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6年八月红色恐怖笼罩全国，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我家是我们胡同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被抄家破四旧。当时我15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他们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命令我们全家站成一排。他们开始翻查，撕字画，砸古玩，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破玩艺儿”。我姥爷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一架子珍贵书籍全被搬到院子里点上火。我母亲几次上前劝说，我们愿把这些书捐献给国家，千万别烧。他们不听，还打了我妈，并将我和姐姐的长辫子一律强行剪掉。我们被撵走后，我姥爷在世时买下的那所房子也被没收了。
到了旅顺乡下，我们又从当地社员手中买下一座一进二的石头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我姥爷共四个女儿没儿子。解放前他在大连开了几家绸缎庄，家境殷实，为人正直厚道。1945年光复时，我姥娘去世。那时我大姨妈早已从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毕业，与一位同学回国结婚，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后来她又将我二姨介绍给一位军医。那年两个姨妈回大连奔丧，临走时非要带我们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们这号人的命是中共必定要革的。”
但是姥爷死活不同意。那时日本投降，苏军进驻旅大。这一时期的旅大实际上是被苏军军管下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国共两党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大连支部几次派人找到我姥爷，劝他出来为国民党工作，但我姥爷以“双目只注堂中经，单口不论是非事 ”为由回绝了。他的政治立场实际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经常向孩子们说，“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共产党”，并让大姨、二姨规劝自己的丈夫早日认清形势。为积极响应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号召，姥爷将自己的店铺卖了，改做运输业，将苏联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海路向旅大运送来的粮食、油脂、罐头、食糖等食品，分运到各地，后来又将全部车辆、骡马无偿交给中共旅大地委领导下的运输公司，从而获得地委嘉许。1948年冬，姥爷病逝，辞世前给我们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个金元宝。
我们在旅顺的乡下住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我爸妈单位又来了一卡车的“赤卫队”二次抄家，并说母亲在做会计工作期间贪污公款，最后在一个木箱的底夹层中，搜出了姥爷留下的那十个金元宝。那时家有金货就等同于窝藏敌特，平日人们对金银首饰都避之不及，何况金元宝。我们孩子不知内情，顿时吓傻了。但那些人可乐坏了，根本不听父母任何解释，硬说这就是赃物的证据，把爸妈都抓走了。临走时母亲坚定地向我们说：“相信妈妈不会干那样的事，妈妈爸爸会很快回来的，你们要听小姨的话。”
爸妈走后，小姨才将金元宝的来路向我们说清，所以我们更加坚信妈妈无罪，大不了将元宝没收了，回家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久爸爸被放回，妈妈因“贪污”数额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跑市里多方打探妈妈的情况。起初说是贪污800元，后来不断成倍向上翻，达到上万元。这个数字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其罪行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头上带着几顶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顶坏分子帽子。这顶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盗窃、贪污、杀人放火，凡干缺德事的都是坏分子，是黑五类中最让人厌恶的。
此前的1962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不让升学，落下抑郁症，整日闷闷不乐，不愿与外人接触。现在又摊上这事，病情更重了。有时会突然大哭一场，哭后病情会好很长一段时间。有次干活后在地头休息，队里的文革主任传达文件，不知怎么的，哥哥突然咧开大嘴要哭。主任看到了，大喝一声，上前就是一脚，将哥哥踢翻，哥哥顿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员赶紧给他捏人中，对前胸后背又拍又打，才缓上一口气。从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里人外，见到任何人都害怕。我们知道这是那次的哭给吓回去所致，所以就盼着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场。但他从此不再哭，也不会哭了，成了个不能下地干活的废人。
那几年，穷，大家是一样的，而我们还要加上低贱。秋后社员到地里翻捡土里余下的小地瓜头、小萝卜头，我们得等人家都捡完了才可以进去。
1968年8月，我家附近的老营房，又被大批的大连公检法人员住满，据说是按照中央的“彻底砸烂公检法”指示在这里办学习班。市公检法被全面军管，法院检察院都被撤销，合并到市革委会的人保组。我爸说：“这回你妈的案子被解放军接去了，可要出头啦。”时不时他还去偷偷打听老营房里的人。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位老公安告诉他：“你老婆的案子争议很大。第一、单位财务账目确实显示有贪污，但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你老婆干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宝价值硬套贪污数额。第三、黄金是被国家禁止买卖的，即使贪污了足够的资金也无处购买十个金元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好一阵高兴，认为见到妈妈的日子不远了。
1970年，全国又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那年农历腊月初十，我们看到一张贴到我家院门上的公审大会布告，其中有妈妈的名字，打着红勾，被判死刑。当时我们都被震晕了，爸爸脸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时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革委会，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也不准家人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
我们打听到，两天后由市公安局军管会主持，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估计游街路线肯定经过中山路，爸爸决定除了哥哥外，带着我们一早就等候在长春路商店门口。此时霏霏细雨下个不停，进入会场的卡车开过来时，我们看到了妈妈。她高高的个子，昂着头，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劳动服，双眼在人群中急速搜索着什么。我知道，她是在寻找丢不下的我们。我们不敢喊，只能让泉涌般的泪水混在雨水中流淌……
一个小时后，公判大会结束，我们又等在体育场外，再次见到妈妈。只见她一出体育场的大门进入街区就大喊：“苍天呀，冤枉，我冤枉！”那声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响亮的闪电，直刺每个人的心。紧接着就看到押解人员用绳子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绳子勒上去。汽车在我们模糊的泪水中疾驰而过。后来听参与处理妈妈后事的姐姐说，妈妈遍体鳞伤，新伤压旧痕。她的颈椎骨在刑车上就被勒断了，到刑场已是一具僵尸，硬被拖架到刑位补了一枪。她的狱友们也说这个女人真刚烈，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只是画了个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阳……
三个月后，有个穿便装的人到家里来，说是市革委会人保组派来的，拿了一张表格似的纸张，要父亲签字，没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没有开庭审判，更没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别，不允许妈妈留下遗言。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为被刑者保留有留下遗言的权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和国却没有这一切，人命如草芥，妈妈就这样成了一缕西去的冤魂。
1973年有人给我们转来一封信，是爸妈单位的一个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陆的会计，在临终前写给我们的。信中说那笔去向不明的800元款项是她挪用了，由于出现了我妈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了。至于以后那些天文数字的贪污款，全是上面让她编造的假账，并叮嘱我们以此信为据为我妈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为据到市里申诉多次，但结果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7年5月22日，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协会员之船”访华团一行340人，来大连进行友好访问。其中一位日本友人受我大姨妈之托打听到我们，由此我们才知道大姨妈和姨夫现居日本仙台市，在她的母校日本东北大学任教，二姨妈全家在美国的圣迭戈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中医医院。
1978年6月25日，我们接到中共旅大市委为我母亲的冤假错案进行公开平反的通知，并由当年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纠正文革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报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绝大多数死刑是1970年前后判的，一打三反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光大连市截至1978年8月中旬，全市175件集团性冤假错案已平反159件，占90.9%；涉及7693人已平反7489人，占99.3%；3437件个人冤假错案已平反2043件占59.4%。
1980年我父亲与小姨结婚。同年，我们全家，除我和丈夫为了照顾我哥和年迈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国。这是我坚持的——谁敢担保这个国家以后不再折腾？2002年我哥与婆婆先后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后退休，就经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儿子那里生活，但仍保留中国国籍。
父亲经常慰藉我们说：“冤再大也没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是文革中死难者的800多万分之一。”是的，我们一个草民百姓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但我从另一个角度不能原谅我姥爷当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的错误。若当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过这一劫了吗？当年那十个金元宝全捐了，不也没这事了？当年我们那条长福街胡同，南北共47户居民，文革中有3户被赶回农村原籍，4户被抄家、批斗，其中4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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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河南人口头不干净，动辄爱说“球毛”。因是之故，河南多出一个右派。“毛”是当世最神圣的字眼，与“球”连在一起，那就是亵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反右积极分子如是向单位领导举报。于是那个爱说球毛的人被打成右派，送入监狱。到了秋季，单位没完成打右派的指标，还缺一个。于是领导想，那个能揣度出球毛的亵渎含义的人，其内心也够亵渎的了。于是该反右积极分子也被送进监狱，与那个因爱说球毛而被他指控为右派的人共处一牢房。面对着床铺上的许多球毛，两人谁都不敢再说球毛一词。必须说及这个词的时候，两人都讳之为“金曲连儿”——金色的弯弯曲曲的小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