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叶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国有企业长期依靠国家财政提供无限度的资金维持运转的状况，遭遇每况逾下的巨大改变，表面繁华的国有企业及其大伙隆体制下以领导阶级著称的国企职工，开始退去一直罩在头上的灿烂光环，露出其僵化腐败的丑陋面目
一方面，中国固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背景下，民众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受到严重束缚，从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实力增长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一批具有现代社会管理和改革意识的高级领导人与知识分子，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主要设计师吴敬链等人，他们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腐败落后的制度性欠缺，对国有企业的无效益运转实行阵痛式改革，成为他们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步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国有企业失去国家财力的无限度支持后，依靠国有银行资金借贷长期实行恶性循环运转的无效益状况暴露无余。一旦失去国家财力支持，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从1995以后绝大部分处于停产半停产，或关门倒闭的普遍衰败之中。
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安徽开始对国有的中小型企业进行砸烂铁饭碗的体制改革。
2001年初，我所在的太湖电机厂进驻当地政府派驻的改制工作组。这是一个生产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电风扇及机械加工的国有企业。
2001年下半年，我同无数被政府强制签署失业协议的国有企业职工一样，从安徽省太湖县一家被称为当地国有龙头企业的工厂下岗，加入到国有企业的失业大军之列。
我所在的太湖电机厂属于原机电工业部定点的国有工业企业，有四百左右国有身份的正式职工。我记得有一年的宣传报刊，曾经广泛报道说工厂的产值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实际它的年产值不过一千万元左右，但欠银行的国家贷款近2000万元，被电机销售客户占用的外欠款却高达一千多万元。工厂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管理人员以权谋私贪污盗窃，企业根本无效益可言。
早在1999年，这家工厂就开始陷于半瘫痪状态。
改制工作组进驻企业后不久，即根据职工的揭发举报，迅速从电机库存管理中查出60多万元的帐目亏空问题。发人深思的是，这样数目较大的库存亏空腐败，并不全是仓库管理人员自己上了腰包。销售调库中少记漏记甚至趁便盗窃是短库的主要因素，各个管理环节的相关责任人员严重缺乏责任意识和法律观念，甚至公然将国有财产当做个人或权力的附属物随意占用抛洒。仓库管理中的严重失职与混乱，是造成短库损失的主要原因。这仅仅是存在于仓库管理中有数据可直接查核的失职腐败，实际需要通过分析审计才能得知的其他亏空问题可想而知。实际上，这家工厂的亏损和腐败问题远比仓库短库60万元的数字要庞大。
懒惰，窝里斗，玩忽职守，贪污腐败，长期亏损，这是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与生俱来的体制性痼疾，就象腐尸上必然寄生蝇蛆一样自然。对这种体制痼疾进行彻底整治的唯一办法，只能是结束这个荒谬的体制本身。
受命改革的政府工作组并没有把对这个企业经营管理中失职腐败等问题的追究处理，作为工作的重点，也许他们对问题的症结，早已有了然于心的清醒认识，也许有人情关系或受一些不正常的权力或利益关系影响的因素，而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同样存在合理和效率方面欠缺的社会，也是一种平常不过的现象。总之，对于在这个早就没有生命力的国有企业中已经发现的腐败失职问题，工作组没有进行过深的责任追究，而是着眼于迅速终结导致腐朽的企业体制本身，坚决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对国有企业这种经营体制的无效益局面，不进行摧毁性的改革才是社会的悲哀，才是对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的不作为。
国企改革中对国有职工的身份进行买断工龄的彻底改制，直接牵涉到国有职工的切身利益。职工不理解甚至对抗是理所当然的反映。因为这种改革不仅伤害他们的经济利益，更是关系他们生存命运的人生命运的剧变，改变的结果是福是祸，对于暂时被强制下岗失业的人们，是一道意味着巨大人生风险的挑战。
但是，国企关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举个例子，1997年，我在这家企业同经营厂长签署了清收难收的呆滞货款协议，按协议我当年应得收入4万7千元业务收入，但这样一笔有合同依据的合法所得，竟被无理拖延了三年而得不到应有兑现，反对者的理由是，绝大部分职工一年的工资收入也才几千元钱，而你一年就比他们十年还挣得多，谁都有红眼的理由。一直到这个企业倒闭的那年，在最终还是被强制扣除了6千元的合法所得后，才算把帐结完。这种培养窝里斗、均贫富、拼懒惰的劣根人性的国有体制，绝不应该有它的生存空间。
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和我在国有企业的供销工作和货款清收中所经历的市场体验，以及我对社会经济的思考，都使我对于国有企业的改制改革，有一种区别于绝大多数国有职工兄弟的清醒而现实的认识。太湖电机厂的改制结束时，改制工作组负责人让我写一篇改制材料，我给当时的《太湖报》写了一个整版的宣传报道，就国企改制的必然性和改制工作的艰难，以及改制工作组当时在这种艰难的改制攻坚中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分析总结和赞扬。
2001年8月，我和我的几百位国企同事一道，被强制签订“自愿”解除与所在单位劳动关系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证明》以“第*号”的编号形式被当地劳动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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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第 号
***同志自愿选择置换身份、自谋职业，工龄共计**年（计算年限从19**年*月*日开始至2000年12月31日止）。按太湖县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职工安置意见的通知》规定的标准计算，应领取******元整一次性安置费***元整（按现金结算）。自二000年元月一日起，***同志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企业（签章）；太湖电机总厂
领取一次性安置费人（签章）
二00一年八月十三日
注：本证明一式六份，送领取一次性安置费人、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县劳动局、县社保局各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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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完这份“自愿”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后，凭改制工作组发给的《职工置换身份安置费负款通知》（财务付款凭证），到单位财务室按每一年工龄补偿485元的标准领取失业安置费。然后，每个下岗人员还被发给一份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失业者被告知，今后每个失业者个人每月要向劳动部门交纳相应的养老保险费，数目大概是每年两千元左右。
就这样，一群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转眼之间失去了工作，失去固有的生存依靠，从原来拥有自娱自乐优越感的“国家主人翁”变成了一群衣食无着的“弱势群体”。
这一年我38岁。人生中20年黄金工作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国家建设，不惑之年却被无奈地下岗失业，面临生活无着的生存问题。
在这种人生剧变面前，对于年龄较大的下岗人群来说，面临的现实是残酷的。无论是体质、适应重新工作的技能对他们都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何况，几十年雷打不动的铁饭碗生活方式，已经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性同那种被动的依赖性国有管理形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
以我的情况为例，二十年为国有企业工作的全部剩余价值，在“被失业”时领到10275元买断工龄的失业安置费，这就是地方政府对我20年全部人生价值的强制性做价或购买代价。接受新的谋生技巧能力、年龄优势已经丧失，学习的机会、工作的选择，面临的都是非常尴尬的被动局面。路在哪里，未来的生活在哪里呢？养老保险，家庭开支，孩子教育，等等，这一切最基本最现实的生存开支在哪里去着落？这是每一个从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兄弟们都在面临的残酷现实。
国企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已经和必将成为历史的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历史笑话，这种建立在牺牲个体利益和人生创造力的经济运行方式，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经济价值。把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部用国有经营的方式实现，产权和效率的实质悬空，这种思想或做法除了束缚中国人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创造力，除了培养了懒惰奸巧的大伙隆恶习，除了制造贪腐渎职无效率，给予政府或行使公权者为所欲为的腐败机会，我们看不到这个体制的任何价值或存在理由。可以说，这个全民国有的管理体制，是那些攫取了国家权利的决策者或管理者，对历史，对中国民众犯下的严重失职的罪恶之一。
但是，即使这样，改革不应成为对广大无辜的国有职工不负责任的借口。在太湖电机厂的改制中，太湖电机厂的职工真正表现了国家的主人翁精神，最终很顺从地配合了改制改革，使得太湖县政府在对太湖县电机厂这个全县最大的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从而为全县范围内其他国有企业的改制改革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
但在太湖电机厂的改制问题上，当地政府至少有四点没有向太湖电机厂的国有职工做出应有交代。
1、给太湖电机厂职工每年485元的补偿费是政府单方面对职工的强迫行为，绝大部分职工保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后来几年从个方面反馈的信息显示，同类国有企业或者本地区一些企业改制的补偿标准，一般都高于太湖电机厂的这个数字。对于太湖电机厂国有职工买断工龄过于低廉的费用补偿处理，属于严重不公的政府强制行为，明显有失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太湖县电机厂被强制买断工龄的职工，享有要求政府进行补偿处理的合法权利；
2、对于养老保险费用的交纳政府没有尽到任何补偿措施；
3、对改制中查出的财务问题没有进行负责任的追究，如果政府的钱太多了可以任人随意贪腐的话，失业职工有权要求政府多给这些失业者发点补偿金；属于电机厂的700多万应收债权被白白放弃，这是严重的经济犯罪；
4、电机厂改制后，数百职工自谋职业，但政府在对职工自某职业的就业帮助或适应创业过程中，在引导、扶持、资金等方面没有尽到应尽责任，一些职工生存艰难或创业中的实际困难长期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应有对待。
没有人愿意给政府麻烦。任何一个自强自立的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努力养活自己，有事业心的人们还会将这种体制性失业作为人生事业的新起点。对于富有创造力和自信心的人，他们完全可能因为这次改制而走向创造辉煌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