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从反右到文革的10年里，我们的大家庭失去3位成员。我丈夫的三妹夫在广西宾阳县宣传部工作，因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妻子（我丈夫的三妹）被逼与他离婚，否则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三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才7个月。为了孩子将来不被歧视，三妹只好含泪和心爱的丈夫离婚。后来三妹夫被送劳改，折磨致死。我丈夫的四妹夫是共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文革一开始就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次年含冤去世，丢下2个年幼的孤儿和年轻的妻子。
我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后在县中学教语文，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一来，被该校造反组织扣上34条罪状，诬蔑他是历史反革命。1968年8月15日，县革委会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我丈夫所在的中学，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是县革委会副主任齐某。当时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被迫参加这个学习班。因人太多，这所中学住不下，就分散到县城内各小学，每个小学是一个点，每个教师都不能随便离开住地，违者严惩。
第二天，所有教师都被召集起来，听齐某的动员报告。齐某要各个点的负责人狠抓阶级斗争，把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垮斗臭。我丈夫早已是阶级敌人，我也被定为阶级敌人。斗阶级敌人的手段花样百出，剃十字头，罚跪，反手绑，拳打脚踢，棍子打，等等。逢集市的时候（三天一集市），白天拴着我们上街游斗，强令我们敲著口盅、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喊声不够大，跟在后面人就推打。晚上回住地，继续在学习班批斗。学习班开班第四天，即8月19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长，被绑着拉到该校的池塘边，用步枪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然后扔到池塘。
我们一家6口（4个孩子）原住在丈夫学校的宿舍里。1967年我和孩子们被赶出学校宿舍，家庭被拆散。在学习班上，我和丈夫也不在一个点。丈夫惨死的当晚，我一无所知。次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给丈夫送早餐。他不在宿舍，我感到不妙。在校院内，有人告诉我，丈夫昨晚被革命群众打死在池塘里了。我惊呆了，悲愤难抑，立即去找齐某。我质问他：“是谁打死我丈夫？你打算怎样处理？”他恶狠狠地说，你丈夫干了很多坏事，被革命群众打死有什么好处理，说完转身就走。我的泪水只有往肚里咽，悲愤只能埋在心中。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回家先把这不幸的消息小声告诉我妈，以免幼小的孩子听到哭着要爸爸。我妈听到噩耗也惊呆了，泪流满面，说：“冤啊，谁这样害他啊？”我4岁就没了爸爸，如今运动又把她唯一女儿的丈夫夺走了，剩下母女一门双寡！在巨大的打击下，母亲几天之内就像变了一个人，衰老了许多。
埋葬了丈夫的当天，他的学校就勒令我两天内把丈夫的东西从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次日早上，两个最小的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们送饭去给爸爸吃吧？”听到这话，我的心都碎了。丈夫生前很疼爱孩子，一到吃饭时间，孩子们就想起爸爸。丈夫未被隔离前，最小的孩子想睡觉时就叫爸爸抱，摸著爸爸的耳朵才肯睡。我含着泪对他们说：“爸爸永远不会吃我们的饭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他不在了。他们的脸马上沉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脸再也没有笑容。年迈的公公、婆婆得知儿子的死讯，哭得死去活来。公公泪流满面，说过去我靠一条扁担挑在肩上养活一家14口，那么艰难，我没有流过泪。战乱年代，我的儿子投奔共产党的军队闹革命，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下，现在竟惨死在他一直为之奋斗的共产党手里，让我老年丧子，白发送黑发，真冤啊！
丈夫死后的第三天，他们派人叫我回学习班继续迫害。他们用绳子绑我、打我，叫我跪下，有时一跪就是三四个小时。丈夫没死时，我不被挂牌，他死后我挂牌了，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某某的臭老婆某某”。晚上我请求他们让我回家住宿，以便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家伙说，你回去就挂牌回去。我说，请你看在我年老母亲面上，不要叫我挂牌回家。她看见这块牌，打击太大了，会受不了的。她要是再出什么问题，就没人帮我看管这几个孩子了。他凶狠地回答说：“不行！”无奈，我只好天天挂着这张牌回家，快到门口时就拿下，把字翻过来，放到门背后去，以免母亲看到受不了。
在将近3个月的学习班里，他们强加给我莫须有的罪名，说我好大的胆子，丈夫死了竟敢去问齐副主任如何处理，想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诬蔑我参加反共救国军，是救国军的联络员。他们一共列了八条提纲，围绕这几个问题批斗我，没有一天不罚跪挨打。
10月底，血腥的学习班结束了。在我所在的学习点，有2个老师被迫害致死。我丈夫学校的那个点，死了4个（1个书记、1个副校长、我丈夫和1位女教师），其他点死多少人，我不得而知。学习班结束后，他们不让我回学校上课，把我赶到农村生产队，一边接受劳动监督，一边继续写交代，交代得好还可以当老师，交代不好就永远别想当老师了。当时我的工资每月34元，他们只发给我21元，只够买6个人的口粮，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
我什么交代也不写，我没干坏事，没什么好写。我恢复工作后，孩子们仍然处处受歧视。一天晚上，妈妈上公厕，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外面等，邻居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竟用木板鞋把我最小的儿子的头打得鲜血直流。派出所一位姓石的警察看到了，立即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救治。我赶到医院，看到小儿子坐在椅子上，身上穿的两件衣服都被血渗透了。我的心好疼啊！忙把儿子抱在怀里。护士拿着药和绷带给儿子包扎，说谁把孩子打成这样，真是太狠心了。
1976年文革结束。据1984年官方透露，我所在的县，30万人口，文革期间就被迫害死了2200多人。有一个乡镇，一天就死了160多人。文革过去30多年了，但中国人民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