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云转自博讯网：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二十三章
民国时代著名的政论杂志《观察》的主编、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储安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两大政党的不同，在此一览无余。这里所说的自由，至少应当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提出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四大自由”。
公民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人权概念，宗教信仰自由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产生的，最初正式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建议成立联合国的发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说法，其中便包括“信仰自由”。而现代的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基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作为一份条约性的文件，它在每一个签署国都具有法律地位。因此，现代的宗教自由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根源于民权与神权的分离：一个国家管理社会的总体，但它不介入每个人的信仰和政治观念，它保障每个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1就国际法的层面上来看，中共政权接受了该宣言，理应遵守之。
然而，正如储安平对中共本质的一针见血的剖析，中共建政之后对民众的自由与人权的剥夺，超越了此前中国所有的政权。中共当局一方面大肆实施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另一方面努力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缔造成一种全民迷信。在毛泽东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受到戕害最为严重的公民权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宗教信仰者群体，成为被包含在“地富反坏右”之中的、隐形的贱民阶层。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共在其伪宪法上标榜人民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它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因此对宗教先强调人民更有不信的自由，进而以惨酷的手段对信仰作种种迫害和摧残，于是基督教在中国面临了重大浩劫。中国基督教这棵有百余年历史之树，在共产主义的狂风暴雨的无情打击下，几至连根被拔起，奄奄一息，状至凄惨，其惨状比庚子之难更甚百倍。”2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共大量修建监狱和劳改营，将数千万没有资格进入新时代的民众关押其中，强迫劳动、洗脑甚至折磨至死。
在中国黑暗的“古拉格群岛”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经过中共持续的、残酷的宗教迫害，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下降。无庸讳言，相当一部分信徒，或者半推半就地与官方“三自运动”合作，或者干脆就放弃了信仰。但是，仍然有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圣徒，穿越了毛泽东时代死荫的幽谷，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打完了美好的仗。他们是劳改营中奇迹般的幸存者，人数虽然不多，却如同光和盐一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他们的生命见证，可谓荣神益人；他们本人，亦成为福音的种子。这群忠心的仆人的存在，是八十年代之后基督信仰在中国复兴的前提。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便是其中三位受苦的前辈，他们因受苦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被捕缘由及劳改时间
以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这三位基督徒为例，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或者是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不问政治的全职传道人。然而，他们并未犯罪却被逮捕入狱，受尽虐待并被强制劳改。他们个人的基督信仰、传福音的言行以及不认同“三自运动”的立场，都成为当局眼中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因而被剥夺自由及政治权利长达二十年左右。中共建政之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和“清除精神污染”等，均有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和阶层，但基督徒群体无一例外地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之一。
俞崇恩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基督徒及翻译家俞成华。一九五六年，中共官方开始大规模打压全国各地的独立教会，俞崇恩所属的教派“聚会处”亦首当其冲。当时，他被当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青年骨干分子”和“集团首恶分子”在苏州的代理人，白天继续担任中学教师，晚上到公安局“交待问题”。由于他并没有犯法，只是拒绝参加“三自”，属于思想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被逮捕。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反右”后期，他才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押送劳改农场。该案件并未经过法院的审理，他也没有具体的刑期，承受的几乎就是无期徒刑。此后，俞崇恩辗转若干个劳改农场之间。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俞崇恩在劳改农场暗中传福音被告发，被连续批斗两个冬天。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劳改农场的领导宣布继续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四年，在被“改造”十七年之后，农场的干部找他谈话，劝诱其放弃信仰。他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为着我所信的主耶稣，可以不惜一切。”3他因而成为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囚徒，又被关押了五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在任何方面都低人一等。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释放回家，而所谓的“平反”则迟至一九八七年。也就是说，俞崇恩被强迫劳改长达二十一年，真正恢复公民身份则是在二十九年之后，那时他已经移民美国。
李慕圣也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他毕业于中国神学院，是一名全职的传道人。一九六零年，他被拘捕时，当局并没有给出任何罪名，连劳改队长也感到奇怪，问他说：“你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那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回答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队长又问：“你还信不信耶稣啊？”“信！”“那么，我再问你，你传不传耶稣？”“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传！”“哼！这就是你的罪状，你准备去好好的思想改造吧！”4就这样，李慕圣开始了第一段牢狱生涯：从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整整十年时间。他先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改营等各处。
一九七零年被释放之后，当局不允许李慕圣从事任何工作，强迫他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即便在“文革”的高压下，他仍然坚持传福音，并在上海西郊建立聚会点。一九七三年，他因为“搞宗教活动，导致当地出现宗教狂热”，被便衣绑架、逮捕、严刑逼供，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九七五年，他被从上海押回河南老家，当局计划在河南将其处死，以减缓外界的反弹。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国政局出现转机，他的死刑被搁置。一九七九年，审判官来到牢里，拿着一张纸对他宣布说：“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宣布：对你实行无罪释放。”5法律竟然可以翻云覆雨，这究竟是庄严的宣告，还是拙劣的把戏？当事人并没有获得当局的道歉和赔偿，实施迫害一方仍然扮演恩人的角色。出狱之后，李慕圣从未停止过传福音的步伐。八十年代以来，他因积极参与传教活动，多次被当局拘押、传讯和监视居住。
与俞、李二人不同，林淬峰并不是全职传道人，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平信徒。在中共建政之初，出于对“新中国”的幻想，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为新政权服务，任职于交通部航道管理局。一九五五年，因参加王明道的教会并反对“三自运动”，以反革命罪被捕。一九五七年，免于起诉而释放。6被释放后，林淬峰坚持参加家庭聚会，并表示：“政府逮捕我是逼迫教徒，我不是反革命。”他建议家庭教会“化整为零”，鼓励教徒“要刚强，不能软弱”。当局搜集到这些言行，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表面上看，与俞、李相比，林淬峰经历了更加严格的司法程序，被正式判刑——判刑的理由今天看来无比荒诞。即便如此，直到一九五九年，在看守所被关押一年之后，他才接到法院发给的一纸判决书，“我以为队我判决也得在法院郑重其事地进行吧，原来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草草地把一张纸塞给我，我以后十八年岁月就这样交待了”。7中共当局任意践踏法治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一九七四年，林淬峰在劳改十六年之后被“提前释放”，然后被安置在北京市劳改局辖下在天津地区的茶淀清河农场就业。在这里，他是一名“准囚犯”，直到一九八一年离开中国大陆为止。他将清河农场称为“当代的奴隶庄园”，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留场就业”政策的实质便在于：“当代的奴隶庄园所奴役的是称为国家公民的‘自由人’——劳改释放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而只有自由在政府强迫的劳动下被藐视、被剥削。他们和在农场里服刑的犯人其实差别仅在生活上好一些，相对的在农场范围内自由度大一些，而劳动量和劳动性质却是一样的。”8这种空前绝后的“留场就业”政策，使得囚徒们“一日为囚，终生为囚”。前前后后加起来，林淬峰失去自由的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当他一九八一年重返香港的时候，一生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光阴已经过去了。
从这三位基督徒的遭遇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他们对新政权完全是无害的人，他们仅仅是不愿放弃个人信仰、不愿归属“三自运动”，便成为罪不可赦的反革命分子。信仰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始作俑者乃是中共当局。信仰与政治发生关联，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在中共当局的眼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要归凯撒，他们要粗暴地介入社会生活乃至个人心灵世界的所有领域。一个用暴力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权，已经自我取消了其权力的神圣来源。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政权进行置疑和批判，乃是信仰者捍卫自身信仰自由的第一步。
抵制“三自”运动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罪名。由此可见，“三自运动”是中共当局用以控制教会、迫害教会、乃至消灭教会的工具。“三自运动”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模式，完全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普世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显然，“三自运动”的属下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他们虽然窃据了教堂，但他们只是橱窗、稗子和假冒为善者。
昔日，先辈们宣称，“圣经的原则必须持守，不可妥协，在原则上，尤其基本原则上妥协，就失去见证，得罪神”9，他们不惜为此坐牢甚至赴死；今天，当局的逼迫有所收敛，却有若干海内外的教会、机构和信徒，以能与势力庞大的“三自”系统合作为荣，他们忘记了：任何企图与“三自运动”妥协、合作、并存的想法及举措，都是对纯正信仰的亵渎与背叛。
监狱和劳改营中的苦役与饥饿
在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上，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共是将集中营制度推行到极致的、最大的三个极权政府。其中，“劳改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这一制度最为隐蔽（虽然“劳改”一词经由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及其创立的劳改基金会的努力，已经进入了英文、德文等词典，但相对于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及苏联的古拉格这些早已家喻户晓的名词与事件来，“劳改”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政治迫害制度，在信息自由的西方仍未广为人知，在信息遭到官方封锁的中国更是处于一种“潜话语”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一制度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人数之多和遍及的地域之广，也是当仁不让地居于首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虽然不再公开使用臭名昭著的“劳改”一词，但整个劳改系统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甚至变得更加成熟和精密）。
在劳改营中度过漫漫岁月、乃至失去生命的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这个数字与大饥荒和“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样，让历史学家们望洋兴叹、瞎子摸象。但是，如果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教会史和基督教的传播史，便不能不关注这些受难的信徒；展望未来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复兴，亦必须激活受难的先辈留下的美好见证。虽然勾勒出整个基督徒受难的图景尚存在相当的困难，但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少数幸存者只言片语的回忆和讲述，展开一些微观的分析与评述。
一些珍贵的历史材料逐渐浮出水面。在远志明及其神州传播机构拍摄的纪录片《十字架》中，可以发现若干位坚持信仰而入狱二十年左右的先贤的音容笑貌，可以看到他们历尽沧桑之后痴心不改、坚如磐石的信仰，可以听到他们平淡从容的、没有怨恨而只有爱的娓娓讲述。与他们相似，如果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等人都是不幸的，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全都在劳改营中消耗掉了；但是，如果以信仰者的立场来看，以三位基督徒为代表的为义受苦的前辈又是幸运的，他们九死一生，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却没有遭害。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后，他们继续传福音的工作，并通过传记和自传，将那段可怕的经历记载下来，激励无数选择了“进窄门”的弟兄姊妹。
俞崇恩被关押的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地方，是位于闽北山区的劳改营。从上海到闽北，简直就是从现代世界跌入中古世界，那里没有一丝文明的气息，人们像鲁宾逊一样赤裸裸地面对大自然严峻的考验：“劳改营位于闽北高山区的半原始森林，先后被押送来的两万人，没有住的地方，连帐篷也没有，必须白手起家，建造劳改营房。……那里是个靠海的半原始森林，每年都有十几次台风。在夏季，每周都有雷阵雨，在我们还未盖好简陋茅舍之前，大约半年光景，每当风雨来临，只要几分钟时间，所有的行李都湿透了。”10显然，这是当局有意的安排，他们是在“借刀杀人”，这把“刀”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劳改农场管理当局肆意虐待囚徒，强迫所有人从事强体力劳动，即便瘟疫横行的时候，也不放松压迫。再加之毛泽东强行推行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全国性的空前的大饥荒，劳改营的囚徒们普遍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和劳动的压力，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头上。俞崇恩回忆说：“在闽北期间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从岁首到年终都是一样，连半饱也没有，无论过年过节都是一样吃不饱。……死去的人很多，尤其是体力强壮的人先死，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和我们差不多，而付出的劳力却比我们多得多；由于入不敷出，所以体力耗尽，提前死去，有的劳改队，尤其是靠山顶的，气温甚低，大部分的人都死去了。”11当时，人们的身体状况清晰地表露在脸上，人们一看对方的脸上便能揣测出他还可以活几天，一照镜子也能估计到自己的寿命还有多长。
当局从来不会在意劳改犯的死亡，默许甚至暗中鼓励死亡的蔓延。那些死亡人数最高的劳改营的管理者，不仅不会收到谴责，反倒迅速获得升迁的机会。在大饥荒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数千万普通的老百姓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于毛泽东和统治阶层来说，无辜的生命只是一串串空洞的统计数字。被划入“敌对阶级”行列的囚徒们，既然在政治生命上被宣布“死亡”了，那么肉体生命的死亡自然就无足轻重了。在俞崇恩的回忆录中，两次提及劳改农场的死亡人数，第一处是：“到一九六二年劳改营迁到安徽时为止，在四年里，半数以上的人已死了。”12第二处是：“当时整个闽北上海劳改局农场全部迁到安徽宣城乡下，改名为上海市劳改局天湖农场。……当我们离开上海市劳改局闽北农场（我被编在坑塘分场）时，我场已经死了一大半，二万人只剩下八千多。”13接近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令某些纳粹集中营也望尘莫及。与中共的凶残相比，希姆莱之流真是“过于仁慈”了，他们真应该到中国来“取经”。
在李慕圣的传记中，也提及劳改营中极其险恶的环境和极高的死亡率。第一次入狱之后，他与其他四百位犯人被送往安徽的一座矿山。“才到矿区，犯人们立刻就被编成小组。一组负责挖矿，另一组则把挖出来的矿石装上板车，拉到一公里外的山坡上；那里有传送带，可将矿石运送下山，以便装上轮船运走。工作每天采取三班制，上工八小时内，一定得拉满十二车的矿石，即使雪深、冰厚，任务完不成，也绝不准下山休息。虽然工作繁重，但每天只供应两餐，每餐只有一碗半，是小块番薯加一点野菜煮在一起的。很多犯人埋尸矿山，他们当中常是因为任务完成不了，又过了吃饭时间，体力不支昏倒后，无人理会而死亡。”14由此可见，死亡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当局故意造成的。
在那里，李慕圣所受的待遇比一般人更为严酷。因为他是思想犯，没有一定的刑期，这种“危险分子”，被安排在矿区地势最高处劳动。他每天必须爬更高的山，挖最难挖的矿。当局认为藉着这种随时可以让他送命的劳动，可以使他知难而悔悟，甘愿放弃原先坚持的信仰。15据李慕圣观察，这所矿山吞噬了大部分难友的生命，管理当局从未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遏制囚徒批量死亡的状况。这本传记中清楚地记载说：“劳改队里视人命如草芥，短短的时间里，与慕圣同去的四百名犯人，只剩下了一百二十人。”16这个劳改营的死亡率居然高达百分之七十！
由于地处“天子脚下”，林淬峰的待遇明显好于俞、李，他所在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没有出现囚犯大批死亡的情况。但是，饥饿是所有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恶劣的食物更是触目惊心。在自传中，林淬峰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狱中的各种食物。狱中常吃的是一种变质的绿色窝窝头，“这窝窝头从伙房抬出来，老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辣味，咽下去后喉头苦苦辣辣的，呛嗓子。看着像发霉的绿色，哪有粮食的味道？……这里面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但是谁都不敢说。”17还有一种粱米面粥，“吃的时候很顺嘴，可是吃到肚子里，到达大肠就把大肠里的水分都吸干，拉不出大便，这可苦了。……医务所每天派人来给拉不出屎的犯人喝一大杯粉红色的药水，大便才畅通，幸亏只吃了一个多月，总算熬过了这一关”。18囚徒们经常食用的还有白菜帮子、窝窝头等最为低劣的食品。即便这些食物，其数量也不足以填饱肚子。
对照这三位基督徒的回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共的劳改营环境恶劣，饥饿和疾病肆虐，死亡率极高。劳改营是中共消灭异己分子的重要手段。若不是靠着上帝的保守和上帝的恩典，这些基督徒根本不可能幸存下来。
抵制洗脑，坚守信仰
中共当局以“劳改营”命名其集中营，其实这一命名并不准确，它仅仅标识了“劳动改造”这一侧面——所有的劳改营中，囚徒都被强制从事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这些劳动会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造成致命伤害，而且基本上得不到任何报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认为，囚犯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劳动是对囚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施改造的必要途径。他们不仅重视囚犯的劳动所创造丰厚的经济价值，更将劳动作为对囚犯的一种严厉的惩罚措施。
在中共的劳改营中，除了长时间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外，“洗脑”也是囚徒们必须承担的一项苦役。劳改营不仅是“劳改营”，而且还是“洗脑营”。囚徒们不仅被剥夺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还被剥夺了心灵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劳改管理方组织囚徒学习中共的教条和政策、毛的著作等，并要求讲述或撰写“心得体会”。当局还号召囚徒之间互相揭发和批判，以囚犯整囚犯的方法早已炉火纯青。许多在劳改营中生活过的囚犯声称，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只能不再将自己当作“人”来看待，只能遵循残酷野蛮的丛林法则，为了能生存下来，任何卑劣的事情都可行。这样，中共当局的意图便得逞了：他们就是要让人失去人被上帝所造而具有的荣耀，他们就是要让人成为“牛鬼蛇神”、成为“非人”。在此意义上，劳改营的生涯就是一个将人“异化”的过程，许多劳改营中的幸存者，长期无法摆脱漫长的梦魇、长期无法消除深入骨髓的恐惧。即便重新获得了自由，他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由那甘甜的滋味了。
在此背景下，一个基督徒在劳改营中要持守信仰、捍卫人格尊严、维护上帝赋予人的基本的人性，需要付出比一般的囚徒大得多的代价。与绝大多数没有信仰的人、以及大部分在逼迫之下放弃信仰的人相比，俞崇恩、李慕圣和林淬峰这些基督徒，是经受住了试炼的精金，是落在大地里的麦子，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器皿。如保罗所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在几乎不可能持守信仰的情况下，他们却成功地抵制了当局的洗脑，彰显了个人的信仰，成为主所喜悦的圣徒。
劳改营中有一套统治当局刻意制造的等级制度，在这套不成文的等级制度当中，基督徒处于最底层。俞崇恩在回忆录中说，在劳改营中，知识分子最受歧视，而基督徒知识分子更是“渣滓中的渣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格的凌辱无所不在，死亡的阴影亦近在咫尺：“当时，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被认为最臭的，所以分配我们多做一些臭的工作，以加速思想改造。有一个时期派我专门去埋葬死人。那些死人的遗物，一包一包堆在仓库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些包裹就要运到上海去，发还给家属。包裹都很小，没有几件好衣服。”19这种埋葬死人的工作既有羞辱之意，亦有恐吓的目的。任何人都不能不从死者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有一次分配我们班去把仓库里积存的小包裹运上小木船。我心里在想，这些家属没有收到这些包裹还好受一点；收到此包裹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刚发配去改造，怎么就剩下这几件衣服回来了呢？当我看到那一次有几百个包裹运出去时，想到要是我的老母、妻女收到我的包裹，会怎么样呢！”20 那样的时刻，是人最软弱的时刻，也是人最容易放弃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