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清涟居
考察一个国家的现状是看吏治，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则要看教育，这两项指标如果都不景气，那么这个国家的现状令人痛苦，未来前景也很渺茫。
中国政治的腐败之癌已经深深扩散至教育系统，使教育部门这一传递文化与价值信念的系统堕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负责教书育人的教师群体中不少人更是堕落成金钱的奴隶。由于教育在中国是一种垄断性资源，围绕这一资源也就形成了一条新的“食物链”，从高校的官员到普通招生人员都成了“吃教育”的蛀虫。
大学招生这条“食物链”是如何形成？
这条食物链的形成起因于学校可以卖“入学指标”，一些不够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为了取得进入大学资格，只要支付一笔昂贵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入学，于是不少人就利用高校招生这一机会营私舞弊。就在8月13号和14号，北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连续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去广西招生的教师向学生索要十万元巨款作为换取录取通知书的条件这一事件。此事件曝光以后，尽管北航校长李未竭尽全力想将这一事件解释成是庞成冰等三位负责招生的教师的个人腐败行为，但近些年每次高考招生的都要发生的腐败行为却表明，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已经形成了一条“食物链”，许多人依靠招生特权谋取私利，中饱私囊。
中国目前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18－22岁）的比重仅为7.8％，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属于稀缺资源，必然会造成竞争过度的局面。根据近些年陆续曝光的招生腐败案，最容易作弊的是几个环节，一是所谓保送生，这种保送生占一个学校招生计划总数的5%，国家教育部虽然对保送设置了种种规定，但在腐败成风的中国，这些规定形同虚设，保送生资格也自然堕落成权钱交易的工具，不少人（包括可以推荐保送生的中学校长在内）可以在保送生的资格上做手脚，其结果导致一些并不优秀的学生成了“保送生”。二是借所谓“定向招生”收费。中国教育部安排了一个定向就业的招生计划，目的是为了向贫困地区、比较艰苦的行业（如地质、农业、林业等）和军工产业供给专业人才，其办法是由用人单位和有关高校签订就业协议，经批准列入当年的招生计划。但由于“定向招生”可以比正常录取线低20分，于是参与录取的人员借机向考生收取所谓“定向费”，有的高达数万元之多。三是利用招生的政策空隙。目前中国的高考招生中有个规定，当地招生办要按招生学校实际录取人数120%的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向招生学校提供考生档案，使高校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更合适的生源， 于是有的考生通过关系找到招生人员，告知自己的考号。只要这个考生的档案属于被提供之列，招生老师就有权力将其录取，即使越过更优秀的考生也不违法。四是通过所谓“补录”走后门。所谓“补录”是指所有的高招工作完全结束以后，一些考生再通过关系进入正规的高校，并成为正式的学生。五是所谓“专升本”，即专科学生只要交出一定数量的钱，就可以由专科生升格为本科生。
上述各种招生腐败现象早就在中国高校中蔓延，最著名的一起是被爆料的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上海交大的的做法非常典型：该校在招生时设立机动指标，这些机动指标用于招收“关系人物”推荐的各种不够录取分数线的学生。据披露，这些向校方打招呼、递条子“开后门”的委托人，有中央、地方的高官和名人。参与此事的官员包括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六人，还有党委书记、副书记与纪检委书记以及四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与社会声望，瓜分了大学招生名额这一稀缺资源。
在招生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食物链”上，还寄生着一群所谓“中介人”。就在北航招生黑幕曝光以后，事发地广西省还有一大群招生中介人在活动，这些人负责物色“买方”，根据考生的条件，如分数差额，想上的学校与专业讨价还价，其规则大致如下：招生学校按其名望定价，名气越大，要价越高；分数差得越多，要交的钱越多；专业越热门，择专业的费用也越昂贵。这些中介人处于这条食物链的末端，而攀附在这条食物链上的人则有高等院校负责人、招生人员各色人等，这群人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利益共生关系。
穷人孩子跨不过去的“金门槛”
高等院校招生中的舞弊的确方便了有能力支付买路钱的人士，但穷人孩子却无法跨过这条用钱堆砌的金门槛。8月1日，美国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贫富悬殊：在经济繁荣的中国，没有人给郑清明一只援助之手”（The Great Divide：Amid China’s Boom, No Helping Hand for Young Qingming） ，该文的内容让美国人万分惊讶：四川一位贫穷的农家孩子郑清明因欠交其就读的高中600元人民币（不到80美元）学费，学校老师不仅拒绝发放高考准考证给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还多次辱骂这位可怜的孩子，最后导致这位18岁的穷孩子在绝望下卧轨自杀。
郑清明自杀事件发生于今年6月4日，离高考只有三天时间，但在这一幼弱生命消失后的将近两个月内，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媒体与庞大互联网的中国居然无一家媒体关注此事。直到《纽约时报》报道了此事之后，这条消息才开始在中国见报。中国当局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破坏”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责成四川省官方追查此事，四川省专门就此事做了一个长达7页的报告，这份报告认定，学校做了该做的一切，帮助这个贫困生和他的家庭。学校没有逼他交学费。郑清明的自杀是由于他精神错乱。这份报告说：“调查组认为，学校处理郑清明事件客观、公正、主动、人道。”但是郑清明的亲属、同学以及一些老师的叙述与这份报告却有惊人地不同。他们表示学校曾一再追讨学费。郑清明的几个同学说，学费问题和家庭压力是郑清明自杀最主要的原因。
象郑清明这种为学费所困扰的穷家孩子在中国还有很多，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贫困人口高达2亿。高考以后，许多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穷家孩子都在为筹措学费发愁，《华商晨报》报道一位寡居的奚姓妇女为女儿上学筹措学费被迫卖肾，另一位四川的年轻女大学生为筹措“专升本”所需要的两万多元买路钱，公开在网上登出告示：谁愿意资助这笔费用，她就愿意嫁给谁。
这类事情在中国各地几乎每天都发生。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希望工程”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不少人曾经踊跃捐款，但在“希望工程”负责人侵吞巨额善款的黑幕被揭露以后，公众已经没有捐款兴趣。近些年在中国大中城市街头，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小伙子与姑娘在街头乞讨，其乞讨告示上写的就是因付不起学费，请善心人士救助，但后来媒体揭露这些乞讨者当中不少骗子，弄得好善乐施者也意兴索然，不想再上当受骗。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留给郑清明这类穷孩子的路实在太过狭窄。
中国政府的严重失职
600元人民币与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被置于“天平”的两端，无论如何让人看了都非常沉重。但用这一畸形“天平”来称衡重量的，却不仅仅是郑清明学校的校长与教师，还有中国政府。且不谈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系统的腐败放任不管这种失职行为，只要看看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投向就可知道在中国当局心孰轻孰重。
一个国家的发展之途在于通过教育来培养高素质的国民，这是强国之本。但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重视过教育，中国的强国之梦曾几度改变，1960年代到1970年代毛泽东当政时期做的是“军事强国梦”，这个梦想曾将中国军事引上一条畸形发展的歧途：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而老百姓却穷得没裤子穿――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曾用此语形容中国，这并非污蔑，而是当时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的现实；而1980年代燃起的“体育强国梦”，又把中国体育引入一条畸形发展的歧途，在不知不觉中，中国正在陷入一个奥运金牌的陷阱。
有人详尽计算过中国奥运会成本。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透露的数字，从2000年开始，每年国家财政给体育总局的拨款数目为16亿元，按照所谓《奥运争光计划》，从2001-2004年，每年国家拨款再递增1亿元；2005-2008年，每年国家拨款递增2亿元，那么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仅仅对国家体育总局的国家拨款就会达到28亿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国家的其他专项拨款。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国家的专项资金拨款就已经达到了40亿元。按照这些款项计算，中国为获得奥运金牌投入的“成本”，按获奖难易程度高达每枚金牌3,000万元－8,000万元不等，据说，这笔钱并不包括运动员服装，以及获得金牌后的奖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中央政府率先垂范，省里自然紧紧跟进。陕西省是儿童失学现象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每年以各种名义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扶贫款，但去年以来为建成“亚洲一流”的体育场馆，花费了20亿元。没有钱建学校给孩子读书，却有钱修建亚洲一流的体育场馆，可见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天平上，争面子的“奥运工程” 的份量远远重于支撑社会发展的“教育工程”。而更为讽刺的是，中国虽然用钱堆出了许多金牌，中国却并未成为体育强国，中国人的平均体质仍然属于中等偏下。
近年来，国际社会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时得出了一条经验性理论：腐败导致一国减少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近些年中国政府正是这样做的，所谓“教育产业化”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就是将这两类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开支转嫁到国民头上。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全国目前有2,700万儿童失学，占适龄儿童一成左右。但有研究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如果加上不在统计之列的城市民工子女、超生小孩及统计时的误差等，失学人数估计高达5,000万。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近年来投放在每个中学生的教育经费平均为919元人民币，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为682元。如果将奥运金牌的成本按中间数每块5,000万元折算，每一块金牌的花费可以让55,000个失学少年进入中学，或让70,000多个失学儿童回到小学课堂。
面子重要还是作为强国之本的教育重要？这是一笔很容易算清楚的帐，只是在专制政府眼中，人民从来只是个说事的幌子，所以人民的受教育权利远远不如为政府脸上贴金的奥运会与炫耀国威的“神舟五号”之类的形象工程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