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宜增转自第四国际
为建立阶级斗争的领导而奋斗！
保卫中国官僚畸形工人国家！
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斗争！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是根据一篇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美国支部美国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 League/U.S.)的报纸《工人先锋报》(Workers Vanguard)第961号(2010年7月2日)的文章略加编辑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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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必须支持这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工人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这次罢工浪潮，从5月17日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变速箱工厂工人持续近三个星期的停工开始。由于源自该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本田在中国的所有组装工厂全部停产。
在佛山工人争取到接近三成的加薪后，罢工浪潮扩散到繁荣的广东工业地带和其它地区的工厂。被罢工浪潮波及的，多数是外资、特别是日本的汽车公司的工厂。另外，工人在几家台资工厂也进行了罢工，其中在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制品厂的一次，大约50名罢工工人在与警察冲突时受伤；同时，大陆资本家拥有的一些工厂，也发生了罢工。
在中国经营的中外资本家，通过剥削大多数由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劳动力，积累了巨额利润。很多工人被逼以仅仅高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每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同样在广东，被广泛报导的、发生在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庞大电子厂区的自杀潮中，工人面对的环境被鲜明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有超过30万工人，在苛刻的纪律之下长时间劳动为苹果、戴尔、索尼和其它大型美国和日本公司组装电脑和电话的台资厂区，今年已经有起码十个工人自杀。然而，工人在富士康的巨大集中，也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无可限量的潜在力量。
经过近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因此，中国工人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1949年的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集体经济。虽然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从开始就被斯大林主义的中共官僚层统治所扭曲，它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来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尽管中共政权的“市场改革”带来了诸多的资本主义侵蚀，中国的经济的核心部门，仍然建立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参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分析”，《工人先锋报》第874号和第875号，2006年8月4日和9月1日，中文翻译发表在斯巴达克派小册子，第8号，2007年5月)。
在最近两年，同深陷经济衰退、裁员数以千万计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虽然出口导向部门受到全球衰退的一定打击，中国经济依然持续增长。正是中国经济核心的公有部门引导资源的能力，使中国避免了陷入资本主义牟利生产制度固有的那种深刻危机。现在，中国经济再度快速地增长，造成了显著的劳动力短缺。国家在内陆城市的投资，吸收了大量本来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工厂的劳动力。
美国日本德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坚决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统治、为方便资本主义剥削彻底开放中国。就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尽管工会目前的领导是出卖工人利益的，也必须保卫工会来反对老板一样；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高压统治和对资本主义作出种种妥协，工人也必须保卫中国反对资本主义反革命。
在提供低工资的外来务工人员给外国资本剥削的过程中，中共官僚层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劳工承包商。如今，官僚层本身就包括了大量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亲戚或其它关系的分子，几年前橡皮图章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部加强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尽管如此，中共官僚层依然倚靠着公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它的政权和种种特权的来源。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清除在国内严重削弱国有财产体系、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调和的寄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为了保卫和扩展中国工人国家的胜利果实、让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直接掌握政权，需要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将会激励整个资本主义亚洲，包括工业强国日本，以及世界各地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工农委员会政权在中国的崛起，也将会促进台湾工人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从而打通中国革命重新统一的道路。
中国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
面对社会底层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胡锦涛的中共政权用建立“和谐社会”的名义，减缓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在中共官僚层增加“拥护工人”花言巧语的同时，众多省份和大城市的政府被逼大幅度增加了最低工资。中共官僚政权保卫体现在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革命成果的力度，取决于它恐惧工人阶级的程度。
不寻常地，中共统治者起初允许国内媒体广泛地报道罢工，特别是在日资工厂的罢工。伴随这些报道的，是对中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同样不寻常的坦白。在5月13日，《中国日报》引述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的一名领导，报道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人工资的份额，从1983年的百分之57下跌到2005年的百分之37。《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英文版，6月2日的社论，就有这样的陈述：
“确实，在开放的30年里，普通工人是从经济繁荣中得益最少的群体之一……正在市场对日本品牌汽车的需求提高的时候，本田四个工厂的暂时停产，突出了在中国工厂实施有组织的劳动保障的必要性。”
想必是因为关注罢工的扩散，中共官僚层后来明显地缩减了媒体的这种报道。
大部分罢工的领导者，似乎都是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包括了女工。他们展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斗志和包括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动员工人、跟进各地事态发展的组织能力。意味深长的是，在佛山和中山的另一个本田工厂的工人决定选举他们自己的、独立于由执政党中共控制的全总的罢工领袖和谈判委员会。在一些罢工中，全总官僚公开地和管理层勾结，企图强迫工人复工。在5月31日，工会官僚组织的一些流氓殴打佛山本田罢工工人，导致几名工人受伤。第二天，这些全总官僚发表了一封推卸自己在打人事件中责任的公开道歉信。
佛山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和相关工作人员”。中山的罢工工人在6月11日举行游行示威時，也同样地提出了选举他们自己工会领导的要求。虽然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在1982年取消了中国宪法关于公民享有罢工权的规定，2008年的几项劳动法改革，让工人和以前相比，较容易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很多罢工工人引用这些法律改革，明确地向记者说明他们相信自己有进行罢工行动的权利。
年轻女工李晓娟代表佛山罢工工人谈判团发出的公开信声明：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
——引自伦敦《金融时报》，6月10日
中国工人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领导，去推进从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公司那里夺取最大可能权益、打击通货膨胀恶果和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在国有产业里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领导去保卫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进行反对官僚滥权的斗争。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是争取由工农委员会的统治、取代寄生的中共政权的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一个真正由工人民主统治的工人国家，也需要工会去防范各种侵权和流弊，并协助计划生产和工作方法。弗·伊·列宁在苏联工人国家早期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中，坚持共产党人应该依靠党的政治纲领和他们为工人国家作出贡献的经验，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他们必须被工人选举，而不是被政府任命。
建立不受官僚控制的工会的斗争，必须以保卫1949年革命的社会果实，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为出发点。因为像香港《中国劳工通讯》一类宣传西方“民主”(即有议会掩饰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统治)的亲资本主义势力的谋略，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以前主张所谓“独立工会”的《中国劳工通讯》，现在提出要在全总内部工作，好让它能脱离中共的控制。伪装成工人组织的《中国劳工通讯》，其实是一个和美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的反革命组织。其领袖韩东方，同时也是“世界民主运动”的副主席，这组织则是由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门面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和经营的。
在关于中国罢工的报道中，西方资产阶级媒体提到了在1980年代东欧和苏联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打头阵的反共“工会”，波兰团结工会的幽灵。不管有没有明说，这些媒体的立场，就是中国工人必须反抗中共政权和拥抱“自由市场”。中共政权也提到团结工会的幽灵，虚假地宣称，任何有组织地反对中共统治的力量都必定是拥护资本主义和反革命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在《华尔街日报》(6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不公开的劳工局势闭门讨论中，胡先生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引述了已故元老邓小平关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如何推垮整个苏东集团的共产党的警戒”。
和世界上大多数表面上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反对团结工会，并在东欧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反革命斗争到底。但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并不是一个团结工会式的现象。当年促进团结工会发展成反革命运动的各种因素，和今天的中国局势没有相似之处。这些因素，包括天主教会在波兰社会的深厚根基，和被摆布反对苏联的波兰民族主义的角色。此外，今天中国的罢工，是抗议在大型私有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残酷剥削的，而这样的企业，在1980年左右的波兰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中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任何幻想。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今天在中国形成的，就是一个群众性的亲资本主义工人运动。
为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而奋斗！
这次符合中国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由外来务工人员领导的罢工潮，突出了废除中共统治者的歧视性户口制度的必要性。在这个制度之下，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子女的城市居留权、教育和医疗权益都被严格限制，使他们只能短暂和不稳定地在城市生活。大部分国有企业工作和相关福利，还是拥有城市户口工人的特权。
外来务工人员的不稳定身份，是对外资部门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恩典，让他们能够享用现成的极低工资劳动力群体。在官僚层可恶的户口限制下，许多同外来务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现在在工厂辛勤劳动的青年工人，也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外来务工人员必须享有和合法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和福利！
由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将会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者的所有成分。工人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只能在劳动者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正如马克思主义领袖里昂·托洛茨基，在他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猛烈的起诉书《被背叛的革命》(1936)中解释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
中共官僚层的亲市场政策，加强了中国国内的反革命力量。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大大地增强了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中国城市经济吸收了至少一亿五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的事实，是一个具有重大潜在意义的因素。这个形势，需要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提供一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出路。就像我们在“女工和今天中国的各种矛盾”(《斯巴达克派》英文版，第61期，2009年春)中写道的：
“迟早——很可能在官僚层内部及其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采取行动消除中共的政治权力之时——中国社会里的爆炸性社会压力将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中国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工人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扫除寄生的官僚层，以此来保卫和扩展1949年革命果实，将中国打造成争取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重镇；还是资本主义反革命胜利，带回灾难的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
一个革命的工农政府，将会终结官僚专制和腐败。它将剥夺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财产，并为劳动人民的利益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它会建立一个在工人民主条件下——而不是毛时代自给自足的和官僚的命令主义——运行的集中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在为了给全体人民提供起码基本的经济保障而斗争的同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将理解，要让所有人得到物质的富裕，将取决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政策源自“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民族主义的中共政权，是激烈地反对这个展望的。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特区里的工人，被一些同时在日本、美国和世界各地剥削工人的财团所剥削的事实，产生了潜在的国际团结机会，还指出了各地工人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共同利益。
中国革命成果的存续和发展，以及社会符合劳苦大众利益的全面现代化，需要国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这将会为全球的共产主义未来打开道路。这就是为重新锻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而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