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转自博讯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由计划经济放开市场时，从事私营工商业者曾经常面临“投机倒把罪”的指控。一些企业家回忆早年“到处是生意”的辉煌岁月时，都会同时记得当时对时局不定的担忧，总觉得随时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直到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共中央将建立市场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从商”挣钱乃是光明正大之事的社会意识才普遍起来。
约10年后的本世纪初，中共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思想，企业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1年，重庆、浙江和贵州进行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和张芝庭相继当选为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参照党政系统，这个职务属较高级别干部序列。2002年尹明善成为中国首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中国企业家，紧随之后，2003年1月，徐冠巨获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时，“企业家党代表”更成为当时最有热度的新闻。
这是此轮企业家在体制中获得的政治生涯巅峰。短短20年内的同一代人，由半合法的可疑边缘人群，成为被体制认可、分享一定治理权的社会进步群体。
2003年后，这种对资本和其代表人物企业家的政治认同和吸收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7年政协换届起，各地中国企业家兼任政协副主席的现象开始减少。对底层的关注成为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更注重公平的政策倾向下，大幅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同时在经济领域，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在体制内政治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下，全社会对财富的追逐虽然热情不减，但财富观念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合法性的追问也变得普遍，使得企业家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心理不确定性再度急速上升，出现了不少移民海外者，而一些活动仍在国内的，也纷纷办理海外绿卡以备可能出现的麻烦。
新的领导人集体上台后，一直发出向市场化方向改革的信号，企业家对此报有不小期望，但同时，新的执政理念成型仍需要时间。待定之局，尚需破解。不喜欢谈政治，但对政治风向却异常敏感的中国式企业家们，其内心的躁动，是可以想象的。讨论商业和政治的关系，背后就是讨论在新政治周期下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这无异于常人，只不过他们属于更敏感的一类而已。
站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此轮企业家“谈不谈政治”的讨论，可能会有更丰富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