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文革初期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恍惚是九十月间，我家一次次被抄，批斗父母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时我们黑帮子女接到学校通知，要安排我们到顺义潮白河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天刚擦黑，我们这群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被老师带到村里的场院上排队，立正、向右看齐一顿喊。奇怪，那个时代一切向左，就这条“向右看齐”被忽略了。
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手执红语录，走上前来对我们朗声道：“同学们，我是本村的贫协主席（后来得知，这官可不小，对全村黑五类有生杀大权），可以代表本村全体贫下中农对你们进行阶级教育！你们来了就要好好地参加劳动！世界观改造好了，你们还是可以积极参加革命的！下面，我领大家唱个歌儿。”于是大家跟着她唱：“我是贫农的好后代，党的教导记心怀。踏着前辈的脚印走，把革命的大旗接过来。阶级斗争永不忘，昂首阔步向前迈！”
学唱之后，有人用一支大手电筒照向另一边，高叫着：“同学们，阶级斗争很复杂，下面你们要认清这些坏蛋的丑恶嘴脸！”孩子们在惊恐中齐刷刷地转过身来，随着大号手电筒的强光，猛然发现我们旁边竟蹲着一群人！他们都是黑五类。电影里的坏蛋面目狰狞，可是这些坏蛋与我们长相差不太多，让我们感到意外和震撼。
这次旨在改造小学生世界观的三秋劳动为期1个半月。有一天，我们小组被分派到玉米田去刨棒子根儿。秋收时，先把玉米秆砍掉，下边剩的一截就是棒子根儿。满地的棒子根，一根根斜茬朝上，如同尖刀。贫下中农把这时的田地叫做刀山。
为了表现得好一点，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下了田。我们负责将刨出来的棒子根儿拉到田头儿。我使劲抱起几个刨出的棒子根儿，可哪里走得动啊，好不容易拖到一大堆横卧的玉米杆儿旁，累得我一个屁墩儿歪倒在那一堆玉米杆上。
没有想到底下藏着一个没有刨出来的棒子根儿，尖朝上，一下子杵进我的内裤里！我哇的一声叫起来，老师同学都向我跑了过来。外裤内裤全被杵破了，大腿根内侧鲜血如注，疼得发抖。老师让一位女生帮我扭着外裤，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回走。
“什么出身？你？”一位男赤脚医生一边舞动着药棉棍一边问。我泪眼巴巴地答：“……贫农。”我瞪着眼撒了个谎。“嗯，贫农后代还哭什么，没大问题，过几天就能好。”一位女赤脚医生看着流血的大口子说：“幸亏还差那么一点点！我给你上点儿药，很快就好了！”上药时，我疼痛难忍，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躺在地铺上好几天不能动，每天听着同学们唱着“我是贫农好后代”的歌曲出工，回来，又出工。有一次，女贫协主席进来了，老师把她带到我铺边。她问：“不疼了吧？”我点头。她转头对老师说：“要说可够危险的。再偏一点，这孩子这一辈子就惨了。”“怎么就惨啦？”我听见这话就傻问她。“你就……就……”她看着我，一时竟答不上来。老师接上话茬儿说：“你就不能和同学们一块闹革命了！”我一惊。不能革命了，那还真是够危险！
许多年后，我无意中翻出那条被棒子根儿杵破了的旧裤子，当时的情景顿时重现于眼前。我这才意识到那个尖刀似的棒子根儿是多么可怕，它差点就破坏了我最基本的女性生理器官！
补白：父亲有一副好心肠。文革期间，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四类分子是不能参加的，他们必须低头站在屋檐下请罪。一个冬天的晚上，天气非常冷，房前站着的四类分子冻得直哆嗦。父亲出屋门上厕所，看到其中的一个哆嗦得特别历害，便冒着自己可能被批斗的危险，毅然脱下自己的破皮袄给他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