案，即便这些证据无疑还不尽完美。IMF研究得出了非常确切的结果。
IMF研究提到，在过去半个世纪，市场造成的（即政府干预前的）不平等在高收入国家加剧，在发展中国家弱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与人们的预期相符。另外，在高收入经济体，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和政府干预后的不平等之差异低于其他国家，因为前者政府实施再分配的力度要大得多——这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IMF的分析依靠关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的跨国数据。它分别考察了不平等和再分配对5年内人均实际收入和增长期长度的影响。以5年增长期为研究对象，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不平等削弱了增长。再分配的直接影响是可以忽略的负值。但它通过减少不平等间接促进了增长。另外，更高程度的不平等降低了增长期持续的可能性。最后，研究发现，如果进一步提高本已很高的再分配程度，将影响增长。但如果不走极端，提高再分配不会损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