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梅传自Sciencenet.cn
上世纪中叶，我国社会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简称“三大差别”)。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缩小“三大差别”做了不懈的努力。到七十年代末，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文化夜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下得以逐步缩小，农民与工人的收入差别也基本控制在两位数以下。遗憾的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发展，“三大差别”重又抬头，其中城乡差别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78年，我国城乡人口分别是1.7亿和7.9亿，城乡人均年收入分别是343.4元和133.6元，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209.8元；1995年，城乡人口数量同步增长，分别是3.7亿和8.5亿，城乡人均年收入分别是4283.0元和1577.7元，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2705.3元；2007年，城市人口达到6亿，而农村人口减少到7亿，但城乡人均年收入分别为13785.8元和4140.4元，相差9645.4元。30年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拉大了46倍！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乡差距不但没缩短，反而越拉越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
中国农民是基于195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理》及其后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而形成的身份等级概念。城乡两大系统之间的公民在享受公共利益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城乡发展失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城市，在国家事务管理中的具有强势话语权，而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只有迁徙到城市，成为市民，才能够享受到优厚的公共权利。“人往高处走”，这一生态学上趋利避害的生物学本能，变成农民脱离农“苦”进入城市的强大动力。然而，那些把守“高处”的人设置的准入条件高，“低处”的人为满足那些条件的所付出的代价昂贵，最终导致大量财富由“低处”往“高处”逆向流动。
目前，一对农村夫妇平均1.5个孩子，而城市是1个。以此推算，城市人口应该出现负增长，但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实际数字却是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农村人口反而减少。其原因在于至少4亿农民转为城市户口。无疑，是这4亿多农民进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巨大商机。
让我们以城市房地产的发展趋势来说明这个问题。1990年房地产开发竣工面积3527万平方米，2000年为20603万平方米，2007年达到了47767万平方米，较1990年提高了12.5倍。新开发的房地产，除一少部分满足原有市民住房外，绝大部分提供给新增加居民的，即卖给了迁徙到城市的农民(或其后代)。以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7.1 平方米，平均以3000元/ 平方米计算，4亿多进城农民进城的“成果”是，32.5万亿元财富由农村流向城市。
由此可见，城乡差别问题的实质是由于存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连带的城市户籍福利诱惑，加上几十年的工农商品剪刀差造成的。工业的生产效率，由于不考虑环境污染，可提高10倍甚至100倍；但农业的生产效率，30多年来是变化不大的。当城市居民工资在大幅上涨的时候，农业收入基本不变，但支出却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农民相对收入是下降的。发达国家农民享受有很高的农业补贴，中国农民没有，只有进城出卖力气赚一点钱。
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政府既已确立了关注民生、关注“三农”的4万亿投资计划，就应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农民职业化，消除城乡系统隔离。缩小城乡差别，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让现有身份概念上的农民群体消失，农民不再是一种户籍等级身份。将农民职业化，重新明确农民概念。只有那些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才是农民，而居住在农村的儿童、老人以及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应该从农民这一户籍身份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不再依靠土地供养，而享受公民所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服务。
第二，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产业的市场地位。提升农业产业化竞争力，不仅能够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也便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增强农业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可提高农业的市场地位，强化农民在市场流通中的话语权。
第三，农村社区化，实现城乡一体化。新的农村社区，仅仅是地域特征上的称谓。农民是一类职业，不再是户籍身份象征；农村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民聚居地，而是和其他城市社区一样的居民社区。农村社区应当享受和城市社区一样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福利，达到城乡基本一致的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理想社会发展目标。
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国家改革的目标。农村不该被社会所遗忘。那些认为农村问题应当由农民自己解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最广阔的市场也在农村。我们强烈呼吁，国家各级财政的投资，应按国民人口的比例投入农村，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
(李宗奉为泰安市泰山科学院副研究员、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