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又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因而我深深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骄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县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种单间式的，厕所公用，厨房在走廊。当时我们家住两间房，几个小孩和外婆住一间，父母住另外一间，并且两间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带几个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间玩，在父亲的抽屉里翻找抄写纸时，发现一张父亲填写的表格里，“家庭出身”一栏竟赫然填着“破产地主”四字。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翻看那张表格，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我还要佯装镇定，尽量不让小朋友发现我心中的波动。我再也没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样。
此后几天，我一直都有点恍惚，眼前一直晃动着“破产地主”几个字。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趁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悄悄地问妈妈：“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学校每次填表，我怎么会要你填‘职工’呢！”“那爸爸还有奶奶是不是剥削了贫下中农？”“没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就破产了，要不怎么叫破产地主呢！你爸爸小时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岁就被送去当学徒，冬天连鞋都没有穿的，他的脚上至今还有小时候冻伤时留下的疤痕哩！”“是吗？”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万不要对人说啊，人家问你家庭出身你就说是职工，记住啊！”家庭出身从此变成了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以自己的家庭为荣了！
文革后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长们在一起谈起爸爸的出身时，一致认为这事很荒唐。既然破产了，怎么还能算地主？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据说那时我奶奶在他们那个村子里特别引人注目，在给他们家划成分时，那些负责划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划成破产地主。结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响，奶奶七十多岁了还得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贫下中农却不许她去城里安享晚年，而必须呆在农村老家！
补白：我父亲（黄万里，黄炎培之子）一被打成右派，我在清华附小的一个同学就立即给我起外号叫小右派。对于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心灵上一个特别大的刺激。1958年的六一，我们班要选两个小朋友到景山公园参加全市少先队员优秀代表会议，我被选上了。结果一个同学就说黄肖路是小右派，不应该选她去。一起哄，后来就不让我去了。我二哥1960年考上大学不被录取，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一年大饥荒，共产党让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们谈谈心里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就说，如果我自己政治上犯了错误，无论受什么惩罚，你送我去监狱或者劳改，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影响我的子女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那时已经饿死很多人，共产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控似乎软了一点。1961年快高考的时候，清华统战部就又给我二哥报了名。1961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等到我1965年考大学的时候，父母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把我考大学的事告诉共产党派来的那个专门做我父亲的工作的人。结果那一年我遭到不予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