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由中国民主党反酷刑观察员金涛转自新生文摘供党员和读者阅读
韌鋒：中國大陸酷刑的見聞與經歷
【新生10月21日】（一）最恐怖的酷刑與時代
一九五七年筆者在清華大學被打成全校學生中最大的“極右份子”，三月十四日深夜遭綁架，強送勞動教養。後來迫害升級，總共在二十多個不同的勞教、勞.改所關押及強迫“就業”（俗稱當“二勞.改”），在專政機關的絞肉機裏熬煎長達二十年，今將各種酷刑見聞及經歷簡述如下：
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稱“未為犯”），與外界被絕對隔絕，由公安審訊員“預審”，實為秘密審訊。結案後才交監察機關起訴，法院判決，此制度至今未改，這是人們“失蹤”的奧秘。
（二）最常用的酷刑
如果嫌犯“不老實交代問題，”審訊員可用各種手段進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給戴上手銬、腳鐐、關入禁閉室（單人小黑牢）或布置眾犯人批鬥，高呼“不坦白死路一條！”，震天動地，心臟病患者可當場嚇死，必須指出，手銬的可怕，在於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獄卒，把手銬扣緊，鐵齒吃入皮肉，流血與腫脹事小，觸動腕神經，痛得直鉆心，才叫人談銬色變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絕死背“老三篇”給戴上背銬數月。直到調走，才解銬，在北京第一監獄，我只因寫些外語單詞，又成為“反改造分子”給戴上背銬，還吊起來，鐵齒吃進腕神經，痛得我直叫喚。
第三種銬法，稱“蘇秦背劍”，從腰後和背後把雙手銬上，形同背劍，極可怕，劉濟昆在《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一書，有如下描述：“使我的雙手臂膀腫脹瘀黑，只有咬緊牙關忍痛。兩天沒喝水，卻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與其說我睡覺，不如說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國一勞.改研討會上，劉丹紅作證，她於九十年代在武漢監獄目擊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鐐銬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蘇釘在十字架上，稱“板子鐐”，據說是最新的刑法。
還有叫“和手衣”和“豬嘴”的刑具，前者衣褲相連，袖口褲口都縫死，據說可吹氣，後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後，都可令人室息，不常用。
我只因“頂撞隊長”一句，被禁閉一周，逃亡北韓引渡回來，禁閉四個月，有人禁閉一年，出來時我見他臉色蒼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閉的痛苦，唯有親身經歷才可體驗。
禁閉期間，每天只給三兩七錢五的因糧（在北京相當於兩個玉米窩窩頭加上一塊鹹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熱量，不致於餓死。
此外，還有一種棺材式的禁閉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無人知曉。
（三）最簡單而可怕的刑具與毒打
我未聽聞公安使用老虎凳一類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長的麻繩，比什麼都恐怖。
在北京一監，同犯宋某只因小事，四肢從後面勒緊，僅前身著地，稱“旱鴨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運動時，在河北饒陽縣看守所兼監獄，有些精神病的劉學文，只因罵江青一句話，被站崗的軍人聽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綁，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曬衣柱上，有意強迫四周牢房的囚犯觀看，而那時是北風呼嘯，滴水成冰的酷寒季節啊！
調往衡水監獄，因在“犯罪原因”一欄裏我填“逃跑北朝鮮”，不寫“叛國”，結果，牢頭一聲令下“幫助幫助他認罪”，十幾個囚犯立即蜂擁而上，把我毒打。
韓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個醫生被打斷一條肋骨，都僅僅因為“不認罪”，有些勞.改隊打死人，牢頭加刑，而“隊長”的好官自為之。須知，這些暴行都是“隊長”背後布置的，他們極少親自動手打囚犯。
（四）最恐怖的酷刑與另類酷刑－－挨餓
在團泊窪勞.改農場，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馬具），現流亡美國的劉文波告訴我，他在河北隆堯縣唐家莊勞.改家農場參加過死刑公審大會，唯恐死囚高呼“反動口號”，公安把木樁打入死囚的嘴巴（死因為國軍湯恩伯將軍的侄兒。）不比在槍斃前把張志新的喉管割斷“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擁有電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見效，無人不膽顫，西方財團只顧商業利益出售刑具給中.共，應受譴責禁止。
長年挨餓和沈完沒了的繁重勞動，這是另類酷刑。
在“預審”期間，把囚糧壓得很低，利用饑餓逼供，無人不屈服。
一九六０年我在河北清河勞.改農場屬下的“五八五”勞教分場勞動，最困難時只給我們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餑餑，因份量太少許多人都相繼餓累死亡了。我因不甘於白死，於六０年六月六日淩晨冒生命危險從於家嶺分場鉆出電網逃亡，在北京被捕後判無期徒刑。多年後遇譚學文，他說“五八五”分場除他個別幸存，其余都餓死了。
已故包若望在《毛澤東的囚徒》一書中說“五八五”分場是“死亡營”，千真萬確。 在饒陽縣看守所，我們每年只有在春節吃到一頓肉，因缺蛋白質，人人身上都浮腫，鄒某因不堪挨餓，搶吃爬進牢房的昆蟲，中毒肚脹死亡。
在饒陽，春節那天有些高幹子弟要求張所長允許囚犯買些糖果借此腹。張所長立即召開大會，怒斥道“給你們都吃飽了，你們還會怕嗎？”一語道破當局逼囚犯挨餓的天機。
（五）沒完沒了的強迫勞動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分人參加勞動，加工塑料鞋。雖然屬輕勞動，但當局強迫搞勞動競賽，緊張得一分鐘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場，我們從事最繁重的勞動，出工與收工，兩頭頂月亮；兩人一副扁擔，擡極沈重的混土上坡築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黃液，奄奄一息，“隊長”竟斥為“裝病”，勒令兩人左右把他架起來，繼續擡重土，第二天他永遠醒不來了。
我呼籲聯合國及文明國家對中.共施加壓力，廢除大陸各種酷刑的根源－－勞.改和勞.改共產奴隸制度。
中國大陸必須建立文革及勞教、勞.改酷刑博物館，教育後代，永別酷刑。
在日據時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師的影響，公開反對奴化教育，遭親日老師一個大耳光，從此罷學，組織秘密讀書會，專讀愛國與革命的作品（如《最後一課》和《列寧的革命故事》等）
戰後讀毛澤東著作，反對殖民主義，支持共產黨與印尼獨立運動。我曾在新加坡上學和任教，加入馬來亞（不是馬來西亞）共產黨的青年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反對英殖民主義、“美帝”和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報考中.共辦的達德學校，不久因遭當局封閉，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學於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國船）。中.共中央為我們特設華僑青年訓練班，以培養對外革命幹部為宗旨。我個人後來轉入華北軍政大學，決心將來學成回南洋加入印尼共鬧革命。
後來因病退學，重返沒上完的高中。這期間我因發現中.共的暴政，於一九五二年決定出國。因不可能，於同年考入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本科（六年制）。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時無故遭迫害，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時因抨擊肅反暴政，被打成全校學生中最大的“右派份子”，於五九年遭綁架，強送勞動教養，因不甘於餓死，於六０年鉆出電網逃亡，被捕後判無期徒刑。因判決書太荒謬，經上訴改判五年徒刑，但刑滿後強烈“留場就業”，當“二勞.改”。
六六年文革初期，當局決定把“二勞.改”都發配到新疆開荒，我因有病，與其死在沙漠，不如再逃亡。從北韓引渡回來後又判十年徒刑。七０年“一打三反”期間，當局決定把我和其它一批人槍斃（原因僅僅我始終“不認罪”而已）只因查明我是歸僑，才免於死。我得出結論：中.共是世上最狡滑、最卑鄙、最殘暴的政黨、中.共不垮，中國不會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浴火鳳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