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儿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计划生育的满地血腥还没收拾干净，“国家来养老”的画饼还没吃到嘴里，中国政府又开始催生二胎了。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社评。《新华日报》见风使舵，随即发表《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建议征收“二胎税”，立刻引来民怨沸腾。
有人直呼生娃“不是家事，更不是国事。是个人的事”。还有人感叹政府“为什么总围绕女性肚皮来制定所谓‘国策’？”网友的疯狂吐槽不难理解。从建国伊始直到今天，中国女性的肚皮就一直在“被计划”着，而政府朝令夕改的计生政策严重干预了每个家庭的私生活。
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领导人效仿苏联使用的称号提出，生五个孩子以上的是“光荣妈妈”、生十个孩子以上的是“英雄妈妈”。从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间，中国就净增将近5000万人口。几年后，毛泽东看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苗头，又指示成立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但没过多久，一批首倡计划生育的人口学者就在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而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呈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假象。因此，“三年自然灾害”过后，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婴儿潮。没过多久，前国家总理周恩来又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政府还在全国大力提倡晚婚。可是，刚刚重上正轨的计生政策又被十年文革打断，人口增长再次失控。
文革浩劫过后就是改革开放。为给中国经济的起步减负，政府又把目光投向妇女的肚皮。
1978年后的五年间，中国政府不但把计生政策写入了宪法、修改了《婚姻法》确立一孩政策，还把它纳入了基本国策。之后30年里，地方政府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争先恐后搞计生。中国各地发生的强制避孕、堕胎甚至绝育的事件多如牛毛，最惊世骇俗的当数百日无孩运动。1991年，山东两县为确保100天内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当地妇女只要怀孕，一律被强迫人工流产。
跨越千禧年后，一孩政策在中国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社会问题越发凸显。从2002年起，中国开始放宽生育限制，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直到2016年正式实施了全民两孩的政策。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人口降低到这么样的时候，老龄社会已经非常的凸显，而且问题非常严重。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全部显现出来的时候，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处于一个人口结构很不健康的地步了，那么政府想采取一些行动了，为时有点晚。”
生育权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之一，女性选择什么时候怀孕、生几个孩子，是她们的自由。从日本到美国再到新加坡，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因出生率过低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即便如此，没听说哪个国家的政府推行惩戒措施来强制操纵生育目标。只有中国政府，可以为了“国情”需要，接二连三地改变计生政策，支配理应属于亿万女性自己的权力。如今党国动员生二胎，用的还是“生娃也是国事”的陈词滥调，老百姓从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砖瓦”，做不了自己的主，当不了自己的家。只不过，时过境迁，面对新一波“肚皮革命”，如今的八零九零后，会像她们的母亲一样言听计从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出生人口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只有12.43‰，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甚至低于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惊人的低生育水平。
近来，一个十多万人参与的新浪民调显示，有半数参与者一个孩子也不想要，六成表示不想生孩子是因为养不起，另有超过四成参与者认为，政府的各种补贴政策对她们来说都没有诱惑力。
现代女性的顾虑很多。最大的顾虑就是怕＂养不起＂。从《南方都市报》2016年9月份的数据看出，在中国一般家庭，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70万元人民币，在大城市更是远远不止这些。
家长：“一个是经济压力，我们房贷现在还没还清，还有一个孩子的消费其实已经很大了，我们担心第二个孩子怎么养的问题，想生、没能力养。”
社会竞争剧烈，工作压力山大，生育和养育成本飞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被迫推迟或少要孩子。网民在各平台纷纷表示“自己都养不起，何谈小孩”。 更有人直接点明：“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但房价和教育医疗却成了避孕机制。”
民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中国政府与其继续纠结于计划生育，不如从现实矛盾点出发，创造更利于生育的环境。有学者建议完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为孩子减税，同时加大幼儿抚育补贴、教育补贴，并大幅提高“80后”独生子女父母的补贴。在精神上和经济上为民众减轻负担，才能增加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也只有这样，女性才能重获久违的生育选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