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独立中文笔会
笔者自去年9月12日通过卢四清与谢万军取得联系后，参加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工作，今年又3次南下杭州——中国民主党的发源地，接触了一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朋友，对组党运动的了解逐步加深。
我于1月中旬首次抵杭后曾写过一篇在小范围内散发的文章，名为《组党时机到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并在后面特别声明“本文仅限内部传阅，非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在媒体上发布”。现在更加感觉到了这个声明的必要性。
实际上，我现在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有些唐突。去杭州前我虽与省内个别朋友见过面，但与大部分朋友仅是靠电话和书信联系，在正式参加民运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可能对民运包括组党运动有全面的了解。但由于当时浙江与山东的状况的确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在激动之余便写了上文。这只能说明当时我的看法很不成熟。
近两三个月来，我对组党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做出了新的认识，并以此纪念98组党运动1周年。
很明显地，在当今中国，普通民众对政治仍是谈虎色变。刚刚逃离极权主义的魔爪、头上仍笼罩着“六四大屠杀”阴霾的广大民众从心理上对政治抱有一种畏而远之的疏远感。从传统上讲，中国普通民众从未对政治拥有发言权，也即从未充分拥有并行使各项公民权利，甚至很多民众根本认识不到自己到底拥有哪些公民权利、什么是公民权利。
根据我在临沂和杭州的观察，在这两个经济、文化、民运发展情况迥异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一致的共同点，即民众中具有民主理念的极少，具有民主诉求的虽有一些但却一方面对民主一知半解一方面对民主诉求不敢自觉地付诸行动。
有鉴于此，窃以为，当前中国民运的首要任务仍是启蒙工作，也即从文化角度对政治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几千年的传统使得中国普通民众几乎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毫无意识，对政治一直抱有一种神秘感和疏远感，认为政治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与自己毫无关联，搞政治都是尔虞我诈、胜者王败者寇，一不小心便会惹火烧身、身败名裂。显然，这离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相去甚远。为此，我们应通过大量的启蒙工作，使民众认识到政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就如油盐酱醋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时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且无处不在。这是一件艰苦卓绝、任重道远的工作，决不是三两年能完成的。
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必然伴随着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的实现也即言禁的突破，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环境的改善。没有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如何运作并监督执政党？在没有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哪怕是一定程度上的——的情况下，反对党恐怕只能沦落为地下党，或者即使公开活动其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从而根本起不到反对党的作用并且随时会被封杀。
浙江组党运动在推动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过程中作了大量工作。从去年12月审判王有才开始，组党运动得到较大发展，吸引了许多普通民众参加。但这些新朋友普遍对民主理念很模糊，加上浙江为首的几个组党朋友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一些失误，结果两三个月后他们对组党渐渐失去兴趣并大多淡出民运，从而使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工作遭到重大挫折。而这恰恰证实了许良英老先生的预测。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多党民主政治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其他社会环境不具备的条件下，强求用组建反对党的形式来推动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是本末倒置、一相情愿的。只有民众懂得了自己到底拥有哪些公民权利，如何去行使这些公民权利，在行使这些公民权利的同时如何确保不受非法侵犯和剥夺，也即民众对公民权利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一定程度，作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的组党结社权才能被民众认可并接受，使组党运动具有持久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形成真正的反对党。也就是说，在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过程中，反对党的作用应在后期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的政党史证明，无论是早期的国民党还是现在的共产党，它们在本质上并非民主政党（类型有大众政党、引众政党、干部型政党等），而应属于“权力党”或曰“专制党”“国家党”——其类型为前卫政党或独裁政党。也就是说，它们在自身内部即建立了一套权力机制，在执政后更是被赋予了国家政权的某些性质，把本应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才能行使的职能攫为己有，从而在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现在的共产党各级党委便是典型。为了避免这一点，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们在设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时，对各级党组织的职能进行分割并使之相互制衡，各地区党组织之间采用类似联邦制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切是以地方分权的民主原则为基础。
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呢？组党运动中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勇士们无论如何均应值得我们充分尊重，但在他们的实际操作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不成熟的具体表现：有人不经与他人协商便擅自以本省甚至全国筹备组织的名义发布各种消息、决定、声明、通知等，或者宣布成立全国、本省的党组织；有人试图以中国民主党统一全国民运，对其他朋友搞的其他活动、组织采取消极甚至阻挠的做法；有人对资源进行垄断，或者故意掩盖他人的工作而刻意突出自己；有人热衷于高空作业而忽视了与民众的联系从而脱离了生存的土壤……几十年来中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民运人士（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但总起来讲民运人士的整体素质还是不够的。组党运动中这些朋友未能克服自身的缺陷，不自觉地沿袭了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背离了中国民主党创建者们良好的初衷。
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吴义龙诸君本着民主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首创且力主以省为单位筹组中国民主党，暂且不成立实质性的及全国性的组织。笔者在参加组党之后亦曾逐渐形成类似看法，即：一、尽量避免与海外的公开接触；二、不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三、不急于成立实质性的组织。这三点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奢望一两年内建成一个成熟的反对党是不现实的，只要中国民主党未被完全封杀，仍有人在这面旗帜下从事实质性的民运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胜利。波兰团结工会成立没多久遭到全面打压，可后来不还是成功了么？不要以为谁把口号喊得响谁就是在全力搞民运，否则便是保守、白白浪费时机；真正在为民运做事的，是如何唤起民众觉醒的启蒙工作。等到时机真正成熟时，组党运动真正能搞起来，中国民主党和所有主张民主政治的政党才能真正有大的发展并成为真正的反对党。
对以上三点，海内外的论述已很详尽。其中对于后者，笔者认为，现在不可能按照民主原则和程序进行选举并产生各级党组织——道理很简单，大家不可能聚在一起进行选举，仅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角度讲，实质性的党组织便不可能产生。可是，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宣布成立党部，但其是否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却很令人怀疑。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筹备工作，已背离了其创建者们的初衷，也突破了笔者三点看法的范围，并在事实上使组党运动遭受重创。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的组党运动若是以在短期内建成一个实质性的反对党为目的的话，则不免回到几十年来历次组党的归宿——热闹一阵之后即遭镇压而归于沉寂。
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次组党运动的实质性工作也仅仅局限于争取公民权利，实质性的反对党不可能建成并正常运转。浙江组党朋友所做的大量实质性的工作：为抗议当局无理拘押来金彪而申请集会，在茶室举行春节联欢会和人权研讨会，清明为于子三扫墓，编辑出版《在野党》杂志……凡此举动无一不被当局百般阻挠，并未成功地行使着反对党的利益综合与表达、政治社会化等基本功能，而其实质仅限于争取公民权利的行使与保障。
实际上，这次组党运动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争取中国民主党的合法性。虽然中国的宪法和任何法律均未禁止公民组建新的政党并使之成为反对党，也就是说，组党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局仍在以各种借口阻止民众去行使该项合法权利，并对争取行使该项合法权利的公民进行各种形式的迫害。这说明，当局目前不打算让民众充分拥有并行使各项公民权利，从而成为组党运动最直接的障碍，并使组党运动的实质仍仅能定位于争取公民权利的层面上。
另外，迫于形势的变化，当局现在一改过去全面打压的做法，转为在民运内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使民运力量消耗在内斗上——组党运动受害尤甚。这也从侧面说明民运仍不够成熟。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最高统治当局内部的保守势力仍然强大，不排除短期内重新抬头，对民运进行全面打压的可能性。即使是中共内部相对开明的势力，眼下也无迹象表明他们愿意在短期内看到一个真正的反对党的出现。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98组党运动的实质是争取公民权利，而非建成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可以概括如下：
一、民众欠缺政治参与意识，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远未形成，当前最需要的仍是启蒙；
二、不存在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社会环境，民众的公民权利包括组党结社权没有保障；
三、民运本身不够成熟，尚无能力建成一个真正的反对党；
四、当局的思维方式仍然陈旧落后，主观上不允许反对党的出现。
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近来指出：一个社会没有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凝聚，即无动员性，台湾现在最需要的是“再一次的启蒙”。我想，这必然适用于更加落后的大陆。当前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争取公民权利的启蒙工作。
1999年7月2日，山东莒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