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帽子下面各有小类。
地主下面分为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划地主、开明地主和候补地主等。凡戴上恶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遭到镇压，无一幸免。或者说，凡被镇压的地主，头上一定都戴着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恶霸地主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词汇，各种刑律中都没有明确界定，在具体实施时则以所谓“民愤极大”为标准。但是什么程度的民愤才是“极大的民愤”，全由一些人的主观意志决定。
一般地主又被称为普通地主。他们是土改、镇反等运动中侥幸存留而没有被杀的地主。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判刑劳改，但总算活了下来。这些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大量存在，现在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即使个别还在世，也已八九十岁高龄。他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和迫害，在日常生活中受尽欺凌。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头号政治贱民。
所有地主都必须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旦违犯则被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轻则批斗捆绑吊打，重则逮捕法办，判刑劳改。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笔者在大巴山下教书。生产队在学校附近插秧，一个年青地主正和许多社员一起赶趟趟（比赛谁插得快），被路过的公社书记看见了，认为秧苗栽得东倒西歪，是破坏集体生产的行为，马上追究责任。在公社书记的威逼下，大家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年青的地主。公社书记当即召开现场批斗会，把那年青地主定为破坏生产的不法地主，后来竟被逮捕，判刑五年。
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有的地主不甚忍受非人折磨，亡命他乡，躲藏起来，这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绝大多数被清理出来，押回原籍，受到更残酷的斗争和迫害，有的被判刑甚至杀头。笔者家乡有一个叫刘佳辉的地主，当过保长抓过壮丁，被定为恶霸地主，决定枪毙。就在枪毙前一天的晚上，他得以脱逃，隐姓埋名躲藏在贵州省的深山老林中，后来被清查出来。此时土改杀人高潮已过，经调查他并无大恶，抓壮丁不过是奉命行事，仅以逃亡地主罪名判刑五年。此人现在还在世，已95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摘了帽子的地主能够享受普通人的权利，不再受到社会歧视，也没人称他们为摘帽地主。真正的摘帽地主是指1956年极少数摘掉了地主帽子的人。名义上他们享有公民权，但仍然是地主，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地主子女，仍然必须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饱受社会歧视，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仍然受到审查和批斗。他们比没摘帽的地主好不了多少。
漏划地主是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清理出来重新划定的地主。一般都是小土地出租或者比较富裕的农民，被拔高成分而划定的。
在抗日战争年代，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上层人士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定为开明地主。全国解放初期，在征粮运动中，一部分地主积极上交公粮，也常被征粮工作队称为开明地主。但是在土改运动到来时，所有地主都是斗争对象，原来定为开明地主的，都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开明地主就不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牺盟领导人牛冠英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援抗日，定为开明地主。土改时被农民用铁丝穿着鼻子，强迫他的已是中共干部的儿子牛冠英牵着游街，后来被折磨致死。
几年前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华北某个村庄（记不清具体地名）在土改时把所有地主及其家人都杀光了，最后留下一个三岁小女孩寄养在一户人家。村委会决定把该小女孩划为候补地主，等她长大到18岁时再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与名目繁多的地主帽子相比，富农帽子种类稀少。富农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都曾经受到过有限度的保护。当然，许多地方还是把他们和地主一起加以打击。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1963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那就要不了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之后，富农就上升为反动阶级。它的种类大概有旧富农、新富农和漏划富农几种。
旧富农指解放前，或共产党武装割据掌握政权之前就比较富裕，达到划分富农条件的人。新富农指土改以后分得了土地，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受到党的恩泽而勤劳致富的，因此受到过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到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被毛泽东认为他们是在“两极分化”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农业合作化的障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敌人，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漏划富农是四清和文革中被清理出来划为富农的人。
反革命分子的阵容极其庞大。从解放后各种运动中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直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妻子江青变成的反革命分子，其总数恐怕不下数千万之众。其种类计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新生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是历史上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的人，主要指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以及党务骨干、政府官员、三青团骨干、汪伪汉奸、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等等。现行反革命指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如叛国、叛乱、投敌、越狱、间谍、资敌、煽动等等。现行破坏活动在文化革命中被无限扩大，凡议论、批评过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都是“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学生在墙上胡乱涂鸦，也可以构成书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时口误说错某些敏感词语，也可以说成呼喊反动口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新生反革命应该是“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它和现行反革命有什么区别，笔者不清楚。文化革命中，大巴山脚下的南江县新店公社，有一个17岁小孩叫梁大勇，对于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现代宗教仪式极其厌恶。每次举行仪式大家山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就大声呼喊“敬祝梁大勇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梁大勇身体健康，身体健康！”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临时，这个17岁小孩就被逮捕法办，戴上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处管制5年。
戴坏分子帽子的人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因政治原因定为坏分子的，如被认为破坏生产、散布谣言等，他们其实应归入反革命类。另一类就是流氓、盗窃、强奸、抢劫、纵火、诈骗、贪污、扒窃等等犯罪分子。不管是哪类坏分子，都没有划分为更小的种类。在民众心目中，坏分子一般指后者。与其他五类分子比较起来，坏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犯事以后，也不见党支部书记上门动员家属离婚、划清界限。即使到了劳改劳教农场，也会被管教干部利用来监督其他犯人。
官方公布的右派人数是55万多人，民间的说法是300多万人。右派的种类有极右派、反革命极右派、一般右派、无案右派、内控右派、中右、漏网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童分子。
什么是极右派？划分极右派的标准是什么？笔者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极右派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看得最清楚，认识最深刻，批评最尖锐，在被批斗时拒不认罪，态度最顽固，共产党最痛恨，所以遭受的处罚最严厉——开除，劳教，成为没有期限的劳改犯人。反革命极右派是头上戴着极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的人。凡是被定为反革命极右派的人，无一不被逮捕判刑，甚至被杀，如圣女林昭。
一般右派又称普通右派，是右派的大多数，其生存状况因具体环境而有很大差异。有的仍然留在单位继续工作或学习，有的被长期下放当工人农民，有的则被开除回家或遣送农村监督改造。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人人可以践踏的贱民，政治上被迫害，经济上遭剥削，生活中受歧视，甚至连婚恋权也被剥夺。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二十余年。
凡是被正式处理的右派，都有清楚的档案文本，将其右派言论、组织定性、处分决定、审批机关等等事项记录在案。但是有一类右派，却无档案可查，既无右派言论记载，也无组织处分决定，往往是单位头头，甚至党员小组长之类的人物一句话，就当了右派。等到1979年给右派改正时，才发现他们的档案里无任何有关右派的记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右派，却“享受”了右派分子的一切“待遇”！所以我称他们为“无案右派”。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闫桂勋，1957年为凑足右派指标，班上的小组长（党员）捏造事实将其划为右派。虽然未经党委批准，却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这种右派各地都有，在落实政策时遇到很大困难，当局说：“你本来不是右派，我凭什么给你改正？”
有些著名人物或重要的科学家，已被划为右派，但不宜公开宣布的，此为内控右派。北大校长马寅初，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工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等，皆为内控右派。著名演员新凤霞，因被文化部某领导看中，动员她与右派丈夫、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离婚。新凤霞坚决不从，于是被定为内控右派。有些高中学生也被划为内控右派。四川省自贡三中高58级学生邓尔谦，出身贫苦，品学兼优，被誉为“党的好苗子”。后来被政治老师王永琼恶意动员写大字报鸣放，终将他定为内控右派。内控右派与其他右派没有本质区别，也逃不脱批斗、认罪、检讨之类侮辱与惩罚，在后来的四清、文革中更免不了遭受迫害。萧光英在文革中不甚忍受迫害而自杀，其妻得知丈夫自杀，毒死了女儿，然后也自杀。中学生被定为内控右派的，升学、就业门路全部被堵死。
反右运动给每个人进行政治定位，划分左中右。左派、右派营垒分明，中间派又细化为中左和中右。中右指那些有右派言论、思想右倾或同情右派的人，但肥猪还不够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戴右派分子帽子，但是批判、检讨、认罪是免不了的，是党团员的还要受留团（党）察看之类的处分。可以说他们吓出一身冷汗！他们的档案中的政治鉴定暗淡无光，走到哪里都不被重用，师范毕业的连当班主任的资格都没有。有的中右分子还被精减下放，清理回家，在后来的四清、文革等运动中继续遭受迫害。
有的人在反右运动中侥幸逃脱了右派罗网，但档案中留下思想右倾、右派言论之类的不良记录。如果他们再有言语或行为上的不慎，被人抓住把柄，在后来的四清、文革中被人揭发出来，戴上帽子，就成为漏网右派。
自1959年国庆节宣布给“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之后，陆续有一些右派分子被摘掉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中”，成为摘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比戴帽右派好不了多少，政治上仍属贱民，生活、工作上只有吃苦受累的分儿，婚恋上则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虽然平时都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但每次运动还是理所当然的“运动员”。特别是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他们没有人能逃脱被批判斗争和关牛棚的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全国99.999%以上的右派改正，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基本上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有的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重用。但是一旦提到他们的过去，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一旦这些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与领导或周围人群发生利害冲突，则他们还是要被人骂为右派。说穿了，改正右派还是有别于普通人的一个特殊群体。
反社会主义分子指下面两部分人：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中的右派分子和未成年的中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因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把工人、农民和十多岁的中学生划入资产阶级，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发明了“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名称。工人农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多少？有文章说不下百万之众。中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据《五八劫》一书记载，1958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全省58级高三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批斗并变相劳改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竟超过32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人！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也不过一万人。虽说这个运动在高三学生中进行，但其他年级也受到影响。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年龄最小的才13岁。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在中学生中揭批反社会主义分子？目前还不得而知。
享受右童分子“殊荣”的，目前知道的似乎只有张克锦一人。那时他才12岁，要和成年人一样戴右派分子帽子似乎不太适合，于是整人本事出类拔萃的我党干部发明了“右童分子”这顶帽子，戴在这个12岁少年的头上。反右运动中，四川达县帽鞋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给领导提意见，并请从小就有绘画天赋的小学生张克锦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 xxx》的漫画。冉某因此事被打成右派，自杀身亡，漫画被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张克锦所作。1958年4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张克锦被叫到城关镇礼堂。那里人山人海，还没等回过神来，他就被人反剪双手推到台上。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吓得大哭。随后张克锦被戴上右童分子帽子投进监狱，一关就是7年。
名目繁多的黑五类帽子，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特色。从专政者来讲，便于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分而治之，分化瓦解；便于因材施斗，因材施整，因材施治，把无产阶级专政演绎到极致。从被专政的黑五类自身来讲，虽然都感受到政治迫害的残酷，却又有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我虽挨整，但是比别人还好一些，于是就默默承受苦难而极少反抗。专政者与被专政者“配合默契”，共同维护着铁桶式的强权统治。黑五类帽子系列，是整人学上一大创造发明，值得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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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外祖父原是安徽含山县教育科科长，正直而又认真。正当他满腔热忱地工作时，突然被宣布为右派，挨了批判，投河自尽。平反右派时，舅舅得知，外祖父竟不是右派，县里从未做过把他打成右派的任何决定。可当时是按右派批判的呀！他自己也是按右派自杀的呀！这样莫名其妙的右派全国到底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