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1966年红八月，大上海变成腥风血雨的大海洋。过去整洁的南京路，如今成为一批批红卫兵横行滋事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前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过路人的小裤脚管也在被剪之列，烫发的妇女更被残暴地剪成光头。十里长街，处处慌乱，处处痛哭，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光妇女的上衣。淮海路上到处砸招牌，一些著名餐馆贴出大字报：“黑九类及其子女不准入内！”有的餐馆甚至贴出所谓革命通知书，赫然写着：“二十种人不得入内：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道、尼。”著名的上海文化广场上，隔日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专家被打倒在地，再用脚踏踹。
我家也遭劫难，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连续到我家抄家。他们拿着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唱着《造反有理》革命歌曲，像跑步冲锋一般打上门来。一进来就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他们认为，我们这样的反革命人家，过去是地主资本家，一定私藏金银财宝，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抽打我父亲。
有一次，他们抄到我母亲三十多年前的陪嫁品，几只手镯、翡翠、玉片，如获至宝，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碧玉被打碎在地，红卫兵在地上抢夺碎片。几个红卫兵在我母亲的箱橱里抄到几幅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国画，那是我太外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画。他们不知其贵，只是好奇地传观。一个红卫兵上来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一把夺过，撕碎掷出窗外，跳着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的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的父亲刘宗汉曾经当过国民党专员，红卫兵逼他交代罪行。老人吓得哆哆嗦嗦，辩解说：“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呵斥他狡赖、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冲着用皮带抽他。一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从一本旧书中搜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激动得大喊：“抄到了，抄到了！”其中一张照片上，我父亲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西装，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还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的合影。
红卫兵指著照片，点戳着我父亲的脸，大声喝问：“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老实交代，这是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面对他们的吼叫乱骂，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和人民，去苏联和美国接受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的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么代表人民？还在放毒！”“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你又在耍花样，欺骗我们红卫兵小将！”
往昔的荣耀使老人勇气倍增，他伸手拣出张照片，说道：“喏，这一张，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同志。”又指著另一张说：“这个美国人，是抗日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
那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又从另一本书中找到一张大照片，惊叫道：“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那是一张父亲当年做京剧票友，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几个红卫兵立即揪住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按背，弯腰90度，双肩后翻，疼得大叫。
三哥文辉堆放在床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被他们一本本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他们认为好看的，就扔进一只大纸箱，准备带走。三哥爱书如命，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撕书声犹似刀割在他心上。他急忙上前解释，阻止他们的恶行。四五个红卫兵冲上来，对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骂道：“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的书籍，不是外国的，就是孔孟之道的，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全部烧掉，看他今后怎么看！”
临走时，一个红卫兵头头已出门，又返回来，强行抢走了我家的一台六管红灯牌收音机。我上前拦阻：“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那个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账，当心你们的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扬长而去。
那年月人人自危，平时的积怨、妒忌，同事、邻居里的不和，随时都会变成暗箭和诬告，再由此造成被斗争、抄家。有一天，一个邻居到派出所密告，说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半夜在屋后花园里藏东西。一批红卫兵很快冲进来，在我家花园内乱掘猛挖，花木全被毁。
与我们同住的4个外甥，大的16岁，小的8岁，吓得哇哇大叫，围在老外婆身边痛哭发抖，有的甚至钻到床下。
我家对面住着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老师姓高，出身资产阶级，平时同学们背后都夸她漂亮，有气质。那天红卫兵抄她的家，我看到一个流里流气的学生用扫帚挑起一件粉红色柔软衣物，在她家门口吆喝，引来大家看热闹。那是一件胸罩连内裤的女用内衣，里弄的阿姨妈妈们看到后，神情异常，啧啧连声，仿佛那是很淫邪的东西，只有荡妇才会穿。有的学生指著被批斗的高教师骂：“不要脸，淫妇！”围观的一些革命群众也叫喊起哄：“给她剪了，剪了，剪成条条片片，看她怎么穿！”有人骂道：“骚货，看上去那么漂亮，想不到思想这么肮脏！”有人叫着出主意：“狠狠批斗！把肮东西挂她脖子上拉出去游街！”
红卫兵们听到起哄人群的恶作剧创意，立即把那件胸罩内衣剪成七八条碎片，挂在高老师头颈上，推搡著、作践著在里弄周围的街道上游斗，后面跟着一长串看热闹的人。高老师低着头，泪流满脸，泣不成声，忍受着愚昧人群的肆意凌辱。一位哲人说：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文化大革命将万万千千人推向愚昧的深渊，又使千千万万人遭受愚昧暴君的残酷践踏。
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说北京大兴县杀害300多名四类分子，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家被杀绝。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著墙上贴的毛像说：“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位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血债，否则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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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1966年9月某日下午，刚上班，忽听一声哨子急响，接着听见积极分子邱某高声喊道：“全厂紧急集合！”然后激动地宣布：“刚才，刘书记发现了一起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铁塔牌香烟盒子上印的铁塔里边看见了蒋介石的像，还发现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俄文字母，这就是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牢（宰）世界，已经派小丁去报案了。”这帮人把“主宰”读作“主牢”。小丁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一个流氓无产者。平时我就抽开封生产的铁塔牌香烟，便宜，一毛几分钱一盒。当晚回家，我把那烟盒拆开，抚平，仔细察看，却什么也没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从今以后再不抽铁塔烟了。次日一早，我刚踏进厂门，丁某就拦住我：“把烟拿出来！”我立马掏出本地生产的廉价烟“大公鸡”，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他接受了，看起来有点失望。此后他们没再提这次阶级斗争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