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明 转自 博讯新闻网
7月9日，杭州近30位右派难友去浙江省信访局了解中央对我们申请发还22年被扣工资的答复，没料到我们的两位代表，仪表厂高工戴传熹、园林局工程师杨光琦竟遭该局警察的殴打！
3个月前（4月9日），我们曾去该局信访，5位代表受到信访局邀来的统战部、组织部、政法委、计委、人事厅等单位约十来位同志的联合接见。在听了我们的诉求以后，这十来位同志一致表示，我们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但中央没有政策，他们无权处理。我们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他们也允诺了。
现在，3个月过去了，我们为此特再次上访，希望能得到具体明确的答复。不料一到窗口，办公室人员立即粗暴地一口拒绝，理由是“中央没有批文，我们很忙，没有时间接见。”我们一再提出要求，希望和他们谈一谈；我们还提到前次上访时，十来位领导同志曾一致表态，说是我们不论什么时候来，他们都欢迎的。可是不论我们怎么说，办公室人员仍坚持不接见。
这一来我们好几位难友生气了，戴传熹、杨光琦两位代表要求进入办公室同他们论理。可是门口坐着几个警察，都是彪形大汉，态度粗暴，大声怒斥，不让他们进去。受到这样无礼的对待，两位代表也冒火了，同他们争论起来，一面使尽力气想挤进门去。警察更粗暴了，同时，听到门口有争吵的声音，里面的警察也出来了，一下子来了七八个人。看到这两个人想挤进来，他们一边大声斥骂，一边动起手来。我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呀，哪是这些“维稳专家”的对手？以七八个打手对付两个八十多岁的衰翁，真是杀鸡用牛刀了，其结果可想而知。警察只用胳膊一格，戴传熹代表立即颓然倒地，四脚朝天，爬也爬不起来了。杨光琦代表也踉踉跄跄跌出门外，幸亏被人扶住，才没有摔倒在地。
“警察打人！警察打人！”几位难友呼喊了，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几年来我们给地方、给中央不知写了多少申请报告，在网上发出过多少呼吁，要求中共发还我们被无理克扣了22年的工资，并给我们一个说法，可是都如石沉大海。不满早已在我们心中积累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了，现在信访局非但不接待我们，而且警察还对我们使用暴力。可以想见，在这种群体性的场面，人的情绪就像干柴烈火，是很容易被点燃的。有人愤然提出上街游行的建议，立即博得大家的响应，于是我们打开横幅，准备游行到省政府，抗议信访局警察打人。
这里要说明，我们的横幅本来只准备今天信访时出示接待人员，表示我们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我们一定要上街游行的决心（因为我们的每次申请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这次是不打算用的，想不到今天竟用上了！
当我们走出信访局大门，打开横幅时，一群警察从里面出来，推搡扯扭，阻拦我们，而且强行夺去我们的横幅，在门口又和我们吵起来。不久街道转角处又出现了一队十来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向我们径直走来，显然是从别的地方调派来“维稳”的。这一来，警察与游行者的人数比例，几乎达到1: 2了。我们只不过二十多个八九十岁的老头子呀（身体差的早退出了），又没有任何可能用暴力来反抗他们，用得到这么大的警力来对付吗？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的“维稳”思维定势。中共最崇拜的是“暴力”，以为暴力万能，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马上祭起“暴力”的法宝，来实行“维稳”了。
警察使用暴力夺去我们的横幅后，我们一位机智的难友伺机出其不意把横幅夺了回来。离开信访局，我们才把横幅打开。经过进一步商量，我们改变了当初去省府大楼门口游行的计划。我们知道省府里面有更多的警察，一定又会重演这一场暴力“维稳”的戏剧的，不如把我们的冤情诉诸人民群众。于是我们决定游行到西湖湖滨人多的地方，从六公园一直游行到一公园。
我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还我们22年被扣的工资！”“右派冤！”“抗议信访局警察打人！”一路上不少行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有的拿出照相机。我们向他们叫好，并表示希望他们把今天拍到的游行场景通过网络发出去，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冤情，了解中共制造了警察打老人暴行的丑闻。
走到湖滨，人多起来了，还碰到几位警察。他们倒没有用暴力对付我们，只是劝我们收起横幅，说这是“法律不允许”的。我们向他们进行解释，约略告诉他们我们所受的沉冤，我们经历过的苦难，我们有多少难友悲惨地死于劳改农场。他们平静耐心地倾听，有一位甚至表示这是一党专政造成的，但又马上收回。警察能说这样的话，说明中共多么丧失民心，他们的统治已经完全失去合法性，连他们自己的镇压工具都看不过去了。
他们跟随我们走了一程，从六公园直走到三公园；他们劝我们回去，说是天气这么热，你们年纪又这么大了，要注意身体，并扶我们在树荫繁密处坐下来休息一下。在与我们同行时，他们与上级领导通了几次电话，报告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我们有些耳朵很尖的难友，听到电话里一位领导曾令他们“采取措施”。这是什么意思，一听就明白的。我们一位难友愤然地说：你们把坦克机枪都搬出来吧！我们手无寸铁，等着你们“采取措施”呀！那位打电话的警察倒在电话里回答上级说，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意思是说暴力手段是不合适的。小小警察还懂点道理，还有点人性，而上级领导却只想到“采取措施”，其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竟远远不如底层的小兵小卒了！由此我们又想到地方与中央领导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我们多次与地方打交道，他们都表示，我们的维权索赔是合理合法的，但他们无权处理；只要中央有了政策，他们马上给我们解决索赔要求。看来愈是上层就愈不讲理，思想愈僵化，行动愈蛮横，愈缺少政治智慧，无能力处理党群关系、官民关系之类大事。现在群体性事件每年几十万件的高发率，就是暴力维稳的政策造成的！就是权势膨胀到无法无天的地步造成的！就是人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造成的！
今天气温已在37度以上，我们因为愤激，竟完全忘了外界的环境，也忘了自己的年龄了。警察的劝说，引起我们对刚才在信访局的不快事件的记忆。我们有几位难友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不给我们公道，我们不惜一死，也要争回公道！我们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全国人民，为子孙后代！”并且解释：今天的事完全是信访局逼出来的，他们如果接待我们，或者警察不对我们动武，我们是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大热天出来游行的。毕竟我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今天我们的信访招来的是屈辱。高高在上的官员们食言不屑接见我们这些小百姓，他们手下的走狗打我们。我们都是正直的人，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而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宪法上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我们的人格尊严的。我们不能容忍对我们的人格尊严的污辱！
本来只要他们按照宪法和最普通的社会公认的道理来处理，我们就不会把自己放在同他们对立的地位的，可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对付我们，我们也是被逼上梁山，只好豁出去了！
我们要正告中共：我们等待着你们的“措施”，且看你们将使出怎样的手段对付我们！这次的事件没有完，我们要求给我们一个说法！
中共对我们的维权索赔的一贯态度总是“不理”；他们根本不反思他们对右派问题用这种无赖态度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只能激起愈来愈大的不满，只能激化矛盾。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社会公认的法则。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应该认识到，既然你们已经承认给我们打成右派是错误的，那就应该发还我们22年扣发的工资。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今天，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尚存人世的已经凤毛麟角，有人估计当年的55万右派，今天活着的，只有几万人！中共对付右派的政策，可能以为只要这样拖下去，这几万右派就会自然消失，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这样的如意算盘却是打错了！我们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放弃维权索赔；即使我们死尽了，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不给反右冤案作彻底的昭雪，你们向历史、向人民是无法交代的！
我们的问题既然在中国解决不了，那么到了我们被逼得要去国际社会寻求解决时，请勿见怪！
浙江部分五七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