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的一言堂、企业弥漫的哥们儿文化都滋生腐败土壤；有一些央企缺乏对法律的敬畏。
“太敏感了，我不愿意谈。”今天，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会场，提到“国企反腐”话题，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央企老总的脸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嘴巴闭了起来。另一位不愿多谈的央企副总，还是该公司的纪委书记。
反腐这个在一些央企老总口中的“敏感”话题，正是社会舆论聚焦的热点。今年以来，国企成为反腐“第二战场”，2015年更被视作“国企反腐年”。几天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奚国华，主持了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国移动进行专项巡视的动员会。
今天下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谈及中国移动过去几年腐败案频发，奚国华并不讳言，“过去，中国移动是腐败重灾区。”他坦言，“教训是很惨重的，要认真总结。”
如果不是因为腐败问题而落马，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应该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出现在政协经济界别驻地。他的继任者，是全国政协委员傅育宁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提问，同样很坦诚：“宋林事件确实给华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曾让华润的员工抬不起头，但现在的华润正在摆脱这些影响。”
事实上，更大的反腐风暴正在刮向国企。2015年中央第一轮专项巡视对象确定为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国家电网等26家央企，正是3月6日这一天，中央专项巡视组全部进驻央企，国企反腐“大考”已拉开序幕。
眼下，奚国华掌舵下的中国移动正在接受这次“大考”。尽管在全国两会期间，奚国华最重要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为集团公司老总，他不可能不关注会场之外，中国移动在专项巡视下会交出一份怎样的反腐“体检单”。他说：“专项巡视组进入中移动，我们要积极配合做好工作，把反腐倡廉搞好。”
奚国华说，“反腐倡廉已经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项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移动正在做的‘三篇文章’之一。”在中国移动，反腐倡廉和另外两篇“文章”—战略转型、改革创新，被置于同一个高度。
在经历过一场高管涉贪腐落马的冲击后，傅育宁需要带领华润摆脱那些“深刻的影响”。谈及华润需要总结的教训，这位新掌门人说，华润之前的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不论投资决策、还是用人环节、发展思路，都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一把手的一言堂、企业弥漫的哥们儿文化都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今年两会上，农工党提交了一份关于剑指国企反腐的提案。农工党中央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国企中的腐败行为影响很坏、危害极深。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购买赠送购物卡等情况经常发，有的国企高管层面腐败现象、以权谋私的“利益输送”问题比较突出。
此前，中央纪委公布首批5家央企巡视结果，在问题清单中，暴露出国企并购、采购和投资成为腐败问题的多发区。
在另一个政协讨论小组会场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透露了一个他所了解的情况：国有企业并没有实行国家审计全覆盖，只对由中央任命负责人的57家央企进行国家审计，而对中央部委监管的94家企业基本上从未进行过审计。这位曾经的“审计尖兵”说，审计是发现腐败线索的一个重要手段。
农工党提案中如此剖析道，“造成国企腐败的原因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利益、监管体制等，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主体责任缺失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
如何加大国企反腐，农工党中央建议，加大纪检监察机关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企领导人员的监管力度。事实上，来自外部监察部门的监督风暴已经迅猛地吹进了72家重点央企。
去年，三轮巡视之后，有70多名国企高管落马，有14名央企高管被调查。
就在两天前，一名记者问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巡视组进驻中石化是否让你感到压力。”这位中国能源巨头之一的老总笑而未答。
小组讨论会上，傅成玉在发言时还是将话题转向了反腐。这次，他的观点比较直接，对于反腐败，他认为如果内部监督不到位，监督和治理只靠市场化，外面监督的效果有限。
企业自身要有反腐动力和监督手段，无论是傅成玉、傅育宁和还是奚国华，这些个性各异的央企的标志性领军人物，持相同的观点。
至于企业如何自练“反腐功”，奚国华提到中国移动的做法之一是，“仿照中央巡视组，进一步加大内部巡视来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
傅育宁认为，“单靠引导和正面制度管理也很难取得预想效果，因此强化内部审计，尤其是针对基层企业和敏感领域显得十分必要”。
对于如何发现和防范国企“腐败病”，董大胜则提出“要实现审计范围全覆盖”。他同时强调，审计只是发现腐败线索的手段，而不是根本的防治办法。
“审计只是外部监督，关键是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科学分配和制约权力。国企负责人的权力太大，而掌握的资源又多。”董大胜说。
在农工党的国企反腐提案里，“推进国有企业加快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被写了进去。
这正是傅成玉的心声。小组讨论会上，他直接抛出一个建议，“政府工作报告第16页，‘深化国企改革，建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后面应该加上‘深化国企机制与市场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