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一九四七年寒假，我们学生被编成小组，参加土改工作，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是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东北地区的土地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一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像个大圆规，约一米五高，两腿间距五市尺。人握住弓的上端，用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附近四屯。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我家的五十多垧地就在这个屯。我要亲自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是土地评级。用弓丈量过的地块，要画出地块图，算出地块亩数，然后由贫农团的人根据土壤状况评出每块地的等级，共分四个等级。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极为满意。几个月后暴行来临时，我既未受皮肉之苦，更没有被打死。
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我家依靠地租生活，被定为地主成分。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一天夜里，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工作出色。他们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伴着皮带声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供出财宝。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儿，农会的头儿说话了：“行啦！别打了。他家是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净身出户，就是仅穿着当时的衣服被赶出家门，此后你的家就不是你的了。
五六天之后就进入了第五阶段，即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真正是夺人心魄，血腥残暴。
我家净身出户后，一家四口人栖身在富农金凤鸣家的一个小棚子里。金的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她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深夜了，金三姐轻轻地敲开我家屋门，没头没脑、慌慌张张地悄声告诉我妈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定下什么啦？”我妈妈反问她。“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寇在国民党时期任过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这时父亲还响着鼾声。事情过了五十八年，如今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可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这一切相互交织，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惊魂不定，我睡意全消。
金三姐说：“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说县里的什么头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都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点着什么几几豆正（阶级斗争）的火。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明天打死寇玉铭和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雇农，有点文化）插话说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了，说这是县里树吉（书记）定的。别的人就不再敢说什么了。”金三姐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的小棚子。
我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父亲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最后自信地说：“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可是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句话。“定了什么？”父亲问。“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这句话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我心底的铅块似乎轻一些了。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如何解释几个月前我们家的净身出户呢？
次日早上，我站在村中的大道边往西望，见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不一会儿，两个民兵进院了，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两个民兵不由分说把我父亲架上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转眼间我们被拉到了三华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寇家屯。屯东头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血肉模糊，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了一样，断了的肋骨杵在外面。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其中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如此凄怆血腥的场面，那个民兵竟能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生难忘！野兽并不可怕，人兽才可怕！我预感到父亲要被打死。进乡政府大院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十几个地主家属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已被血水染成红色，抽打时粘下来的皮肉碎屑腻住它们的全部纹络。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一级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历史上可曾有这样的先例？
进屋后我被推上炕。那些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充血，叫道：“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地主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撕人心肺。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傍晚，妈妈找一个破柜来收尸。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3-5百万人。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也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卖日用杂品的小铺子，掌柜的叫马少波，挨了打，游了街，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几十个烟蒂——他是多么不愿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可那时候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两个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坊），停办了。所有受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都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农会干部钟义来敲门。“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看到我母亲，他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事后听说，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都在农会朋友的暗助下躲了过去。
血腥恐怖事件之后就进入了第六阶段——分浮财。分浮财有个原则：不平均分。农会给贫雇农定了等级，给浮财定了价钱，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我也都计算出来了。瓜分胜利果实那一天，贫雇农早早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大院子。一整天院子里都是人声鼎沸，笑语喧哗。
现在要进入第七阶段——分土地了。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轮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贫瘠的沙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土地证上写着姓名、地段、亩数、座落和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地界桩。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春节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