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人口数量多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关键原因。但最近一段时间曝光出的“房妹”、“房姐”等事件说明中国的非法多户口现象多么严重，此前是否存在多户口现象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存在的可能性很大。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证明多户口人员的比例，但这肯定可以让我们再次质疑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从1949年至今，中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流动人口少，中国1982年、199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被国际社会称为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普查。根据普查表的数据，用年龄别存活率计算，1982年的100391万人到1990年的时候还存活95677万人，而1990年人口普查8岁及以上人口为95484万人，误差率只有0.203%。说明两次普查互相吻合，普查质量高；也说明用年龄别存活率推算人数的方法很准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需要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了。

但是人口普查办不相信普查结果。根据原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成员梁中堂教授发表在2010年7月19日《瞭望》周刊上的文章介绍，普查实际摸底汇总人数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3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是少了1430万人。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人，达到12.658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吸取2000年人口普查的教训，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登记方式，可以防止漏报，但是毫无疑问，会提高重报率。尽管如此，连广东、福建这样的人口流入大省的人口也低于预期。以福建为例，普查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但后面公布的数据却是3689万，比汇总人数多了10.8%。如果全国都像福建这样，那么2010年人口数是在普查摸底基础上，“额外”加了上亿人口才变成人口普查办公布的13.4亿人。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也是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是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实际负责人。他认为实际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应该高于政策生育率1.465（事实上原始数据是1.38，被额外乘以1.06之后变成1.465的），实际人数应该少于户籍人数，学龄儿童入学率应该为100%。根据这些前提，他判断普查存在漏报，尤其是低年龄组漏报严重，因为：1、普查摸底人数比户籍人口少。2、将人口普查各年龄人数口回推到入学年龄人数，发现比小学入学人数少20%以上。于是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往上修正总人口，使之比户籍人数多；并将2000年1.22的生育率修正为1.8，将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正为1.6，得出了“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的结论。

其实这些修正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可信的，因为存在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很多允许生二胎的只生一个。比如北京、上海的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0.7（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台湾、韩国的政策是大力鼓励生育，但是2010年台湾、韩国的实际生育率分别只有0.895、1.122。

普查摸底人数比户籍人数少是可以解释的。随着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2%提高到2000年的36.09%、2010年的49.7%。人口流动性增大、人户分离现象突出，而中国的很多利益都与户口相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对官员和富人来说，多户口还可以转移、隐匿财产，以躲避反腐和税务调查；可以利用多重身份非法经营、非法融资及借贷。而且多一个户口，就可以多办一张护照，便于在政治、经济风暴中抽身而逃。因此，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

“六普”结束之后，全国规范了户籍管理，多户口现象大为减少。但是从最近曝光的事件看，多户口现象仍然很普遍，比如陕西“房姐”龚爱爱有4个户口，“韩聚锐”有8个户口，厦门女商人徐敏拥有3个户口，山西“房媳”有京晋两地户口，郑州“房妹”一家四口人每人都有两个户口。光是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原所长李志强等人一年就给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虽然仍然有部分人没有户口，但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取多个户口的人数也在加速增加，这就导致户籍人数很可能超过实际人数。

“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这个前提也是不成立的。由于存在重复入学、留级、转学等现象，小学入学率大于100%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比如印尼在1981-2009年平均为118%；1977-2008年巴西平均为13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中国1980-1987年也有126%。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小学入学率只在1988-1996年为100%，是因为教育成本在提高，教育经费由乡、村承担，就在村、乡领导的眼皮下，在入学人数上是精确统计以防止冒领教育经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6年之后入学率再次超过120%，是因为中国在1995年9月1日实行新教育法，将提高入学率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并且，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乡镇无力支付教育经费，各地被迫纷纷实行“县财乡发”；200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乡、村领导对入学人数的态度从“防重报”转变为“防漏报”（以免因为有“辍学”而被惩罚）。学校有了多报学生数以获取更多教育拨款的制度空间。

根据城市化的规律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以后，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而1996年恰恰是中国城市化的拐点，此后城市化率加速增加到2000年的36.09%、2010年为49.7%（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又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完善，多次入学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存在户籍制度，一些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同时，还在家乡“入学”以保留学籍（便于今后升学）；学校对此是非常欢迎，因为可以获得额外学杂费和教育经费。有些小学还通过虚报人数以防止被撤并。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多户口”现象都这么普遍；而小学入学并不需要严格的户籍证明，那么“多学籍”、“多次入学”现象就更加普遍。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国低，又没有中国这样严格的户籍制度，但是小学毛入学率在2003-2008年平均为113%（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因此，中国的毛入学率超过120%是非常可信的。

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0年、2011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8、1.04。生育率是根据15-49岁这35组育龄妇女及其孩子计算出来的，是35组配套的比例关系，即便某几个年龄组存在“漏报”或“重报”，也不至于太大影响总结果。根据生育率推算，近年每年只出生1200多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在其统计公报中将出生人数修正为1600万以“接轨”近年入学人数。这意味着，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可能有20%以上的水分。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根据1990年的年龄结构，用存活率计算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97009万人，而“六普”却显示为101156万人，按照这样的计算，说明“六普”可能重报了4.3%。“六普”公报的总人口13.4亿人，以4.3%重报率回推，那么2010年总人口应该只有12.8亿人。根据1990年的年龄结构，用存活率计算2000年10岁及以上人口；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用存活率回推2000年0-9岁人口，那么2000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2亿。也就是说，2000年普查登记的12.43亿人可能已经是虚高2000多万，而普查公布的12.658亿人虚高了4000多万；2010年，也就是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13.4亿人更是虚高了6000万。也就是说，按照如此计算，中国实际人口很可能不到1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