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新浪
王竹哭着结束了初试，成绩堪堪进入复试。她在附中的专业老师听说了过程，还不太相信竟有如此考试。
老师给王竹出主意，选一首和缓的乐曲，复试之中如果评委让弹慢板、散板，就说没有，如果他们突然打断，也不予理会，坚持弹完。老师的计策，针对的是考场录像。如果总被打散，那么录像根本无法判断学生水平，申诉无门。
学生家长们认为，评委总是打断，其目的就是干扰录像，不录取王竹，也不留下证据。复试当天，王竹的演奏果然在高潮处被叫停，但遵照老师的意思，她未予理会，全曲奏完。
最后的分数，她仍在录取名额6人之外。王竹同班同学3人一起参加考试，一人过关，一人初试就被刷下，王竹复试落榜。家长们回头再看，过关的学生是一名拜过师的学生。
家长们愤怒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古筝专业6个年级一共只有十几名学生，12名家长联名上书，要求学院“纠正结果、惩戒舞弊、改革制度”。
多番交涉，中国音乐学院同意，如果王竹在接下来的文化课考试全部过关，仍然予以录取。
制度期盼
对于学生、家长而言，高考几乎是全部的人生希望。如果考试被认为没有公平可言，那么付出再多的努力，练就再高的水平，均是徒劳。如果现状不变，那么王竹的覆辙，注定将被后来的师妹们逐次重蹈，这就是家长们团结的理由。
“人家的孩子得过文华奖金奖都被搞下来，我们的孩子没有获过奖能有指望吗？”大米说，自从王竹考试之后，所有孩子和家长都仿佛掉进了冰窟。
“我们大部分是中产家庭，几十上百万的拜师费交不起，就算有钱，音乐的道路这么狭窄，还不如拿着钱去做生意，这十几年，当我们白瞎了。”
大米所言非虚，李光陆说，学民乐的孩子改行的，不在少数。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卖房子的、卖保险的、开餐厅的……不知其几。大米说，即便将来大学毕业顺利进了某个乐团，一样无法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
不过选择了这条路，未来的困难都认了，大麦说，至少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环境，让我们十几年辛苦不留遗憾吧？“制度必须改。”
家长们所指的制度，主要是考场制度。专业老师作为评委占的权重太大，亲戚与考也不回避，学生演奏过程中评委可以随意议论，这一切，都给潜伏着的“师承”关系留足了后门。
李光陆说，纪律明确规定不准带手机入场，评委们照带不误。评委们总是在考场上交头接耳，身份较高的评委说一句“不错不错，这孩子是个可塑之才”，他的意思别的评委就都理解了，知道该怎么打分了。“有的孩子则穿着校服去考试，看一眼就知道她是谁的学生。”
大麦说，同在北京的一家音乐学院，招生就是拉帘子演出。台上的学生是谁，谁都看不到，顺序是随机的。
归根到底，考试现场留下的足够的“操作空间”，被认为是其他一切衍生性畸形生态的根源。如果考试是能够确保公正的，那么除了苦学一途，没有顾虑，也没有侥幸。
为此，家长们总结了几点诉求：用机制确保评委随机而且中立，严肃评委们的考场纪律，在不透露学生身份的环境下表演。
否则，梦想终是一场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