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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等公民观察:新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定主意不回头

2014年11月12日 综合新闻 ⁄ 共 277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张秀英转自中国网

他们来了,一下火车就打定主意不再回乡,在城市各个角落寻找自己的位置,像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

 新一代农民工来了,一下火车就打定主意不再回乡。

“急聘服务员,18至25岁,包吃住,不加班,月薪800元……”

“速招装配工,30岁以下,包食宿,底薪900元,上社保,加班另算……”

“急招送货员,30岁以下,包食宿,月薪1200元,签合同,每周休两天,按时发工资……”

和前几年一样,2006年春节过后,珠三角许多工厂门口随处可见大量的招工广告。不同的是:招工的在拍胸脯许诺,找工的却要货比三家。这主雇之间,好象过了一个年就变了样。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新一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何止布衣换上西装那么简单。他们来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下火车就打定了主意不再回头,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像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没有谁还能够称他们为“盲流”,也没有谁还能够用怜悯的眼光去打量他们,因为他们是新一代的农民工,历史注定了要把他们推向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台。

“打死也不再当农民了”

社会的变化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至少不以那些企望世代相袭的城里人的意志为转移。城里人将那些改革开放时代出生的人称为“新生代”,因为这些人最不愿意因循守旧。然而,改革开放时代出生的农民工却远较那些城里的同龄人志向更具体,动力更充足,意志更坚定。实际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根本就没有种过田,皮肤不再黝黑,乡音不再浓重,有的还染着头发,戴着耳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几乎都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呼唤:“打死也不再当农民了。”

“从我到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我这辈子打死也不会当农民,当然也不会再回到农村去。”和记者交谈的这位青年农民工叫王成新,28岁,湖南娄底人。他说,他所在的村与城市相比真是太穷了,没有电影院、没有网吧、没有超市,就连看电视的频道和节目也很少。“今后我想和朋友们联合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我们说好了,决不压榨工人工资,决不强迫工人加班加点,要给工人买社保,每天上班8小时,每周休两天。”

王成新或许没有读过李白的诗歌,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在他的身上并不明显。但是,他应该庆幸他所生存的时代,因为正是这个时代,使得每一个“乡下人”都具备了“出门去”的条件。王成新的想法看似很朴素,却代表着新一代农民工之精英的典型心态。但愿若干年后,记者再采访时,他已然是“王老板”了。

当然,西装虽然穿在身,其心依然是农民心。由于受成长环境局限,与同龄的城市人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大多底气不足,文化知识欠缺,社交礼仪匮乏,甚至连过马路都争先恐后。在采访中,记者就见到过这样一位来自四川叫杨平的女青年。她告诉记者:两年前她看了《郎才女貌》这部电视剧,里面那些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一族给她留下很深印象。“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当一个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丽人。去年9月份我在深圳一家餐厅做咨客,中间我到过两家单位应聘做前台服务员,结果面试官挑剔我走路外八字太明显、爱习惯性地搓鼻子等等。我很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可是社会上这类学校的学费贵得吓人我读不起,哪里才有适合我们的礼仪培训学校呢?”

“这种工厂,傻瓜才去!”

在外来工专场招聘会现场,经常有青年农民工抱怨那些工资待遇差的单位:“每天要干10小时,每个星期休一天,还这么辛苦,谁能受得了!”“在老家干这个工作也能挣到同样的钱,何必大老远跑到这里受罪!”“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这种工厂,傻瓜才去!”

这就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早就没有了土地的概念,他们已经熟悉了市场经济,他们实际上是在与城里的同龄人竞争,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谋发展,求生存,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退路。

一位40岁的江西农民工颇多感慨:“现在青年人找工作真是挑三拣四,要是在10多年前,非被老板一脚踢出门去不可。那时我来广东打工,只要老板管吃管住、按时出粮(发工资),就很满足了,哪里敢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就是两代农民工的差别所在,背景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广东工业大学学者涂钰青对此评价说,这说明了一个深层次问题:时至今日,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辈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或多或少读过小学和初中,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与其父兄一辈相比,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又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我价值;反映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新生代民工敢于挑肥拣瘦,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鱿鱼。他们是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

涂钰青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角度看,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敢于同市场博弈的结果;作为劳动力供给者,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厂方提供的低廉工资待遇和恶劣工作环境,不再像其父兄一辈那样忍辱负重,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一走了之,重新寻找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和舞台;今年春季农民工薪酬行情大幅上涨,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价格博弈中的一次胜利,更是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一次进步。

新一代产业工人

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当他们拎着破旧的蛇皮袋拥挤在火车站时,城里人开始怀念户口簿的作用,而那些用工者们实际上却是心中窃喜的,因为雇佣农民工,就意味着节约成本,再加上劳动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农民工所从事的多是“苦脏累险毒”等体能型劳动,但所得到的回报远远低于城市其它各个阶层。他们之所以默默忍受,全拜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所赐:忍辱负重、养家活口、世代繁衍。

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大迁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城里人的工资水平逐年增加的时候,却将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责任完全交给农民工,那是很不合理的,也是极不厚道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在最大的程度上分享,农民工不再应该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事实上,如今农民工薪酬的大幅上涨,其反映的就是市场的本来面目,意味着体能型劳动力价值开始得到市场的重新评估和矫正。

国家发改委于2月14日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指出,2006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峰值。许多专家学者据此提醒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成本将全面上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一代农民工无疑拥有了“用脚投票”的权力。皮球被抛到了用工企业一方,谁更被动谁更主动,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珠三角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大多已经注重满足农民工意愿,构建利益双赢的和谐劳资关系。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一代农民工在响应历史的召唤,他们肩负的使命已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必将成为各地的城镇居民,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骨干力量。(记者 吴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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