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中国人权

在中共建国以来的异端思想史上，1957年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的一座思想巅峰 。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地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就对执政的中共的批评和建议而论，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大，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仅见的，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的“改革开放”的理论。

例如，以民盟、民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为首撰写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著名的右派“意见书”，就无不具有其改革的系统性。它们不仅有切中时弊的先见之明，还有中国目下的改革进行了30余年还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更不用说在历史学界以雷海宗为代表的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公开挑战；在法学界以杨兆龙、钱端升、王铁崖等学者，党内以王翰、贾潜等司法界的高级干部对“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和“陪审员制度”的大声呼吁；在新闻界以王中为代表“新闻自由”的理论和十多位报纸主编对“同人办报”的认同和倡导，都大大地超越了30年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成果的总和。仅举一例便可以一比高下：在反右运动前，虽然中共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的报纸，但至少中国当时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几家在名义上有民主党派办的全国性的报纸；而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却是一家党外人士主办的独立的全国性报纸也没有。

这里，我还是想利用一些珍贵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来展示和阐释一些未来“一九五七年学”研究中的思想光点。

当代史上的一个结社高潮

在反右运动中，在全国被打成“右派集团”或“右派小集团”的人可谓不胜枚举。在这些集团性的案件里，除了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民间社团也占了很大的比例，仅在《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所收的档案里，就有数百件之多。在50年代初的镇反、思想改造和1955年以来的肃反运动后，大学中的师生自由结社越来越陷于低潮。但是1957年的鸣放运动却意外地激发了中国当代史上的第一个师生结社的高潮。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独立的、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继而争取“自由、民主、人权”为宗旨的民间社团的诞生。当然、最后这些社团的命运也无疑是都被打成“右派小集团”。鉴于全部罗列这些民间社团在文章篇幅上的困难，下面就当时中国大陆二十余个主要大学，列一简表以飨读者。

大学	社团/出版物名称	代表人物	言论主张
北京大学	百花社；刊物《广场》	谭天荣、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龙英华、林昭等	“反三害、反教条主义的联盟”，“自由、民主、人权”
北京师范大学	苦药社、霹雳社、霹雳社；刊物《底层之声》、《小论坛》、《狂飙》等等	郑景星、胡家瑞、张海琛、王增佑、高瑞兴等人	“改组党委会”，把某些人“赶出学校圣地”等
中央戏剧学院	卡秋莎报社	仇乃博、谢立琼、戚恩聆等人	要求“平反人间冤狱”；“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领导，不是不爱国”等
清华大学	庶民社	孙宝琮、张悦钟、商桂等人	要保障人权，现在人民毫无权力，民主是假的，这就是“还政于民”
中共中央民族学院	“野草”、“蜜蜂”社	周康民、李鹤亭、王成良等人	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学校矛盾
武汉大学	《火焰报》；报刊联络站	吴开斌、蒋兆鹄、姚中琦等人	提出了向党“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口号。
天津大学	春雷社、风雨社、ＤＤＴ社、鸣放社等	李朝贵、卢田修、陈勇、万嘉蔚、朱呈祥、王渭等人	均为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的学生的“鸣放社团”。
南开大学	广场诗派	李艺林、刘立文、张步明等	为北京大学“广场”集团的南开支部。
山东大学	民主群	张正华等人	“在恐怖中是无法学习知识的，无法建设祖国的”。
交通大学	春雷	李其家、陆友全、宗慕渝等	提出“校难当头，行动起来”、“不要政治课”等口号，鼓动罢课。
华中工学院	“民主刊”、“民主墙”、“民主台”、“伸冤团”	核心分子是曾文三、陈律恒、全克里、蔡哲成、李家明、王德化、陆皓长	提出了“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政治口号，批评肃反运动，表达对党的不满，鼓动罢课罢考。
太原工学院	化四鸣放委员会	王育化、李泽麟、李琮、崔琦等人	夺取鸣放的领导权，提出“要召开群众大会，要成立鸣放委员会来领导鸣放”
西南师范学院	五人小组	黄太安、王守国、唐永刚、李承林和卢文升	“现在是「党天下」”，“坚决主张取消档案制”等等。
西北师范学院	车轰社	叶萌	“夺取阵地，争取群众，扩大声势，造成舆论”，来“压迫党改变自己的路线”
云南大学	“爆竹”反党小集团	沙毓麟、崔学义、张士林、刘麟先、黄集寿、丁光汉、李湘、王志充等人	支持匈牙利事变，反对个人崇拜，攻击党团组织及肃反运动
西北大学	争鸣委员会	黄国湘等人	“共产党几年来专横独裁……无恶不作……”“我们争鸣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受党委和学生会领导。”
西南农学院	真理塔	吕金庆、 朱泽觥、赵裕隆等人	农民实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而党中央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实又存在着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楚歌	赵明义、陈刚、戴家祥等人	政治纲领是“多党政治”；经济纲领是“要掌握国家的重要工业；让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自由竞争”，文化纲领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给知识分子以充分的思想自由”。
中南矿冶学院	解冻社	李镇亚、黄际春、黄心钦、奚士良、姚如琨、刘光中等人	咒骂新社会为奴隶社会，党是“看赏的主人”；骂党是“法西斯”，要党员退出学校。
华中师范学院	联合宣传组；刊物《卡秋莎》	邓文祥、阮戎等人	“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实际生活中被剥夺了”

应当指出的是：1957年的这一结社高潮，绝不只限于高校，而是在各行各业都有涌现。例如在文艺界，就有中国文联以杜高为首的“小家族”集团；有以高晓声等江苏青年作家组织的“探求者文学社”；有以石天河、流沙河为代表的四川“星星”诗派等等。就连当时军内，都曾揭发出不少“右派集团”，例如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戴煌、李耐因“右派集团”等。

提到结社，人们可能会禁不住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的“司令部”和“战斗队”，继而认为那才是一个中国当代史上的“结社”高峰。其实，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1957年大学里在鸣放中出现的的民间社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当然是思想倾向上的。文革中的红卫兵组织和群众组织，无论哪一派，基本上都是拥护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只不过是有“左”、“右”两方面的些微不同理解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框架之内。而1957年出现的上述社团，则具有鲜明的“向党（中共）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体制外的思想特色。这是文革中所有的“司令部”和“战斗队”都不曾具有的。第二，还是思想深度上的。即便是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的代表者们，如遇罗克和李一哲等人，尽管也反对中共的种种具体的政策——如血统论和林彪之流的“极左路线”，但是要对于建立一个“多党政治”的民主国家，还是缺乏1957年不少右派集团的理论思考的。最后，是组织形式上的。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在中共党内各派系——“毛（泽东）派”或“刘（少奇）派”——的支持下应运而生的。1957年共产党还是铁板一块，而那些在鸣放中拱土而出的“反党集团”才真正是对中共体制的造反派。

1957年民间组党的强烈欲望和实践

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组织政党当然是高于成立民间社团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各个高校的右派集团里，已经有很多人有了在中共和既存的民主党派以外另外组织独立政党的欲望和想法。例如，在人民大学就有周治德、朿洪涛等人，计划成立一个“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它不包括共产党，而是把各民主党派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联盟，他们认为：“对最后消灭党（中共）是有好处的”。西南农学院的吕金庆、朱泽觥、赵裕隆等人认为：“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由于没有农民自己的政党，因而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真正的代表(有少数是共产党员)，不能将他们自己的要求在这些会议中充分讨论，以作出相应的决定来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因而，他们也有过组织中共农民党的设想。就是上面提及的军内的右派集团成员戴煌，也有过组织“第三党”的设想。按他的想法，这一新党可以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在民间，这一组党的欲望不仅是想法还真有实践。例如，成都二师的徐昌明就在1957年３月组成了“大同党”，并计划“大同报”“大同军”等，表示“坚决反共到底”。无独有偶，在云南高校，竟也有过两个“大同党”。其一是在昆明师院，有过一个由中文系学生吴文懿、杨长虹和晏鸿鸣于1957年5月组织的“大同党”，并有该党的正式纲领（见附录：《中国大同党党纲(草案)》）。另一个是在云南大学，是由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程荣昌、王常燊、李寿国和吴斯清等四人发起，于1957年1月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陈鼎全、罗浩鸿一起组织的。按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2月13日的报道：“该党的纲领是中国实现所谓‘经济大同’和‘政治大同’。推翻共产党的任务分为三步：

1、健全发展大同组织。

2、混乱共产党建立的秩序。

3、武装夺取政权，推翻共产党。

纲领中还规定了在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工人和军队中的工作的策略，强调与国民党合作，积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活动。”

至少从云南高校的两个“大同党”的理论和纲领来看，他们对中共政权的假民主、真独裁都有较深的认识；对于废除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权机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也有真切的追求。究其理论水平，可以说是绝对不低于当今海外民运的任何一个党纲的。更为可贵的是，在昆明师院批斗“大同党”发起人的大会上，吴文懿侃侃而谈，为自己的组党做了有力的辩护。例如，他说到：“法国学者佛罗贝尔说，人生下来就有天赋人权，我很同意他的学说，因此我对我国一党专政的政府极为不满。我说政府不好，从内政、外交、文教等方面的政策看。一、内政是专制独裁。政府不是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而是扩军备战。……现在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所提高，但比起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得远。如肉类不够吃，饭还吃得不够饱，有些地方饿死几百人。不能满足于同国民党时代比，国民党生活不好，人民就拥护共产党革命。今天生活不好，人民也会拥护其它人革共产党的命。二、外交方面，我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必须维护民族的独立。我认为国与国之间关系总是有利害矛盾的，今天是盟国，明天可能是对头。如英国与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内也是如此，如波苏关系，过去波兰卖煤给苏联，吃亏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英美法成同盟，现在成敌我。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例子，如苏南关系，有时好，有时很紧张。苏联同我国的关系亲密得过余了，我主张苏联专家都回去，我们自己有专家。外交既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也要在国际间主持正义，象印度和南斯拉夫，因此不能一边倒。三、文教政策。(只讲政府对大学的态度)现在大学的特点：1、建立了党委制度，有一门必修的政治课：马克思列宁主义。2、社会科学已经基本上不成其为科学，是把苏联一套硬搬过来。学术上垄断，不学唯心主义但要批判唯心主义。3、对自然科学，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不好，最近已有改变。我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加于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思想的自由。我反对在学校建立党团。学生要培养成全面人材，不要成为某个党派的人材。反对‘红色专家’，只要他为人民服务，爱国就行。”结果批斗会开得苍白无力，连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都承认：“从吴文懿在会上交代的情况看，他仍然坚决地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看来这立场非常坚定”。“这次会开得很不好，既不象个要反革命分子坦白认罪的斗争会，也没有从思想观点上击败吴文懿的反动货色。”

除了高校，其他民间的组党运动也非常活跃。1957年9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湖北省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显著增加》的文章，其中提到：

根据湖北省公安厅最近一材料说明：今年以来，敌情活动有显著增加，最突出的表现是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破坏，全省已发现了四十七起 (二十七起已破案)残余纠合性的反革命组织和新滋生的反革命组织，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前就开始暗地进行组织活动，今年才暴露出来的，也有在大鸣大放中新组织起来的。这些反革命阴谋组织，都有组织名称，如郧县的“黑军和平党”、应山的“同盟党”、钟祥和江陵的“忠义党”、通城的“中国第三忠孝党”、天门县的“革社党”、沙市的“革新党”、武汉的“人民党”、均县的“中国青年天主党”、蒲圻县的“反共救国团”等等，名目繁杂。……有一个新情况值得注意，从今春以来，以已知的反革命组织的首要分子中，新滋长的反革命多于历史反革命，根据典型调查，在三十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三十九个主犯中，有80％以上是属于新滋长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多是由于对党不满或对新社会严重不习惯等具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而逐步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如受过处分的党团员、生活上有困难的人、流氓、流动人口 (如临时工人)等。

窥一斑而见全豹，湖北省如此，全国各地恐怕也有相似的组党“盛况”的出现吧！

附录：

中国大同党党纲(草案)

昆明师范学院大同党

一、中国大同党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独立，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政治组织。

二、中国大同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包括全人类在内的大同社会，她的最低纲领是取得中国的政权，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独立，自由，富强的共和国。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一律平等的，根本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和贫富不均的情况，也没有现在正横行于市作威作福的党团组织。那时，社会上所侧重研究的不是如何制造毁灭性的杀人利器，而是如何改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如何延长人们的寿命，以及怎样到火星及其他星球上去……

三、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首先完成下列任务。

1、出版用来宣传党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政策、方针的报纸及书刊，以便唤起民主；

2、加强组织工作，大力开(发)展党员，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组织；

3、通过和平或暴力的方式推翻现存的专制政府、建立民主的人民政权机关。

四、共产党内那些盘据着要津骑在民众头上无恶不作的党魁和他们的心腹爪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

五、全体酷爱民主、独立、自由、平等和幸福的人们，都是我们革命中的动力，其中我们尤为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六、中国大同党现阶段的具体要求是；

1、打倒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机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2、铲除表决机器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有名无实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建立真正能够保证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权力机关。

3、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强加在人民头上作为所谓的指导思想！

4、反对专制独裁，要求保障人民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罢课等自由。

5、要求保障人民的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及人身和住处不受侵犯。

6、废除党、团员的一切特权，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一律平等。

(以上六条是关于内政的)

7、反对媚苏的不顾民族利益的一边倒政策，要求实行独立的外交。

8、反对尾随苏联的扩军卫战政策(这是在开(发)展重工业的幌子下进行的)，要求大力裁减兵员和减少军火生产，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开(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9、反对任用苏联公民在我国军队、机关、企业、学校中担任顾问。

10、反对政府在祖国的任何土地上和苏联合办企业；

(以上是关于外交的)

11、反对提高油盐、肉等副食品的价格，要求普遍降低物价；

12、要求降低农业税和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13、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适当提高工人工资；

14、农业和手工业者，有退出合作社的自由，反对任何强迫命令的做法；

15、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反对把知识分子人为的分成工人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

16、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大力普及文化教育事业，积极解决青年一代的失学问题，反对在科学文化机关和各级学校中进行党派活动及欺骗性的政治宣传；

17、开(发)展卫生保健事业，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

18、废除艺术界中的一切不利于艺术事业的开(发)展的清规戒律，大力奖励艺术创作。

七、组织原则：

1、党的各级组织是按地区的原则建立的；

2、党的各级组织及各个成员之间是按单线制的原则进行联系的。

八、策略和方法；

1、鉴于党员遭遇审讯时的任何供词，无论其本人的愿望如何，都可能成为政府用来控告和提审另一些人的主要材料，故特劝告全体党员在被审讯时拒绝作任何供词；

2、鉴于只有全体党员消息都十分灵通，中央与地方组织来往尽量密切才能保证全党协同一致的有成效的工作，故中央应在无疑(碍)保密原则下向地方作尽量充分的关于全党各项工作的通报；

3、党已经注意到政府现在为了苟延残喘，除一面加紧施展其贯用的高压手段以打击民众中的觉悟分子外，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下列措施：

(1)企图以让步和允许改良来麻痹民众，以便缓和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

(2)企图用虚伪民主形式把自己装饰起来。

虽然这些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甲：一切自一而下的改良都是不彻底的，因而只要民众的要求一触及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政权，统治者就会被迫撕去慈祥的假面，露出固有的凶残面目，用镇压的方式使得矛盾更加尖锐化；乙：世界上没有拆不穿的西洋镜，任何骗局都是不能持久的。)但我们仍有必要：

(1)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

(2)通过各种具体的事件，揭露中央政府宣传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并提出真正的民主要求。

4、“据点”既是培养党政军的干部的学校和职业革命家的临时隐蔽所，又可以设置革命印刷厂，因此组织应尽可能设法建立之。

“据点”须具有下列条件：

(1)(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上进便于攻退可以守；

(2)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

(3)一般民众对政府缺乏好感；

(4)我们干部力量较强。

5、寻觅和培养刻字人员，和其他必要的技术人员，是各级党组织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利用自制的证件进行工作，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

6、中国大同党到处赞助一切反对现政权的活动并且愿在不妨碍本身的独立性的原则下和一切反对现政权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合作。

7、我们绝没忽视“民盟”“民革”及其他表面上参加现政权的党派的革命力量，我们尤其重视他们的基层组织的成员的革命性。

8、党已经注意到利用现有的群众组织(如学生会，工会，青年团等)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在今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一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