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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1982年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84-88年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200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从事人口与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从事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育经济学理论、人口与生育政策、老龄人口与老龄化问题、劳动力市场、产权问题及国企改革、政治理论与政治体制改革等。
4月2日-4月8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李小平。----编者按
多添二胎孩子对中国有经济意义吗 4月6日 星期五
李小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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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农家》 两亩薄田四口家，两季收成尚可嘉。 《七色花》 几番梦游澳美加，一路摘采七色花。 |
《论文摘要》
笔者于2002年在全国第八次人口科学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人口数量的两个百年目标，即100年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200年后降到3-5亿。这样的人口数量目标受到有些学者的反对。
本论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力图进一步论证，1) 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的新增人口对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没有任何意义；2) 从今起100年内所有二胎孩子对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负面意义。以这两个结论为依据，本文继续明确主张中国应坚持以下的人口发展战略：1) 调动一切可能有效的手段尽最大努力控制人口的增长以便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的进程；2)在实现人口零增长之后，应实行减少人口总量的人口发展战略；3) 长远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应大致定为：1) 在2100年将人口总量降到8-10亿，力求8亿；2) 在2200年将人口降到3-5亿，力求3亿。
本文提出这两个百年目标的现实用意，就是希望党和政府以及全体人口学者应本着为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以高瞻远瞩的境界，继续探求进一步挖掘生育控制潜能的政策措施。
为实现这两个百年人口数量目标，总和生育率就需要降低到并长期保持在1.5以下。因此，本文坚决主张现有生育政策应长期不变，绝对不应该在胎次指标上放宽二胎。同时，本文还主张，在进一步严控计划外生育的基础上，还应尽量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来减少计划内二胎和三胎生育。本文认为，以1.0为底线，在人口降到5亿之前，未来总和生育率越低越好。
本文还将批驳以下人口问题上的见解：1) 普遍放开二胎是实现人口数量与结构最佳结合的良策； 2) 过度老龄化将使养老负担不堪重负；3) 国家间文明的冲突和延续中国文明要求中国不能减少人口总量；4)重建强有力的家庭结构才能确保家庭养老这种珍贵文化传统的传承；5)一个出现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实际上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预留了隐患；6)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角度出发，如果继续在‘少生就是一切’ 的思路下鼓励农村独生子女现象无疑会使人口的风险运行雪上加霜。
本文将论证，从人口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分析看，从资本有机构成发展趋势的潜能看，从现代社会以国家和公民间的权力义务关系取代家庭成员之间血缘关系之保障纽带的必然趋势看，从一胎化完全可以建立在国家、社会和独生子女家庭三者同时受益的潜能和笔者的实证研究结论看，以上所有结论都是没有根基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本文的最终结论是，以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有效的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来尽量扩大一胎家庭的比例，是未来百年中国人口战略和生育政策的最佳抉择。
根据人口与经济发展潜在关系的分析，笔者于2002年在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为此，就应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的水平并长期保持下去。这两个人口目标和相关的总和生育率目标受到了有些学者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认为这将会使人口过分老化而导致社会养老负担过重甚至不堪重负；二是认为因独生子有死亡风险而不应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并据此而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我认为，第一个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二个理由也不足以成为否定现行生育政策和反对力争进一步减少二胎生育的充分依据。
目前，关于今后生育政策的意见分歧有三，一是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生育，二是主张现保持行生育政策不变，三是主张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尽量采取措施减少二胎生育。笔者持有第三种主张，认为这是加速缓解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并进而造福于子孙后代的最重要的政策取向。
1.人口总量的进一步增长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五个疆域大国，其人口都不足中国的零头，其中两个国家尚且不足中国零头的零头。而这些国家除了俄罗斯由于人口的负增长而略感忧虑外，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具有迫切增加人口的欲求。从人均收入看，这些国家全部高于中国。这至少可以表明，人多未必力量大，反而倒导致过不好。虽然也有一些中小国家人口密度较高并且人均收入也很可观，但从今后发展的角度看，大国之间人口与人均收入的比较，对中国无疑更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鉴于中国在目前生育政策下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仍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导致中国人口的继续增长，那么，除非论证人口的继续增长有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否则，提出放宽现行生育胎次政策无疑就是没有人口经济学依据的。而如果承认在现有基础上人口总量的任何增长必然会相对降低人均收入的提高速度，那么，主张放宽和放开二胎生育，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关于迄今为止对各国已往人口数量与人均收入关系的见解，目前有四种观点，一种认为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另有一种认为是中性的，还有一种人认为具有促进作用，再有一种则认为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早已超出适度人口规模，从而阻碍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各国已发生的事实看，以上每种观点似乎都可以找到它的依据。但回到中国的现实来，回到从今天起向前发展的立足点来，一个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从现在起，到底中国现有人口总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会有助于还是将会阻碍人均收入的提高速度。
如果主张放宽和放开二胎的学者认为，谁也无法令人确信地证明，中国现有人口总量的进一步增长对人均收入 的确切影响，那么，也就等于承认，自己所主张的放宽和放开二胎的主张并没有建立在具有充分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也就等于承认，其新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充分的人口经济学依据。那么，其提出放宽或放开二胎的主张就需要从其他角度提供依据。
我对中国今后人口总量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的见解很明确，即，在现有人口总量基础上的任何人口增长都将阻碍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个论证可以搞的很具体和很复杂，但在各种具体分析基础上我所选择的直接论证方式却很简单：在不足3亿人口的美国已经创造出了远高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数倍于中国的人均收入的事实面前，我找不到任何依据或因素来论证中国需要通过增加人口来加速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我的结论就是，在现有人口总量基础上的人口增长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根据这一结论，我认为合理的逻辑结论就是，中国应该尽量加速人口零增长的进程。鉴于目前生育水平仍在导致人口总量的增长，从而我在生育政策上的主张就是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并力争尽量减少计划内二胎生育。。
针对有些人口学者反对以减少人口总量为目标的主张，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农民和高中学生们在人口数量问题上的观点(表2)。
从表1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未来人口比现在少一些为好，而相对知识丰富信息灵通的高中生们则对减少人口总量具有相对更强烈的愿望。此外，笔者在农村调查期间，还曾询问一些被调查对象：如果你们村的人口明天按随机性(笔者解释了随机性的意思)有90%明天飞到了其他星球上去，你认为剩下的人们生活改善的情况会怎样？大多数人认为那就太好了，也有人认为剩下的太少了。但两者都认为日子肯定会更好过，且改善速度会十分惊人。那些不赞成飞走90%的人，也都一概认为如果飞走50%，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大好事。
当大多数农村育龄夫妇、普通农民、高中生都意识到了减少人口对自己和中国将是一件好事的背景下，主张人口总量不应减少的学者应有必要重检验自己的见解和政策主张了。
2.人均福利的改善要求加速减少人口总量
调研所显示的大多数人主张减少人口总量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不仅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的任何人口增长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而且，就未来人口总量与人均福利改善的关系看，事实上存在着人均收入与人口总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口总量的减少会加速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以人均收入水平和福利改善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就客观上要求尽量加速减少人口总量。
2.1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
通过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和人均资源的对比，降低人口数量的必要性这一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大致相同的疆域，美国只有2.8亿人口，中国则比美国多出10亿，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别的不说，仅就水资源一项而言，中国目前就已面临着严重的短缺，国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不得不用于水资源的开发与调配。许多有识之士因此一再强调，要特别呼吁和警醒国人从水资源短缺的角度来强化对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和加速人口负增长进程之重大意义的认识。今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一个突出制约因素”。
据此，我希望所有反对减少人口总量与主张放宽二胎生育的学者，有必要认真面对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困境、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和海水倒灌的困扰、许多江河严重污染的状况，以及荒漠化继续扩展的态势、物种不断减少的趋势、沙尘暴肆虐的烦恼、不可再生能源加速消耗的趋势、温室效应的加剧等种种困扰中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障碍问题。而且，还必须强烈意识到，即便按目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措施，中国近些年每年仍将增加近800-1000人口，相当于1949年建国时的人口以近2%的速度增长，更相当于美国2.8亿人口按2.9-3.6%的速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增长量足以成为令美国朝野人士极度恐慌的数字。
所有反对减少人口总量与主张放宽二胎生育的学者，不妨再认真比较一下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这四个国家的国土、耕地比重以及人均耕地占有量(表3)。
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由于人均土地占有量相对太低，且复种指数又低于印度，使得由于自然气候变动所可能导致的人均占有粮食不足的风险甚至远大于印度，反应了中国人口过多造成了相对较低的人口安全系数。另外，还应看到，中国1996-2002年人口增长了6000多万，而耕地则减少了6164万亩，且人增地减的趋势仍将持续几十年。这一趋势使得粮食供给将长期成为国人不得不忧虑的问题。至于中国是世界上13个人均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这样严峻状况的数字，所有主张放开二胎的学者们难道竟然不知晓吗？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先生多次给我来信，表达了他对水资源短缺的高度忧患意识，并由此坚决反对放宽现行生育政策。这里不妨摘录一段，让读者体会一下一个普通公民对人口与环境的忧患意识：“说坚持一胎会加重老龄化问题，但和扩大二胎导致没有水来供养庞大人口而导致的生存危机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该取哪个呢？应该是很容易懂的事情。作为人口专家，却不知道人口是要靠粮、棉、油等等才能生存的，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靠耗费大量的水才能生长出来。他们作为人口专家却丝毫不知道中国的水资源能够供养多少人口。目前已是处处生态危机，再增加人口就要生态灭绝了”。
2.2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
在总结了古典经济学关于机器与劳动替代关系之见解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学说阐明了，在工业社会，机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会日益排挤劳动力，在农业生产领域尤其如此。而就中国的情况看，我们现在是用几亿农业劳动力耕种着比美国几百万农业劳动力所耕种的还要少的土地。而中国农民家庭不要说用美国农业的器械化水平来武装，就是按东北农场人均耕作的土地数量来配置土地，那么大部分农民就将失去土地依托而成为无业人口。因而，中国农业机械化之所以难以普及，关键就是人地之间的紧张矛盾。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将中国的13亿人口和美国的2.8亿人口对换一下，美国的现代农业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由此也就不难明白中国人口过多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阻碍作用了。困扰三农问题之根本解决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人口过多。如果中国9亿农民有8亿飞到美国去，还会有三农问题吗？据此，我认为，那些认为不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并主张以放宽和放开二胎来达到所谓人口数量和结构最佳结合的学者(李建新，2002)，有必要论证，一个使农业劳动力以传统的方法平均耕种着几亩或十几亩土地来平均养活着两个老人的国家，比之于用当今美国家庭农场的机械装备耕种着数百至数千亩土地来平均养活着四个老人的国家，更有助于所供养之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而我则认为，只要人口仍然是13-15亿，前者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反之，如果人口降到3-5亿，后者就是必然的结果。即便将所有科技发展前景对农业劳动力需求和改善环境能力的局部正面影响因素充分考虑进去，也远远的无法抵消技术进步对农村人力之替代效果的力度。因此，我认为主张放开二胎的学者，无论如何也无法论证，百年之后一个仍旧是13-15亿人口的中国会比一个5-8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
其实，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农业领域，在工业领域，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不断形成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产品的趋势。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目前只占全部就业者的百分之十多一点，但所创造的产值却远大于中国制造业用十多倍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而就整个国家看，美国用2.8亿人口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远高于中国13亿人的创造，人多何益？如果不能否定中国未来用100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在各个领域达到美国目前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话，那么，力图用所谓人口过分老化为担忧来在普遍放开二胎基础寻求所谓数量与结构最佳结合的主张，就是根本没有根基的。从财富增长的意义上来说，劳动力过剩的本质含义就是过多的劳动力对财富增长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巨大潜力因劳动力过剩而无法挖掘的情况下，不断制造一个进一步过剩的人口规模，对老年人福利提高的意义又究竟何在呢？
至于以所谓“文明的冲突”为依据来来论证所谓的“那种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标(如果以其人之道还之，我倒认为这类学者其实是在盲目地主张不应减少人口数量)，既忽略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后果，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李建新，2004)，则无疑于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照这种“理论”，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人口不足中国零头甚至零头之零头的国家，岂不是更要因为人口相对太少和比重过小而拼命担忧所谓的不确定的后果了吗？ 这些国家是否要立志将自己的人口达到中国的水平，才能防止其过少的人口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后果呢？才能防止对本国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和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呢？
不用费心用所谓的人口经济模型分析，仅仅通过中美人口与经济状况的对比，就可以明白，在实现3-5亿人口目标的进程中，不论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如何，中国都绝对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劝君莫虑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复是神话”。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大多是并将继续是以引进原创现代技术进行生产和普及为主。对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度，这种现代化进程比之于完全自我内生型的现代化，将具有更迅速地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潜能。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关税和壁垒政策，大多数在本质上其实都是为了防止本国失业的加剧。这正说明全球化进程所提供的资本有机构成之提高和福利之增进的潜能，要求停止人口增长和早日转入负增长。自动化、流水线、远程遥控、机器手、机器人这些替代人力之技术的不断开发和普及，将使一堆堆廉价的钢铁塑料等原材料点石成金，并将在农业耕种、畜牧业养殖、制造业生产、矿产业采掘、服务业等各个领域进一步替代人力来创造物质财富和提供服务。我们只要想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疆域广大且只有2-3千万人口的国家，都尚且不欢迎一般性移民，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担心一个3-5亿人口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文明难以继承不成？
2.3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
一个令我十分不解的现象是，所有因老龄化而顾虑重重并因此而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生育的学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于就一胎化和二胎化之间究竟那个选择在百年之内更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更快增长进行分析论证。即便我在《人口研究》发表文章明确要求主张放宽和放开二胎的学者对此进行论证之后，那些进一步发文认为不能以降低人口总量为目标或不能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比例为目标的学者，仍然回避就两者之间将导致的人均收入差异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甚至连一个基本的表态都没有。这不能不让我认为，这些学者并没有将自己的政策主张建立在具有人口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之分析的基础之上，从而其政策主张近乎于凭感觉而出。还有些学者认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生育政策和数量控制问题，这就很奇怪了，如果不是人口数量导致了经济问题，那我们又何必讨论人口数量问题和进行生育控制呢？而且，又何以见得从经济角度出发考虑人口数量和政策问题就是“仅”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呢？
我个人对此问题的判断非常明确，那就是，在100年之内，一胎化相对于二胎化而言，必定会加速人均收入的提高。其依据十分简单：首先，所有二胎孩子在18岁之前基本不成为劳动力，因此不生二胎，就节约了养育二胎的耗费，也就等于提高了人均收入。其次，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将长期过剩，因为中国在100年进程中一步步达到全面按美国农业机械化标准装备将不会有任何问题，从而100年后最多不过需要几百万农业劳动力，也就是农业总人口最多不需超过两千万的水平(请意识到这是具有70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澳大利亚目前的总人口规模)。因此，少生或不生二胎，农村人均和户均土地规模就会在最近几十年相对放慢减少的速度并在几十年后加快人均和户均占有量增长的速度，并由此而得以加速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三，如果中国100-200年后仍然保持13-15亿人口，而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潜能来看实际最多不过需要两千万，那就意味着需要将几乎全部中国人口都安排到城镇。而即便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人口在100-200年后都翻了一倍，也不过分别大约为6亿、3亿、0.7亿、和0.4亿左右，加起来不过10亿左右，然四国的国土面积则为中国的四倍多。那么，从人均资源占有量来分析，100-200年后3-5亿城镇人口的中国与13-15亿城镇人口的中国，哪一个更能够缩小与这四个大国之间人均GDP的差距，还需要进一步的所谓分析论证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只要人口不增长能使得人均GDP比人口增长情况下多出一元钱，那么，这个国家人口的增长对这个国家和其国民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所有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的人口学者不妨做个常识和良心判断：如果中国建国后人口立即停止增长，那么，相对于今天13亿人口而言，人均GDP究竟哪个会更高？反过来再判断一下：如果100年后人口退回到5亿的水平，那么相对于继续保持13亿而言，究竟届时哪个人口规模下会有更高的人均收入？
在网上与我辩论关于两个百年人口目标的时候，有人认为不应该减少人口，并表示应该而且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证明这一结论。我因此希望他做一个来看看，结果对方不了了之。我曾在网上辩论中表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能将复杂问题尽量简单化的，是高手；将复杂问题继续复杂化的，是庸人；将简单问题故意复杂化的，是骗子。对那些主张人口总量不能减少和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并自认为可以用数理模型来求解最佳人口规模的学者来说，我倒是很希望看看他们到底能以什么样的模型和数据依据来证明100-200年后，一个13-15亿人口的中国会比一个3-5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更高的人均GDP和更好的生存环境。
3.100年内新增二胎孩子对中国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根据中国与美国、巴西、俄罗斯的人口与经济状况比较，我认为至少在50年内，所有新增二胎孩子对中国都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也就是说这些新增二胎孩子无疑将阻碍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因为即便中国从今日起在50年内完全杜绝了二胎，50年后中国人口也不可能减半，也就是说仍然要高于6亿的水平。而如果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我认为即便对再下一个50年来说，新增二胎孩子对中国仍然没有经济意义，因为届时中国人口仍然不会低于2亿的水平。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估计也就在5000万上下的水平，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亿人口。而就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来说，尼克松早在70年代就表示美国人口太多影响了福利的改善。以《人口炸弹》和《人口爆炸》闻名于世的生物学者伊 利奇，除了表示希望各国人口应尽早停止增长以外，也呼吁美国人最好只生育一个孩子以防止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目前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的主要论据是防止人口年龄结构过度老龄化。但如果不能论证放宽或放开二胎更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那么放宽或放开二胎对养老问题的意义又何在？难道通过增加人口总量而使人均收入增长相对放慢所求得的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会更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福利保障？
毫无疑问，就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关键的人口经济学意义上的问题是人口老化是否导致了劳动力短缺。如果人口老化并没有导致劳动力短缺，那么，想通过增加生育来缓解人口老化，其结果对老年人来说恰恰是雪上加霜。因为只要人口老化没有导致劳动力短缺，那么通过增加生育来求得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的结果无非是进一步增加剩余劳动力，由此，社会就会在首先付出将新增过剩人口养育新增过剩劳动力的经济代价之后，又不得不以抑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劳动密集型就业政策来付出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代价，也就是阻碍就业者在少生育情况下本可以享有的工资水平的相对加速提高。我国农业土地在村一级实行平均分配政策就是典型的就业吃饭型政策，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在城市无力吸纳的情况下，社会就必须保证农村人口通过人人有土地而有干事进而有饭吃，这无疑表明劳动力过剩情况下社会只能以阻碍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代价。
直接讨论一个国家的人口老化和劳动力供求问题有时候容易使讨论复杂化。为此，我们可以尝试将一个国家的这类人口问题简化成一个企业的问题来讨论。假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企业(为了将问题更简单化，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两个发电厂)，这两个一模一样的电厂各自必须背负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如下(表4)。
电厂1假定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动态稳定型和劳动力最优配置型企业，从而，电厂2则必然是一个劳动力过剩企业。因此，尽管其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5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养老负担远低于电厂1(一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显然，电厂2年轻的年龄结构是以劳动力过剩为代价的，其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活两个半人来干(可以同时上下班，比如电厂1由4个人负责安全巡逻而电厂2则安排10个人来干。也可以实行减少平均工作日的方法，比如电厂1每人上5天班，电厂2则每人上两天班)。显然，电厂2改善其人均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生育，使人口最终达到电厂1的水平。这两个电厂的比较其实大致可以看作中国与美国的类比。如有谁有疑义，则不妨设想如果明天有10亿中国人飞到美国去，美国从此各行各业的劳动生产率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特别是美国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戏剧性变化。
从这种类比可以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的国家，以放宽或放开二胎生育来延缓老龄化，也就是以劳动力进一步过剩为代价来求得一个相对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不但不会为老年人口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而且会使整个国家的人均福利相对降低。根据这个例子和以上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潜能的分析，再加上中美人口与经济状况的对比，我认为完全可以认定，100年内新增二胎孩子对中国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4.进一步减少二胎生育对策的其他依据及可能性
4.1二胎孩子的社会成本与家庭收益
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潜能使得所有新增的二胎孩子没有任何宏观经济意义时，则这些新增二胎孩子一生的消费就是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成本。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其带给社会的成本自然是不尽相同的。但从平均期望值的角度说，一个期望二胎孩子的平均社会成本可以视作等量于对GDP的人头扣除。
让我们来算一笔简单的人口经济帐。按目前人均大约GDP1000美元来计算，那么，在人口不增减而GDP按每年2%环比速度增长的情况下，今年一个新增的二胎孩子加上他的后代(假定该二胎孩子和其后代都绝对只生一个孩子)，在这个二胎孩子70岁时，其本人和其平摊到的一半后代(三代共1.75人)在这70年中，就要在名义上占去250万元人民币的GDP，这笔钱，就可以视为今年出生的一个二胎孩子在70年内对其他人口的纯粹“抽税”。
根据一种估算(曾毅，2004)，中国2000年大约生育了702万个二胎孩子。如果假定这些孩子压根没有出生，并且未来70年中国GDP恰好按照2%环比速度增长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70年中由于这一年少生了这702万二胎孩子而减少了17.55万亿的GDP人头扣除。这种减少的扣除就表现为人均GDP相对较快的增长。如果从今起20年内每年少生702万，则未来70年内就等于减少了175.5万亿的人头扣除。平均到现有人口上相当于人均13.5万元。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在一代人之间彻底消除了二胎生育，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会大大加速。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计算方法没有将新增二胎孩子创造价值的因素考虑在内，但如果按照这种思维和算帐方法，那也就没有人口和劳动力过剩问题了，因为即便是第十胎孩子，他们长大后不也是自己养活自己吗？那放任随便生育不就得了吗？还搞生育控制干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虽然这些二胎孩子出生后也会参与劳动就业和获得收入，但从农业角度看，这无非是将本来可以由一个人耕种的土地由两个人来耕种，或者将本可以由机器代替人力来耕种的土地继续交给更多的人来耕种而已。从工业角度看，无非是将2个人的活5个人来干，或将可由机器干的活换成人来干而已。从商业角度看，无非是将一个人所卖出的东西由两个人来卖，用更多的小摊贩替代大型商场和超市而已。不仅如此，过度生育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将本可以作为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等创造幽雅生存环境的大自然的天然生态，不断地变成农业耕地，以将本可享有的美学生活和生态环境逐步破坏到生态危机的地步来养活一个低水平生存的庞大人口群而已。
根据以上计算，可知，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使得没有经济意义的所有二胎孩子之一生的社会边际成本均由其父母通过收入储蓄来负担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几个家庭能够养得起第二个孩子，从而也就很少有人会生育二胎孩子了。而在人口和劳动力已经大大过剩的情况下，许多家庭之所以仍然生育二胎，原因乃是因为这个二胎孩子一生的成本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转嫁给了社会。转嫁渠道包括与他人分享各种本已紧张的自然资源、公共教育经费、就业投资和就业收益、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其中，劳动就业参与是转嫁成本的最主要的方式，其表现就是通过进一步促使劳动力供给过剩而阻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并由此造成市场工资的相对降低和长期增长缓慢。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1956-84年间印度劳动力增长了一倍，实际工资相对降低了27.6%(Jolly & Torrey ,1993)，这就是此前那些生育高胎次孩子的父母给社会造成的外部性成本的一部分。在资本充斥的时代，许多国家之所以强调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过剩和不断增长，这也就表明新增劳动力抑制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普及和抑制了市场平均工资提高的潜能之发挥。有学者认为中国由于以往劳动力的增长而形成的年轻型人口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红利(蔡昉，2004)，我认为结论应该是恰恰相反。事实上，如果中国1949年建国后压根没有人口增长，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肯定会比现在要高的多，也不会存在目前如此困扰的三农问题，从而，建国后人口劳动力的增长不但不是什么红利，而且是抽走了人口不增长情况下5亿人口本应有的红利。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论证中国自建国以来在5亿基础上的人口总量的增长相对于保持5亿人口而言确实促进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那么，人口红利一说就是没有经济学依据的。与“红利”的见解相反，有学者进行的定量分析结论认为：仅1979-94年间，人口增长率若比实际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就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此间人口增长了300‰(增量为2.35亿)，那么根据这一结果，如果人口在此期间增长为零，人均收入就可相对提高108-177%(胡鞍钢 ,1999)。这一比例显得很高，但若考虑到在资源短缺约束下，许多边际投入的成本上升和产出的边际收益递减性质，这个结论就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由于可以将大部分边际社会劳动生产率等于零的二胎孩子一生成本的大部分转嫁给社会，那么，对某些生育二孩的家庭，养育二胎孩子就可能具有净收益，这就会促进二孩生育。另一些主要从精神需求上渴求生育二孩的家庭，则由于可以转嫁大部分成本，也就具有了将第二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来消费的能力，这也会相对增加二孩生育。因此，在新增二胎孩子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相对于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而言，生育二胎孩子的家庭等于是用数百万元的社会成本之代价来实现自己对二胎孩子的物质性或精神性需求。
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如果厂商和个人行为导致了外部成本(如污染)，政府就有权进行干预和约束。国家干预生育的依据也正是在于此。至于究竟约束第几胎生育，应取决于一个国家人口过剩的状况和该国政府在不同时期的干预能力。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劳动力过剩十分严重，从而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国家干预二胎生育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并且，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应该长期坚持下去，至少应坚持到实现3-5亿的人口目标之时日。
4.2百姓的生育政策观与生育上的经济帐
在有些学者力主放宽或放开二胎的背景下，我们不妨看看普通百姓对于生育政策的主张，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表5中的数据是2002年笔者在农村蹲点入户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在所调查的对象中，只有很少数的人主张放开二胎和放任生育的政策。这个调查并非从调查夫妇本人生育意愿角度出发的，从而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生育意愿。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人们都是希望别人少生而自己按意愿生。这项调查至少表明，不论自己的生育意愿如何，被调查者的大多数对强化人口控制的意义是具有认同的。在河南谭庙村调查时，就有村民忧虑地表示：“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将来子孙后代该怎么办啊”！
在主张放宽二胎生育以求缓解过快老龄化的学者中，没有人将养老负担和养少负担相提并论和进行认真地比较，从而立论的局限性是显然的。事实上，城市由于有养老金制度，养孩子基本上都是“死赔”，从而四二零结构加存钱措施反而更有助于老年福利。在农村，养育第二孩的支出若全部作为商业养老保险存储，老来所能得到的养老金支付也将很可观(当然必须有保值机制)，对许多家庭来说恐怕要大于养育二孩情况下第二孩的“反哺”数量。笔者在湖南和河南的入户调查证实，农民对这个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大多数农民还认为，两组收入永远一样的中等家庭，一辈子无孩者如果将相当于有一孩家庭养育孩子的支出全部存起来，老年后的本息要大于有一孩家庭之孩子平均所能提供的供养水平。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夫妇对于养育孩子的各种负担特别是教育费用之高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在回答“您是否认为养老必须靠男孩不可”这一问题时，鸿源村90个回答者中82个人(91%)、谭庙村40个回答者中35个人(87%)的答案是否定的。这表明，在这两个村并可推及在中国不少农村，相当部分一女孩户之倾向于生育二胎已非提供养老保障的物质支撑所能解释，更多地还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也有一定程度的防范不测风险的需求(如本人残疾等)，有些人则强调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有个伴。
该调查中还发现了两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现象。其一，是有些村镇干部和计划生育专干希望国家干脆采取不论男女都只生一个的政策。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允许一女孩户生育二胎对一男孩户不公平；二是当地出现了个别怀男孩的妇女将男孩打掉来求第一胎生个女孩，以便可以按政策再生第二胎。其二，是一些育龄妇女认为一女孩户可生第二胎的政策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被迫”生育。即，或者育龄妇女受到丈夫的压力，或者育龄夫妇受到老一辈的压力，或者两代人受到村里舆论的压力(被嘲讽为无能，给了指标都没本事生养)，有些人因此认为别人生自己不生搞得自己很没面子。因此，两个村里都有相当一部分育龄夫妇主张不论男女，政策干脆规定都只许生一个。谭庙村一些调查对象的这种政策倾向非常强烈。另外，还有部分育龄夫妇是希望借国家实行普遍一胎政策而摆脱因有选择所难以避免的一种矛盾心态：想生儿子却怕又生女儿(当然，也有一些真正无所谓的。鸿源村甚至还有一女孩户真正想再生一个女孩的)，故而担心多生一孩不但没能实现真实意愿，反而又增加了经济负担，因此认为不如从政策上断了念头。
总之，部分育龄夫妇和干群认为，允许一女孩户生二胎对想生二孩的独子户来说很不公平，而放开二胎又显然不可取，故而主张在农村不如全面实行一胎化。这种背景使得利用政策措施在农村显著扩大独女户家庭比例成为可能。不过就目前情况看，立即在农村要求一胎化恐怕还是不太妥当。而采用奖励和社会保障的办法鼓励自愿地放弃二胎，却不失为一项兼具稳妥性和可行性的措施。
笔者利用两种方案进行的试点调查显示，用现金奖励或社会保障的方法鼓励放弃计划内二胎生育的对策，对农村独女户家庭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方案一是纯现金奖励措施，用以了解奖励水平与放弃计划内二胎家庭的比例关系(表6)。结果显示，当奖励分别在3万和5万元时，两个村合起来明确表示愿意放弃二胎的户数分别占总数的38%和57%。
方案二是一套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方案，具体内容是：1.现金奖励：2万元，一方绝育后可领取。2.教育特惠和学费减免：1)保送上公立高中或中专，学费全免；2)考入公立大学者，上学期间(包括硕士、博士学习)学费减免50%。3.养老和残疾辅助性保障： 1)老年后经济困难者，国家予以辅助至当地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准；2)生活不能自理时，由国家通过集体承办的养老院收养；3)若夫妇之一或独生女残疾，根据残疾情况按年或月发放残疾补助金。4.医疗保险：1)无医疗保险者：自一方绝育起，大病医疗和住院费一次性超过2千元的部分，国家报销70%。；2)自购医疗保险者：自一方绝育起，国家给予保险公司报销额之20%的奖励。5.无后补偿：若独女因故离世且不再生育，则在45岁或绝育后，予以10万元的安慰性补偿。6.税费减免：从女方绝育起，各种税费分别减免20%。7.贷款优惠：国家给予终身5次无息贷款用于家庭多种经营。每次额度不超过5千元。每次期限不超过3年。每次贷款以还清前期贷款为前提。对与方案一中的同样本家庭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上述措施下，两个村被调查的一女孩户分别有83.7%和56.3%表示在此方案下愿意放弃计划内二胎。
另外对数十位市镇村领导、计生干部和其他群众的旁证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认为5万元的现金奖励或七项措施的综合方案，都可使全国农村独女家庭一半以上放弃计划内二胎，有些人认为甚至可以达到80%。旁证判断和对育龄夫妇的实际调查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3一胎化完全可以实现国与家两利的结果
铁血宰相俾斯麦有一句名言：一个将来有养老金可领的工人，就不会要求革命了。将这种见解套用到计划生育事业上，就可以认为，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使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老来比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生活的更好，那么，根据对人类行为理性的判断，至少多数家庭就不会非要选择生育两个孩子不可了，没有男孩的家庭也就不会非要男孩不可了。
有一种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的依据是出于对独生子女死亡风险的顾虑。认为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会面临孩子意外死亡又无法再生育而形成家庭风险，并由此从血缘、亲情、人伦等角度强调“独生子女现象不易盲目鼓励”(这里的“盲目”，也是颇有意思的说法，何以见得鼓励独生子女现象就比放开生育二胎更盲目呢？)，并认为，“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角度出发，重建强有力的家庭结构才能确保家庭养老这种珍贵文化传统的传承”；“一个出现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实际上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预留了隐患，如果继续在‘少生就是一切’(这也是颇有意思的说法，鼓励少生就是主张“少生就是一切”吗？那么是否主张放开二胎的主张也应该被称之为“多生就是一切”呢？)的思路下鼓励农村独生子女现象无疑会使人口的风险运行雪上加霜”(穆光宗，2004)。其实，如果没有人口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即便普遍放开二胎甚至随意生育也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但问题恰恰是，在人口总量问题已经如此深深困扰民生和环境改善的情况下，面对每年近千万数量的巨额人口增长，扩大一胎家庭比例与放开二胎到底那个从总体上更有利于将国家、社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利益更有机地统一起来呢？
在军事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为了防止整个部队不至于全军覆没，就需要少部分军人做出牺牲，慷慨赴死。不能因为飞机有掉下来的风险就放弃航空业，也没人主张因为游泳可以淹死人就禁止游泳。同理，在人口压力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状况下，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以少数家庭的无后风险为由而出台将继续造成更大人口过剩问题的放宽或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
其实，从许多独女户家庭愿意接受社会保障而放弃计划内二胎的意愿已经可以看到，在生育二孩而保持家庭养老与只生一孩而享受全面社会保障之间，多数育龄夫妇将后者看成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而且这些家庭都是只有一个女孩的家庭。那么，在用社会保障鼓励更多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这种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社会和个人、更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政策措施面前，主张扩大或放开二胎难道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主张吗？更何况，世界不少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有些只有1.1，难道这些国家需要因为独生子女的死亡风险而逼迫大家普遍生育第二个孩子不成(我曾著文表示过，以美、加、澳为标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应该向着至少减半的方向努力)？再者，各个国家都会有一些无孩子家庭，中国“丁克”家庭也呈现增加的趋势，难道这些家庭就必定比有孩子的家庭更不幸？难道他们老年后就必定更加寂寞、凄凉或凄惨？其实，认真琢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含义，就会发现，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用国家与个人间的责任义务关系来逐渐取代家庭成员间的责任义务关系，使以血缘为主要纽带来组织经济利益和相互保障关系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以非血缘关系来组织利益和保障关系的工商业文明。比如，美国就明确规定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读过《红楼梦》的人也许都不难体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利益关系是多么的复杂和充满了多少龌龊，这显然也是传统大家庭为什么逐渐被核心小家庭取代的根本原因。以社会化的养老和风险保障逐渐替代家庭成员间的养老和其他风险保障，无疑是人类向着现代的精神文明和生活美学的又一次飞跃。
至于有些人担心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化会形成对老年人照料的困境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给我来信的一个非学者的观点：“现在一些人对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的担心，其实是属于思想陈旧所致。比如担心老年人缺少人照料，真是笑话。只要经济上去了，何来此担心？只要独生子女有经济实力，给每对老年人请一个保姆，一切都解决了。农村能担当此工作的年青力壮的人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我父亲生病，我给他请保姆服伺，喂汤送饭、端屎端尿，那真是任劳任怨。干的时间越长，保姆越开心，因为有钱。亲生子女哪做得到这一步？久病床前不缺保姆，只要经济上去了，哪来照顾不了一说呢？时代飞速发展，观念却还是一百年前的，那哪行呢？那怎么会不生出许多庸人自扰、杞人忧天来”？在信的结尾，这位对水资源问题无限忧虑的人士又一次以不无幽默的口吻表达了他的真知灼见：“最可怕的是，杞人只顾忧天，却不注意脚下的土地已经因缺水而变成不长苗不生草的沙漠，肚皮问题都没法解决了，那才是真正要命的”。
根据以往的研究和以上的分析，就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目标以及有关的理论问题，我在此再一次将我的主要结论归纳如下：1)加速老龄化有助于老年保障，因为可以将养育新增过剩人口的资金用于老年人；2)继续推行一胎化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因为各种替代人力的机械之生产潜力巨大；3)老龄人口需要供养的比例远小于老年人口的比例，如果不是劳动力过剩，大多数老年人可以工作到70岁；4)四二一结构胜过四二二结构，因为少养一个孩子会减轻许多负担；5)城镇四二零家庭比重的增加是农民的福音，因为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6)性别比问题绝对不成为放弃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理由，因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方式来消除；7)未来100年内，人口减少速度越快，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越快。总而言之，我坚定地认为，从现在起不论何时人口降到3-5亿，对中国都是绝对的大好事。希望所有主张放开二胎的人口学者能够给予具有人口经济学依据的反驳。
5.进一步控制二胎生育的对策措施建议
今年国家已出台了对独生子女家庭和符合计划生育的双女孩户家庭实行养老保障性质的奖励扶助试点措施。本文在此措施的基础上，以减少计划内二胎为重点，提出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建议。
5.1一项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政策
对笔者来说，今年一个十分令人振奋的举措，就是春天到来之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转发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意见》最核心的内容是：在各地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对象是农村只有一个子女和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两女孩家庭，措施是夫妇年满60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助。奖励扶助的标准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妻，按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试点时间确定从2004年开始，选定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和重庆市，以及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省各1个地(州、市)，贵州省遵义市进行试点。同时鼓励东部省份自费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开。这真是“东风送暖入屠苏”，“好雨知时节”。这一奖励扶助试点举措，对于自觉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千百万农村家庭以及所有从事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工作者来说，无疑于送暖的东风和飘洒的春雨，温暖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意义十分重大和影响深远的举措，是中国计划生育史册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篇章。
每年600元的标准，大致相当于目前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四分之一。考虑到大多数农村老人家中有口粮地和菜园等情况，600元应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保持这一标准不变，一对农村夫妇如果平均活到70岁，总共可以领到12000元，如果平均活到80岁，总共可领到24000元。如果这一水平此后按照每年2-4%的速度来提高，那么，对于对目前30岁的育龄夫妇来说，则60岁时(2034年)两人当年可以领到2172-3892元；70岁时(2044年)可领到2648-5760元，即从60岁到70岁的11年里，可以总共领取到26427-52485元。对于独子家庭和双女户家庭，在给定生育政策和已有鼓励措施下，再加上这一相对比较优厚的奖励扶助金，无疑会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二胎生育。
这一措施对允许生育二胎的独女户农村家庭将会平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效果？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且有吸引力的问题。我们先来计算一下这一奖励水平的折现价格。假定采用一次性现金奖励的方法，比如，一次性奖励15000元，则对目前户主为30岁的家庭来说，如果存款利率为2-4%，那么到60岁时本息之合大约为27170-48650元。因此，目前600元的养老奖励金如果今后按2-4%进行年度递增，则这样的养老金水平大致相当于给予30岁的农村符合计划生育家庭15000-16000元的一次性奖励。如果600元水平保持不便，则折现大致将近7000元左右。根据以上的调研结果看，目前这一水平的奖励扶助标准对促进减少计划内二胎的鼓励效果也许还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根据以上关于减少二胎生育对国民福利改进之重大意义的分析，我认为还应该在这一重大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减少二胎生育。
5.2进一步减少二胎生育的对策措施
为了鼓励今后更多的农村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我认为，可以在目前奖励扶助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适当地拉开对两女孩户、一男孩户和一女孩户的奖励扶助和社会保障标准，对一男孩户适当给予额外的鼓励，对一女孩户加大奖励和保障措施，以促使更多的农村家庭放弃超生或选择放弃计划内二胎生育。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基本养老奖励扶助性保障和晚年照料：独生子女和符合计划生育的双女户家庭，共同享有目前的政策待遇(每年每人600元)， 以后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按同标准进行调整。此外，所有享受养老辅助的成员生活不能自理时，在本人自愿的前提下，由农村养老院收养照料。政府可以授权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一些地理位置较为合适的村落建立集体或民间承办的养老院，专门服务于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老年人。
2)独生子女家庭：在一般养老奖励扶助待遇的基础上，国家另提供一个三口之家的三大风险保障，即：大病医疗保险，死亡保险和残疾保险(家庭和政府各承担一半所需保费)。国家可向商业保险公司招标，由商业保险来运作。死亡保险可定在每人10万元的赔付水平。父母方50岁以前死亡有效，50-60岁死亡赔付减半，60岁以后失效。孩子死亡赔付属于无后赔付，如果孩子死亡后继续再生育则不享受该项保障，技术上可采取40岁以后支付以防止冒领。大病医疗保险应排除某些肯定无法治愈的疾病，以便减少保费支出。残疾保险根据残疾状况按年度确定赔附标准。独生子女家庭医疗保险也可以暂时采用以下方式：1)无医疗保险者：自一方绝育起，家庭成员大病医疗和住院费一次性超过2千元的部分，国家报销70%。；2)自购医疗保险者：自一方绝育起，国家给予保险公司报销额之20%的奖励。
3)独子家庭：考上公立高中或中专者，学费按标准减免50%。读民办高中或中专者，给予相应减免额的补贴。
4)独女家庭：国家另提供四项保障或奖励措施：(1)现金奖励1-2万元；夫妇各一半。从签约之日起打入个人帐户，一方绝育后即可领取。(2)保送独女上高中或中专，学费全免；(3)考上大学者，学费减免50%；(4)养老奖励扶助金比标准水平提高20-30%。农村户口中不享有计划内二胎指标的独女户家庭，所有保障优惠措施按独子户家庭对待。另外，还可以考虑对独女户家庭给予终身2-3次半息贷款用于家庭多种经营和特殊之需。每次额度不超过5千元。每次期限不超过3年。每次贷款以还清前期贷款为前提(独子家庭也可以给予一次机会)。
5)符合计划生育的其他类型的两孩家庭：可以采取自我交付70%费用的方式享有独生子女户的三大风险保障。养老保障或者家庭自我解决，或者可以通过全额交费方式参与社会保障。6)超计划生育家庭：不享受任何形式的正式社会保障，国家只在其特殊必要时给予基本生存需要的救济。
如果从政策操作的简单性出发，其实也完全可以采单一的最简单的交易措施，即在现已出台的养老奖励扶助措施的基础上，国家可以以抽样调查为基础，确定一个对一女孩户的现金奖励标准，比如，在目前阶段，国家可以确定对独女户另行一次性奖励2-3万元来交换回二胎生育权。对独子户则可以奖励5000元作为遵守计划生育的补偿性奖励。其他的一切，就交给育龄夫妇按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如果仅把人口控制作为单一目标的话，这确实是最简单省事的办法。但如果要考虑到使一种方案尽可能实现更多社会目标的话，那么我以为还是采取以上的综合措施方法更好一些。
5.3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
计划生育是百年大计，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是缓解“三农”问题和减少新增贫困的重要措施，缩小城乡差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就应该给予资金运作上的优先保障。目前养老奖励扶助试点的资金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根据不同省份的经济状况来按不同比例分摊的。如果常规财政税收的扩展能够保障有效地推进二胎控制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治理所需资金，那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常规财政过于吃紧，那么我认为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渠道进行特殊筹资：1)在全国范围开卖计划生育彩票以及推行机器自动付款小额博采(可参照美国的方式)，并将除福利彩票以外的所有其他现有彩票收入全部归入中央计划生育奖励基金。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人口控制是百年大计，所需资金筹措自然应优先于其他公共或社会事业。我认为，为了给人口控制这个百年大计的重大事业所需资金让路，所有能够由市场去运作的，就一律推到市场中去。比如足球和竞技体育，在“三农”、失业、贫困等各种社会问题如此困扰国家的情况下，国家没有道理再花纳税人的一分钱。2)在大多数税种上开征计划生育附加税。3)开征1‰的城镇居民房地产年税(美国为1%左右)。4)开设计划生育募捐基金，可以折合成人头标准，以表示募捐者的捐助帮助少生了几个孩子或几分之一个孩子，以增加捐款者的成就感；5)必要时发行计划生育公债；上述措施只要设计得当，每年筹集上千亿元应该没有问题。此项资金由中央政府统一筹措，根据各省情况进行分配，由各级人口与计划生育机构分级管理。
就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支出看，短期内压力并不大。上述各种社会保障的支出分为现货支出与期货支出。养老保障金的支出大部分属于期货。比如对目前30-40岁的夫妇，养老金的支出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在实现小康社会以后才需要较大规模的开支。医疗等三大保险本身是小概率事件，每年平摊的费用相对有限。另外，由于农村目前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相对较小且比例也有限，从而短期内保障费用和减免费用总支出也将相对有限。因此，上述以社会保障减少二胎生育的措施基本上是以期货的方式来鼓励放弃二胎生育权。从而国家以此种方式推进的农村社会保障，其大头支出是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也就是20年以后。而届时国家财力又大大增加了，由于少生育人均收入又相对大大提高了，支付负担就相对更加轻松。在人口和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以小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性投资换取放弃二胎而引发的日益增长的巨大社会剩余，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投资都无法比拟的。另外，即便国家用一次性货币支付方式来奖励放弃计划内二胎，以每户3-5万计算，假定一半家庭接受，那么一年所需资金也不过1050-1750亿元。这笔钱虽非小数，但这就意味着每年用最多不到2%的GDP而减少了350万的新增人口，这将是何等伟大的事业。
6.以社会保障控制二胎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在现有状况下所提出的对策措施，目的都是为了求得对某些现有状况有所改进，或者防止现状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改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效率性改进、福利性改进(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公正性改进、平等性改进、安全性改进。大多数对策措施一般都有一定的侧重，但有些对策措施则可以具有多方面综合改进的功能。比如，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就同时具有效率性改进、福利性改进、安全性改进、公正性改进和平等性改进(就某些方面而言)的综合效果。本文提出的以控制二胎为核心的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对策，也是力图对农村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我认为，不论是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的角度看，这一综合对策措施的收效都是多方面的。而且，越是从长远的视野看，这项综合措施的意义就越是重大，收效就更是巨大。
6.1.“无中生有”的农村社保资金来源与逆人口投资的收益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人均GDP按2%环比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少生一个计划内二胎，就等于全社会在70年内节余了至少250万元的GDP。由此计算，如果今年少生200万计划内二胎，那么70年内就节约了5万亿的GDP。平均到现有总量人口上，相当于人均将近4000元。如果从今年起70年内，每年少生200万计划内二胎，则70年总共直接少生了1.4亿(加上他们未出生的儿孙，实际上等于70年内总共少生了2亿多)，也就等于直接节约了175万亿的GDP，平均到现有人口数量上就相当于人均13万元，平均到现有农业人口头上人均就可多达20万元。社会保障资金就自然生出来了！因此，从长期的视角看问题，按本文提出的措施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实际上等于是放弃计划内二胎的农民自己在为自己提供社会保障资金，不仅如此，这些独女户家庭实际上同时还在为其他农村家庭提供社会保障资金，为农村全体人口提供额外的增量收入，为全体中国人口提供人均GDP的相对快速增长。
笔者将这种社会保障金来源的算术称作“无中生有”，即少生二胎这种“无”自然就产生出社会保障资金的“有”。这种“有”，与从现有劳动者身上提取再返还到劳动者身上的再分配，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按本文的措施，所有用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短期内的政府支出，实际上都是一种诱发性的投资行为，由于这种投资的直接目的是控制人口的增长，笔者将其称之为“逆人口投资”，这种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消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将人均GDP部分吞噬掉的人口投资。这种投资在表现形式上是由政府支出，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但是，由于少生人口而形成的长期巨大收益，将会以倍数的方式回报给所有的纳税人和全体中国人。而且，这种逆人口投资，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并非沉淀性投资，因此，除了比例微不足道的一点运作成本外，它其实本质上又是一种零投资。以这种转移支付性的零投资就可以大大地遏制人口增长，并由此形成长期多方面的回报，其对中国人民福利改进的效果显然是任何其他投资方案都无法比拟的。
6.2.“一举多得”的社会经济效果
仔细体会以上的二胎控制与农村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具体措施，应该可以意识到，这是一项将人口控制、农村社会保障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改进措施，是将帕累托改进与卡尔多改进结合运用的措施， 是将效率改进、福利改进、平等改进、安全改进、环境生态改进等综统一为一体的综合改进配套措施。它是加速缓解“三农”问题之最基础性也是最综合的措施，它所形成的“三农”和全社会的受益是多方面的，它是兼具、中、长期效果的系统性措施，它对中国社会、经济、教育、就业、环境的健康发展或改善的意义是深远的。具体说来，该综合措施至少具有以下方面的作用。
1)加速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核心家庭放弃计划内二胎，就等于该家庭人均收入相对提高了33%。同时，各种奖励和保障措施又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受益家庭的收入。从长远看，由于减少了人口增长，农村家庭平均经济规模经济也将相应加速提高。
2)加速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更多的家庭放弃了二胎生育，就使家庭和国家节约了对第二孩的教育投资，从而就可以加大对农村孩子的平均义务教育投入，也就可以减少以至杜绝义务教育期间失学现象，并可加速推进农村普及中等教育的进程。
3)减少甚至基本杜绝新的性别比问题。由于奖励和社会保障措施可使大量育龄夫妇主动放弃计划内二胎，采取非法手段以保证二胎生男孩的情况将大大减少甚至可能基本消失。并且，由于两女孩户享有儿女双全之家庭所没有养老等各种保障，原本力图寻求以非法手段保证生育男孩的冒险者就会更多地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
4)减少新增贫困。养老奖励扶助金有效地保证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三大保险又可以减少农村因各种意外风险而返贫的现象，同时也就可减少需要政府以其他渠道进行贫困扶持的人口比例。
5)加速人口城镇化速度。由于农村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就等于相对提高了城镇人口比例，并在等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使得城镇化速度进一步相对加快。
6)减少未来就业压力。按目前预计在30年后达到人口峰值的预测，如果每年减少200万二胎生育，就相当于这30年进一步控制二胎的努力为未来减少了6000万新增人口的就业压力，这可是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总人口还要多的数量。
7)促进城乡平等进程。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也是促进城乡平等进程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并且，由于转移支付在一定时期内将使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从东部流向西部以及从富裕地区流向落后地区，有助于加速缩小城乡、东西部和贫富地区的差距。
8)促进农村妇女的就业参与。少生养一个孩子有助于提高农村妇女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参与深度，有利于增加家收入并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
9)促进社会和谐。由以往偏重行政措施和经济惩罚转向奖惩并重，就使“三个代表”的理念在计划生育事业上得到了更加具体的体现，该措施将消除一孩家庭的后顾之忧，减少生育控制上的干群冲突，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10)减缓环境退化的压力。减少了农村的人口增量，就减少了为生存发展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退耕还林还草的进度就可以相对加快，沙漠化速度就可以相对减缓并早日得到有效的遏制。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的趋势就可以相对减缓，生态环境保护区就可以相对加速扩大。江河湖泊水资源的过度提取和污染就可以得到相对缓解，水资源调度成本和污染治理成本也可以相对减少。空气污染也会由于人口减缓增长和早日转入负增长而相对缓解。此外，将峰值人口减少数千万甚至一个亿，就可以少盖数千万农村房舍，这将大大减少建房用地，有助于减缓耕地减少的速度，减少因建房的需求而形成的对木材等资源的压力。
总之，加速减少人口增长和最终减少人口总量对中国的好处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是百利无一害。因此，那些反对派学者指责主张减少生育和减少人口的学者实际上是认为“少生就是一切”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我认为他们在阅读了本文后所唯一需要纠正的，就是应该将这个“少生就是一切”也变成他们自己的信条。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他们自己并没有丧失一个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学者所应具有的起码的智慧，也没有丧失作为大多数普通百姓在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上已经具有的起码的智慧。
行文至此，我已多次在脑海里翻腾过150多年前一个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古典经济学者和哲人关于人口问题的一段美文，那么，就让我摘录这段美文来作为结尾吧：
“毫无疑问，倘若生活之技能得以持续改善并且资本不断增长，那么，对于全世界、甚至那些古老的国家而言，都仍然存在着容纳巨大人口增量的空间。不过，即便这种增长是无害的，我也不得不坦言，我本人认为很少有理由将其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对目前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使人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获得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所需要的人口密度，已经足够了。尽管一个国家的人口享有着充裕的衣食供应，但它仍可能是太拥挤了。对于人来说，无法摆脱无时不与其同类形影不离的状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一个隐居之可能被根除的世界，实在是一个十分糟糕的境地。隐居，就其经常独处这一意义而言，对于任何深刻的思考和深邃品质的培养，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与自然之壮丽景观容为一体的独处，是思想与抱负的源泉。而这，不仅对个人大有裨益，也是使社会避免陷入病态所不可或缺的。当放眼望去，如果所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大自然的生物全然失去其自发的生机；每一块可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土地都被耕种；每一处原本繁花似锦的处女地或天然草原都被耕犁翻卷；每一种野生的陆地动物和鸟类都因人类的食物需要而几乎绝迹；每一桩树篱或闲余的树木都被连根拔掉；总之，在发展农业的名义下，未被作为野草铲除的天然花草和灌木丛林已难得一见，这样的世界又怎能使人们有多少愉悦的心情呢？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仅仅是为了能够供养一个更大的但并非过得更好和更幸福的人群，却由此使葬送的东西导致地球失去了大部分令人愉悦的景致，那么，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真诚地希望，远在被必然性所强迫停滞增长之前，人类倒不如以稳定的状态为满足”。
说明：为了保持对论题论述的相对完整性，本文与在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已发表的论文的在内容上有不少重复。另外也根据新情况对以前提出过的对策措施建议进行了部分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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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新：《文明冲突中的中国文明与人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人口要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曾毅：《继续提倡晚育，逐步适当放宽二孩政策：访曾毅教授》，《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可持续性：兼论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胡鞍钢：《中国人口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异研究》，1999年。
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Jolly, Carole L. & Torrey, Babara Boyle(Eds.).(1993), Population and Land U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of a Workshop.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9n, D.C.: pp84-86
注：此文为在人口会议上提交的研究报告，未曾单独发表。但其中有些内容在发表的论文中已经采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