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十五个人，都是1968年前后到国营陕西省子洲县反修煤矿和洞子沟煤矿挖煤的矿工，干了十几年，最多的干了二十多年。那时候我们挖煤工的劳动强度很大，矿道里的环境很差，根本谈不上有排风除尘排水设备，巷道里煤尘很重，有些巷道里有积水，煤层只有一两尺高，我们要躺在积水里挖煤。工作十来年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感到呼吸吃力，浑身无力，经检查得了矽肺病，不能干活了。1984年至1989年间，矿上就陆续叫我们“还乡休养”。
我们到煤矿干活后，户口也随之迁到煤矿，至今我们的户口还属于非农性质，村里没有我们的承包地。当时回到农村家里，矿上只给每个人每月56.12元的“休养费”，其它给矿工的取暖费、住房补助等福利待遇一概没有。以后煤矿承包给个人，医药费曾拖欠了半年多时间不能报销。我们到子洲县政府、县劳动局上访，县劳动局人员说因为我们是轮换工，不是正式工，煤矿承包给个人，政府也没办法。我们说我们因工得病是在煤矿属于国营期间，干了十多年，国家、政府有责任解决我们的医疗和生活问题；不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轮换工，都应得到起码的同等的生活和医疗待遇。
后煤矿完全关闭，“休养费”由政府发给我们。经过我们不断地上访争取，政府发给我们的“休养费”逐渐增加，现在每人每月发2千元钱，看病、生活全包括在内。这点钱连看病都不够，怎么能行？大部分因工得矽肺病的矿工已经先后去世了，只活到四五十岁，现在就剩我们这十五个人了。二三十年前因矽肺病从反修煤矿和洞子沟煤矿“还乡休养”的矿工有五六十人。
我们上访开始是个人单独找县劳动局、县政府，从1999年起就发展为集体上访，起初是为解决医药费拖欠、生活费太少等问题，以后就提出与正式工同等待遇等要求。我们得到的待遇每提高一点点，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多次的上访争取，往往都遇到从子洲县到榆林市、陕西省、直至国家及有关部门的多次推诿。我们集体到北京上访就有十几次了。2013年我们13个患病矿工到北京上访，国务院信访接待站和有关部委仍然是互相推诿，我们就要到中南海找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问题，刚到府右街，就被警察扣住，子洲县信访局长王虎等人把我们押回子洲县，县公安局警察把我们审问了一天，把张永平、白进周、王万亮三人送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管理人员见这三人身体状况很差，不予接收。县长王华下命令说：“非关不行！”这三人被拘留了四天，获释后又到北京上访。
十五个因工患矽肺病的矿工
2017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