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很简单，就是市场交易，其实道路用地的价值跟周边是一样的，只不过具体表现为周边盖了办公楼，是可以收租金的，而道路是不收钱的。其实并不是道路不值钱，而是道路目前的这样一种形式，是无法把收益内部化的。但如果没道路，边上办公楼也不值钱。
凤凰财经：如果承认了这一点，现在比如说我改变用途，盖小产权房，应该都是一个合法化的概念，只要是我的这块儿土地，可以随意盖，您应该是承认这个?
盛洪：对，其实逻辑就是说，靠近城市的一些地方，为什么要盖这个房子?为什么要出售?因为有利可图，有人要到这儿租房，是因为城市在发展。既然我的土地在这儿，我有权改变它的用途，让它获得更大的收益。“小产权房”只是现在的说法而已。我一直认为，说“小产权房不合法”是个矛盾概念。是产权就是合法的，就要受保护。不然就不要叫“产权”。
凤凰财经：之前的讨论，我觉得对于华生的这种提法的回应是不充分的，但今天您讲了，我觉得比较彻底的，就是我们应该敢于大胆地认为，小产权房即使改变用途，无限地复制，也应该让它合法化，然后市场的调节，会形成一种价格，也不见得很多盖房出来的这部分人就会得到暴利，相反对权利、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在市场当中发挥的作用，要给予充分的认可，这对华生的观点回应，我认为更彻底一些。在产权和规划权的比较当中，产权一定是第一位的。
不能够以规划权强行地剥夺产权，这也是比较彻底的一种回应。目前形成的制度当中，起码我了解到，城市的土地规划是非常严格的，你想改变每一块儿地的用途，都有很多是法律还是政策上的障碍。目前的这种土地的用途的规划，据我了解，任志强曾经说过一次，我们目前的很多城市规划，还沿用了80年代的人口城市模型做出来的，很多已经不科学了。这块儿我们有改动的空间吗?
盛洪：我们在成都也见到这种情况，在原来制定规划，比如把三环以内定为工业区，现在看来根本不恰当。现实的做法是做一些变通的处理。比如说这是工业区，但是做的是工业企业的总部，这还是可以的，它不是厂房，实际上是办公楼。
凤凰财经：这实际上也会带来很多交易成本的上升?
盛洪：所以我认为第一是要调整规划，因为过去做的知识含量很低。第二，对规划的不同部分的强制性程度要有所区别，我认为最有强制性的，其实就是基础设施的分布，需要在地底下埋管子这类事，要稍微硬一点，其它都是软的，其它都是参照性的。
凤凰财经：这方面的修改，我们需要触动哪些政策条率?
盛洪：我们的土地改革方案，有一个项目去年发布过，就叫《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我们要有一个土地基本法，要规定土地的基本产权，也要规定土地规划权，也要说明土地产权是基础性的权利，而规划权是派生的权力，是需要说明和由立法机关同意的。
要有互相制衡的机制
凤凰财经：网络上穹顶之下非常火，其实这个纪录片里，反映了很多在环保等公众利益的问题上，公众缺乏监督的权利，政府不作为，行业垄断等权利缺失的困境，您觉得未来的中国，能否通过公共问题的问责机制，来拓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政府在简政放权，在加强公共管理方面，还得做怎么样的改进?
盛洪：其实涉及到中国的政治结构，现在的问题是，行政部门独大的问题，就是政治结构不均衡，没有一个互相制衡的机制，没有批评，没有监督。它做坏了，你没有渠道去批评它，没有渠道纠正它。
说白了，就是要削弱行政部门的权力。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加强舆论监督，不过那用处不大，必须是政治结构本身的改革，对行政部门要有约束。这些年，我也在呼吁，要禁止部门立法。目前大多数立法实际上是部门立法。根本不能让他们去立法，它们只立有利于于它们的法。所以必须要削弱行政部门。
来源: 凤凰财经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