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宜增转自贸易与可持续增长国际中心
作者：刘开明
出口型制造厂所做的实证研究，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员工平均年流失率超过近年来，“赋权”一词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并从最近中国劳工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动力。由于罢工潮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区域的空前增加，新劳工运动已经显现出加速的趋势。有影响力的事件包括2010年全球电子设备供应商巨头——富士康15名中国工人自杀，以及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的广东零部件制造厂工人的成功罢工。然而，中国政府对新劳动运动表现出更多的是容忍，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包括调整相关的规定和政策以减少劳资关系的冲突。
劳动关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为关于赋权中国工人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能量。考虑到中国的多重约束、不均衡的结构以及政治资源的分布，本文旨在回顾相关的争论并致力于提供一种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视角，以回答以下的问题：为什么赋权中国新生代工人是不可避免的？调整劳动关系的解释和途径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贸易商、全球供应链中的工厂、中央和地方政府、非政府机构和中国工人，如何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实现双赢的局面？本文将通过整合二手信息分析、自身的观察以及对很多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工厂的调查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中国新劳工运动：类型和趋势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人力资源，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转移和对他们的剥削来实现的。农民工离开农村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但却保持着他们的农民身份（户口）。虽然农民工对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出口型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低工资、很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歧视。作为廉价劳动力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由于近年来罢工潮和劳工冲突的增加，现在廉价劳工政策似乎要走到了尽头。中国的新劳工运动不能被狭义地理解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劳动标准的过程，而应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来调整劳动关系和权力结构以赋权中国农民工。
为了理解为什么赋权中国工人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中国新劳工运动显示的讯息，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新一代中国工人的行动和反应分为五类：反抗、逃避、自杀、罢工和社会骚乱。
1）诉讼：保护自身权利的个人努力
根据官方统计，相比于1994年的19,098起和2008年的930,000起劳工纠纷，2010年中国有1,287,400起劳工纠纷。个人诉讼的快速增长尤其受《劳动合同法》和《劳动纠纷调解和仲裁法》的实施的影响。这两个法律代表了中国政府为保护工人权利所做的努力。81.13%的案例和工资福利相关，这意味着经济利益仍然是中国工人主要关心的方面，同时也意味着工人不再接受低工资福利的现状。新劳动法向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同时也降低了劳动争议法庭的门槛，让工人更容易进入。尽管在进入劳动争议法庭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从而使很多工人把他们的案例放在劳工论坛或法庭上，但是个人诉讼经常还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高昂的成本。
2） 逃避：用脚投票
对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更可能选择一种逃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恶劣工作条件的不满。就这点来说，流失率是工人的态度的最好反映。根据ICO从2008到2009年对210个50%，特别是电子制造厂。根据ICO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3月对广东的15个电子厂的调查来看，其员工平均流失率高达89%，而最高的可以达到200%。抽样工厂的高流失率证实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比如在正常的劳动市场条件下，电子制造业作为中国出口型经济的主力，由于有更好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吸引和选择高质量工人的优势。除非员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否则对于雇主来说留住员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高流失率意味着不管是雇主还是工人都无法从中获利并且要遭受损失。对于雇主来说，他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资源与经济成本去招聘和培训员工从而完成贸易合同并保证产品质量；对于工人来说，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离职放弃一个月的工资，以及放弃可以让他们成为技术工人的机会。因此对很多工人来说他们不愿意选择逃避，但这个方式却是可以让他们保护自身利益或者向雇主抗议的一种方式。
3） 自杀：一种消极回应
2010年，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厂富士康深圳工厂15名员工接连自杀。这件事极大地冲击了整个中国和国际社会。这场悲剧让公众注意到中国工人脆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国内外的公众、产业领袖、学者和决策者开始思考世界工厂总体的劳工成本以及目前的劳工体制，尤其是廉价劳工战略的局限。
据工人和媒体称，由于对工人的剥削，令工厂在过去二十年得到了快速的扩张。在2004年7月，ICO调查团队通过在富士康外部对其工人进行访谈了解到，他们必须忍受长时间的工作时间，低工资福利，不良沟通和严格的惩罚措施4 。富士康国际的财务报告（2010）显示其人员从2008年到2009年增加了9.7%，但是其总劳动力成本减少了28%，人均劳动力成本减少了34%。被访谈工人表示他们的生活压抑和工作单调。在每天工作的10-12小时内他们必须像机器一样一直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没有任何社交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并不是最差的，而事实上它比中国许多中小型企业要好得多。但是，对于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工人来说，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这个所谓的全
球顶尖公司工作，却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圈套中。在这个套圈中，他们为雇主创造利润，但得到的却只是漫长的工作时间（每天10-12小时）、每周至少6天的工作以及维持生活的微薄工资。虽然富士康是中国当代血汗工厂的好范例，但是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却是一个显示了中国工人新开端的典型事件, 中国工人不再接受这样的体系或工作条件。在这样的体系或工作条件中工人被看成工作机器的一部分而没有任何未来。
4） 罢工：反对恶劣工作条件的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包括罢工和集体诉讼比上述的个人行动更敏感，同时在工厂内外也都是被禁止的。中国工人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和罢工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会轻易选择罢工，除非他们有别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尽管受到政府和雇主的严厉控制，在过去的十年里罢工仍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大部分罢工都是关于工资、福利、辞职赔偿以及工伤或职业病赔偿。近些年来，罢工中有一些相当新的现象出现，即工人要求他们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或重组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本田员工的罢工。
在中国佛山，一个本田变速器厂的工人于2010年5月17日开始罢工，并且导致中国大陆的四个本田工厂都被迫停工。本田员工的罢工涉及1,900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罢工初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5月30日当地官方工会和工人发生冲突，他们通过网络公开声明：他们正在为工人保护自身权利树立一个榜样，并且要重组工会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工人通过互联网联系了国内外记者以及法律顾问。罢工的结果是公司不得不接受工人工资增加24%的要求，并将工人选举出来的代表纳入重新选举的公司工会。
和富士康自杀事件相比，本田罢工的胜利似乎显示了中国劳工运动从个人斗争进入到集体行动的新阶段。它不仅显示了中国新生代工人的阶级意识进入到新层次，同时也显示了中国新生代工人同雇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谈判的自信与技巧。
5）骚乱：反社会的回应
尽管农民工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劳动力的主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和户籍相关联的社会隔离制度仍然是有效的。社会隔离制度使农民工不能融入到城市或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地区。因此，农民工不仅受到雇主的劳动剥削，而且也受到当地社区的社会歧视或排斥。2011年的很多罢工潮反映了农民工反对社会排斥或隔离制度的愿望和需求，或许这些事件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即社会维度已经成为中国新劳工运动一个重要的元素。
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发生在2011年6月11日广州附近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新塘镇的大骚乱。这场骚乱是由一名来自四川的20岁怀孕妇女王小姐引发的。据称，王小姐一天前在一个超市前面被保安人员粗暴对待。政府雇佣的保安试图阻止王小姐卖东西。该事件引起了成千上万在新塘或附近工作的四川籍农民工的抗议。他们中有很多人走上街头，攻击警车和公共建筑。重要的是，他们的抗议不仅仅针对地方政府和警察，而且也针对当地居民，特别是高档社区中的居民。这一切迫使当地居民关闭商店。该事件似乎清楚地向中国政府和公众表明新生代中国工人越来越难以接受目前的制度安排。在这个体制中，他们居住和生活数十年的城市一直在拒绝他们融入到当地社区的需求以及教育、医疗、居住的权利。
不管是集体行动如罢工，还是个人抗议如去法庭诉讼，这些都意味着工人开始通过集体的力量和法律途径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权利。这是他们对恶劣的工作环境所做出的正面回应。他们尝试通过工人与雇主的谈判以及法律的途径来改变或改善他们的现状。这些正面的行动唤醒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和工人阶级的团结，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重建与雇主、当地社区、政府和官方工会的关系。
赋权中国工人：不同的途径
为了了解中国新劳工运动的真相，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新生代工人赋权的必要性。然而，不同的人可能对赋权有不同的解释和赋权路径。劳工纠纷与罢工潮的空前增加为我们从中国新一代工人需求的视角来分析和比较这些途径奠定了基础。本文将“赋权”从广义上界定为空间增长的过程，在这个增长过程中，新一代工人有效地表达、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及权利。换言之，赋权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即通过这个过程，中国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因此，从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来看，可以把不同的解释或途径分为四类：法律保护、工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法律保护途径主要关注于认识与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这个途径重视提升劳工标准中法律手段和劳动管理部门的核心作用。这个途径主要在最近十年占主导地位，许多新法律法规包括劳动合同法（2008）开始实施，尽管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对这些法律和法规还存在很多争议。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重点关注劳工个人的权利，而难以被外来劳工人员用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基于对伤残农民工和他们在寻求当地法律支持的不公平故事的实证研究发现，和赋权工人相反，在“剥权”过程中，工人在寻求法律和行政支持中会更加脆弱。
为应对新劳工运动，特别是本田员工罢工的成功，工会的改革和完善逐渐成为赋权农民工以及实现劳资双方权力关系平衡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机制7。因此，官方国家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加强工会建设，旨在大部分私营或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推进集体谈判的进程，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引导私营企业大部分员工或代表签订集体谈判协议。然而，官方工会已经提出了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工会相对于当地政府、雇主、一线工人意愿和利益的代表的独立性，妨碍了工人对工会的信任和参与。因此，这可以对当地官方工会的资源和空间扩张起到积极的影响，但是不会对赋权工人的重大进步产生任何影响。
与上述的自上而下的途径不同，许多人相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尤其就赋权工人的目标来说，是最好和有效的解决方式。基于对珠三角地区10个草根劳工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非政府组织是由农民工创立的。这些组织旨在提高农民工对其权利和能力的意识，并探索农民工的法律支持和赋权的新机制。然而，由于资源有限以及当地政府的偏见及限制，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似乎还处于幻想中。如果没有国际资金或财政的支持，很多组织都可能无法生存。另外，如何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减少他们的冲突也还是一个问题。
和其他途径相比，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核心原则是商业利润和工人权利的平衡。国际社会已广泛接受了这个原则并将其付诸实践。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已引进这个原则，并且目前这个原则已成为监督企业基本行为的重要商业途径。但是，考虑到对象的多样性、不同的理解以及现实中雇主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
除非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重视劳动关系的调整，否则赋权工人很难进入到CSR实践的核心位置。
但是以上的途径之间并不必然是互相排斥的，而且不同原则有不同的目的，每个途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各种制约面前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发展出一个更加综合和融合性的视角来吸收和整合以上途径中所有有价值的元素。
考虑到中国赋权的复杂性和多种制约，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多元参与方式。该方式强调工人的核心作用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和双赢的局面的参与。理论上，它包含以下的内容：
·工人是整个赋权过程的核心。这意味着所有有意义的项目、行动和解决方法都应该反映一线工人的利益或需求，或者把一线工人的利益或需要当作目标。工人的信任、利益和完全支持是这个过程开始和运转的关键。这个过程将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富有建设性的和可持续的成果。
·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应该与工人进行沟通和互动。他们包括工厂的所有者、国际贸易商以及当地政府，但也不仅限于此。工人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沟通和相互尊重对富有建设性的结果是重要的。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基础，同样也可以把所有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CSR被广泛接受并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用，而且是因为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工厂作为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被包含在这个过程中，从而确保他们可以从赋权工人中共享到利益与利润。
·重要的是工会或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工人和相应的利益相关者的平等沟通与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要起到重要的作用。虽然所有利益相关者应该认识到并且感激他们在调动工人参与及从工人参与中获得信任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但是从独立和专业的态度来看这些中间组织的质量也是同等重要的。
结论
本文旨在揭示赋权新生代中国工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将二手信息的分析和对中国沿海区域出口型工厂的观察结合起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中国的新劳工运动要求赋权中国工人。赋权中国工人是指空间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人可以表达、了解、以及和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贸易商、工厂管理层、中央与当地政府、工会及非政府组织等进行沟通和合作。这要求对劳动关系与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因为劳动关系与权力结构在很长时间内都忽略了中国工人的意愿、需求及
利益。
其次，赋权中国工人涉及不同的维度、动力与约束。如果多元利益相关者没有参与，而且对这个过程没有贡献，那么这个赋权是难以实现的。单一的方式或只关注一两个因素都难以揭示出新劳工运动的根源及其真正动力。然而，新劳工运动为劳动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新的动力，也同样为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提供了机会。
再次，对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努力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为工人、雇主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相尊重信任及平等沟通建立了一个新平台或新环境。富有建设性的沟通和对话的很大障碍是缺少对工人的尊重与信任，这将会阻碍劳动关系的调整及其出口部门的转型。
第四，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努力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政府组织、工会、学术机构与其他中介组织，这些机构能建立和推进工人与多元利益相关者间富有建设性的沟通及对话。这要求培养新的专业人士。这些新专业人士不仅要有赋权中国工人的全球视野、目标与责任，也要有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协调和谈判的适当方法及技巧。
最后，在中国劳动关系的调整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努力没有“蓝图”或标准模型。然而，草根中做过很多探索和实践，他们的探索和实践呼吁进一步的研究、实验和方法上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