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爱思想
在这个舆论对权力阶层充满对立感的语境中，与政府、体制和官僚在符号上有着同样颜色与气质的中国大学校长，自然难免躺着中枪。舆论围观浙大校长杨卫的玩牌，跟围观官员开会时打瞌睡的心情是一样的；舆论吐槽北大校长周其凤，是将其想象成一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的拥有者。
7月23日两条新闻，都与大学校长有关。一条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台上一位校长在演讲时，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被拍到一直用笔记本电脑玩牌——网友批评称“教育不行，玩牌在行”。另一条也来自这个论坛，跟前几天因跪拜行孝而引发争议的北大校长周其凤有关，他说刚给妈妈写了一首歌叫《妈妈的油茶果》，前不久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是周其凤第二次为妈妈写歌。本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可因为舆论对周其凤的偏见，又被有些人解读成负面，甚至恶评为“原来跪拜行孝是为这张碟做宣传”。
偏见至此，动辄得咎，难怪周其凤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无比低调，称“我现在是笑也不行，哭也不行”。能感觉到这位北大校长说这话时哭笑不得的悲凉与郁闷，堪称史上最郁闷的北大校长。
如果说周其凤校长是躺着中枪的话，浙大的杨卫校长则不算冤枉。台上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正精彩演讲，你却在下面玩牌，不仅有失基本礼仪（更何况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对演讲者缺乏尊重，也有失校长的身份。如果是一个普通老师，人们不会关注其在台下做什么动作，即使被拍到玩牌也不会被当回事儿，可浙大校长“玩牌在行”就在舆论的围观和哄笑中成了新闻。
两条有关大学校长的新闻，并非偶然，能看到当下舆论对“大学校长”这个群体的态度，或带着放大镜去找校长们的问题，或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大学校长，或坐等着大学校长们出丑。不得不感慨世道的变化，校长，在过去是一个让人充满着敬畏感的称呼，他对应着权威和德高望重，唯德才兼备和声望高的人才能担任，尤其是一个大学校长。可在现实的流变中，“大学校长”似乎在走“小姐”、“同志”、“亲”、“老师”、“教授”、“专家”的老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毁掉的称呼。
看看“大学校长”跟哪些词联系在一起，看看他们在舆论形象中的灰头土脸，就知道这个称呼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污名化和妖魔化；回想我们在谈到“大学校长”时所能想象到的那些负面新闻，就知道这个群体有多么地不受公众待见。而且似乎还遵循着一个规律，越有名越挨骂，越是名牌大学的校长，越是常被推到舆论批评的风口浪尖，大学的有名程度往往与校长的美誉度成反比。这两条新闻就很具代表性，周其凤是中国最好大学的校长，杨卫则是“小三”浙大的校长。
“大学校长”为什么正成为一个被毁掉的称呼？原因非常复杂，有校长们自身的问题，有舆论的偏见，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教育体制。人们不是把校长当成一个教育家，而是当成一个官僚。当然，这样的舆论认知首先源于大学的行政化，很多校长没把这个位置当成教师，而是当做官去做。
谈到官僚与校长的区别，云南省保山市市长吴松有一段经典的描述，有记者问他：“你做过云南大学校长，那和做市长有什么差别吗？”吴松笑言当然有：“ 做校长，你说得再对，教授们也可能说你错了，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做市长，你说得再错，他们也肯定说你是对的，因为权力是绝对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学，做校长跟当市长并没有区别，都是官僚，都带着同源同构的行政化思维。
既然校长不把自己当教育家，而是当做一个有行政级别、可以与官僚阶层换算、随时会通过旋转门转换身份的官，那么，公众自然就不会带着对教书育人者的尊重去看大学校长了，而就将其看作一个官僚。在这个舆论对权力阶层充满对立感的语境中，与政府、体制和官僚在符号上有着同样颜色与气质的校长，自然难免躺着中枪。舆论围观杨卫校长的玩牌，跟围观官员开会时打瞌睡的心情是一样的；舆论吐槽周其凤，是将其想象成一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的拥有者。
面对戴着有色眼镜缺乏善意的舆论，大学校长需要反思，教育体制需要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