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独立评论
五十年来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共一党统治的局面在1998年被风起云涌的民间组党运动冲出一道缺口,随着“民运三君子”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被判刑,组党运动进入调整期。如何理解、看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所面临的深刻问题。
要正确认识这一重要的政治变局,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论上的困难,因为任何特定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单一的、不可重复也不可逆的,因此,只能对其作描述,不能对其作归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作前提,也无法对其进行演绎分析;同时,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一般科学中常用的决定论的、统计的、线性的、非线性的、“新、老三论”的、混沌的方法也都显得无能为力,相对来说只有类比的方法能够较清晰地显示事件的过程,简化并揭示事件的意义,甚至作出较准确的未来预测。但要作出有意义的类比必须首先找出最相似的参照物,以大规模的、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而论,最近似的参照系应该是股市。股市中最深刻,最有哲理性的理论——波浪理论的创始人艾略特就明确指出:他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不单是自然界的,更是社会和人的心理,行为的运动规律,他之所以用于股市是因为股市有几百年积累的最完整的数据资料可供分析,有千万人和亿万资金的大规模运动可供参照和验证。因此,以股市中积累的各种理论工具和概念术语作参照,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历史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看问题的新视角。
一般来说,股市在底部运行时要想展开一轮上升行情,必须有“基本面”、“技术面”的配合。基本面是指外部的大环境、大气候,技术面则要突破—条沉重的“阻力位”,也叫“颈线”。股市底部不管以什么方式运行——头肩底、W底、三重底,圆弧底,还是潜伏底——要想上攻都必须先突破这条“颈线”的阻力,升势才能被确认。但颈线突破是有条件的,即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所谓“带量突破”,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这种突破就是“假突破”,“无效突破”,甚至“多头陷阱”,就是政治上所说的“引蛇出洞”,“欲擒故纵”,随即“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确认颈线突破的是否“有效”,重要的标志是看是否有成交量的放大,即是否有大量买盘跟进。以这种理论分析今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宏观基本面”角度,随着97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中共完成了邓以后的权力交接;98年二、三月的“两会”以后,中国政坛出现了“北京之春”的宽松局面;四,五月份的北大百年校庆;六月份的克林顿访华“直播”;十月初的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官方报刊、杂志、出版界的相继活跃;使国内的民主气氛升温,自由化呼声高涨,这就为蕴蓄已久,后来遍地开花的大规模组党运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宽松的“宏观基本面”。
如果像以前的历次小范围,少数人的组党很快被打压下去一样,今年六月的浙江王有才组党一案被打压后无人响应,则通过组党突破中共一党统治铁板一样的沉重阻力和政治颈线的努力就是“孤立事件”或“无效突破”,但我们随后看到的事实却是:六月末“中发联”开始活动;九月山东,武汉提出组党,随即全国十几个省市跟进;十月初“中发联”正式成立并顺利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的第二天(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在这前后,“自由公民论坛”,”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国人权观察”,“全国反腐败观察”,“下岗工人群体”等政治性组织也相继成立或积极活动,使组党运动急剧升温。直到十一月初,以徐文立为代表的国内民主党人顺应潮流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国内外民运人士积极响应,紧接着“民主党京津党部”和“武汉党部”相继成立,把全国组党运动推向高潮,形成组党运动强劲、凌厉的“第一浪上攻”。由于此次民间组党运动对中国一党统治局面的突破是“放量突破”,在浙江组党后有大量后来者跟进,形成“量的放大”和“量能的支撑”,即哲学上所说的“量变到质变”,故可以确认此次组党对中国党禁“颈线”的突破为“有效突破”。
突破局面形成后一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以股市理论来看,由于多方战线拉长,均线发散,支撑减弱,各项技术指标超买、钝化、背弛,上升空间有限,必然会遇到空方的沉重打压,在图形上形成“反抽”或“回调”,甚至“回补跳空缺口”。“调整形态”与“上攻形态”相比极为复杂,时间可长可短,任何理论对此的描述和解释都遇到困难,即股市进入你来我往,扑朔迷离的“盘整期”。如果空方力量强大则向下盘,多方力量强大则是横盘或向上盘,这要依“宏观基本面”的情况而定。以此来观中国的组党运动,9、10月份组党运动进入高潮后,各地公安机关对异议人士开始加紧监控和打压,各地民主党人士被抓了放,放了抓,对组党形成“上升阻力”。到12月初,官方对全国形势作了全面打压,一方面正式逮捕三地民主党领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多次逮捕各地抗争人士,两次查抄“中发联”北京总部;—方面急剧收紧舆论尺度,整肃以《方法》杂志为代表的国内报刊,杂志,出版社系统。一时间“乌云压城”,终于遏止住了体制外组党势力和体制内民主化,自由化势力的上攻势头。徐文立等人被抓后,国内外人士作出强烈反应和抗争,各先进国家政府也作出迅速,高规格,强有力的反应,但并未能阻止中国政府对徐文立三人的审判和判重刑,12月17日以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先后被判刑13年,11年,12年,把此轮组党突破后的“回调”打到最低点。虽然有国内外民主人士的绝食抗议和各大国及北欧诸国的强烈抗议,仍可以认为组党浪潮进入“调整期”。
从理论上讲,“有效突破”以后的“回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回调”一般不会跌回“颈线”以下,因是“放量上攻”,有“量”的支持和确认,所以,已凝聚起来的社会能量和“人气”一般不易打散;二是调整时间的长短任何理论也无法准确给出,理论上是不可知的,因为影响它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因素太多,使它持续的时间可能很短或很长,这要依“宏观基本面”或国内、国际的社会“大气候”而定。三是回调“盘稳”以后的走势必是新一波上攻。上攻的高度任何股市技术分析专家都能告诉你其“量度升幅”在理论上至少可达到多高,如果有宏观基本面的配合,形成“艾略特波浪理论”所描述的“爆炸性”的“主升浪”,则升幅更为壮丽,可观,这是理论上的预期。具体到中国的组党运动,经过第一波上攻突破和打压回抽后,调整期需要多久谁也不知道,但有下一波上攻是肯定的,下一波的“目标位”也是确定的,“宏观基本面”也是配合的。最重要的是“宏观基本面”,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和社会历史事件莫不成于斯,长于斯.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基本面究竟如何呢?概而言之,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已把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推入民主制的广阔航道;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大潮已涛声拍岸;由跨国公司和国际互联网所推动的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势不可挡;市场经济的根系已深入传统经济的板结土壤,使建立于其上的集权政治风雨飘摇;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和“公民”意识正在突破“臣民”,“顺民”的桎梏,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开放的国度再退回到封闭状态已不可能;人类将进入下一个千年;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固守党禁是否合时宜,是否能成功,是否识实务,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据报中国“工人党”已于1999年元月一日宣告成立,国内外民主党人和“文化复兴运动”组织的接力绝食正在继续,“中发联”仍在活动,《方法》杂志99年第一期已出版发行,下一波民主浪潮的能量正在积蓄,随后的事态我们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王平渊
199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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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平渊,男,1952年生人,汉族,籍贯山东冠县,16岁参军,在海军服役四年,复员后在中学教书,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任教。“六•四”整党期间被校方解职,九一年至今无业。九一年后退出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