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添成转自大纪元网）
宗海仁所著的《第四代》一书披露了江泽民全面插手经济领域、架空朱镕基的细节。1998年底，有人开始向江泽民告状，说朱镕基国企改革方案得罪的地方和部门太多，是“只救好不救坏，只管大不管小”。
江泽民在199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1998年扭亏解困第一年，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形势并不乐观。亏损面由1997年的39.1%上升到1998年的43%。”
随后，江找朱谈了一次话，名义上是“1999年你全力以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管住金融，国有企业改革我可以和邦国（时任副总理的吴邦国）一起抓。”于是，从1999年4月到8月，江泽民先后在成都、西安、武汉、大连主持召开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系列座谈会，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并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专门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决定。结果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朱只有建议权，无最终拍板权。
决定国企改革方向的关键一年是1999年。在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9年》中，一整年没有朱镕基的名字出现。相反，它记载了4月17日—23日，江泽民在四川对国企改革与发展进行调研并讲话。8月11日—12日，江泽民在大连主持召开东北和华北八省区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讲话称“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占支配地位”。9月19日—22日，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确定了“从1999起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这次决议就是按照江泽民几次座谈会定调的。11月15日—1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又发表讲话重复自己的定调。
《第四代》一书中说，“这个本来由朱镕基亲自决策、组织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被江泽民全面接管过去，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并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对江泽民主持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朱镕基基本上被排斥在一边，江要朱就方案提意见，朱只批示“已阅”，未提具体意见。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是预料中的：迄今为止，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在死亡线上徘徊，产权不清晰，事权划分不清，职工利益不能保证，社会福利制度明显脱节。”
江、朱国企改革思路南辕北辙
从朱镕基、江泽民的相关谈话中，也可以分析出二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大相径庭。
朱镕基曾多次在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介绍浙江的经验，称“浙江是国有企业比重最低的省份，浙江的经验值得考虑”。他说，“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走了很独特的道路，国有企业只占10%，比重很小⋯⋯但经济持续发展，老百姓生活显著改善。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占70%—80%，搞得轰轰烈烈，但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直至穷困。浙江这个经验值得考虑。国有企业比重不高，但没有影响政府领导地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什么不好？”
凤凰网2013年7月刊登了一篇文章：《为何600万下岗职工里部分人对朱镕基有怨言》。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以及如何看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要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不能再由政府各部门用行政干预来代替企业作生产经营决策。”
“我们提出政府机构减员50%不是没有根据，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了，管理机制、工作方法都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就可以减下来。”
而江泽民在1999年多次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占支配地位。”
“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它们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中，党委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可按照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还可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和总经理可按党章和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兼任。通过这些措施，形成公司对重大问题的统一决策机制。”
从上面看，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思路完全不同，江是从政治的角度谈经济，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谈发展，从中共领导的角度谈管理。而朱则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内在变化的角度看待改革。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江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由此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思路直接导致了今天国有企业垄断、腐败的局面。从江接手以后，国有企业一路膨胀成为垄断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很少被提起。那时候下岗潮席卷东北，国企本来有机会转型，那是东北转死为生的一次机会，可惜改革不彻底，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今天成了巨大的包袱。
第二个问题是，江泽民由此可以随意“按照党章”指定国企的头，包括他的亲信、他的儿子都可以捞利益。照朱镕基的市场化思路，官二代们都捞不到钱了。
江泽民打国企改革旗号 怀贪腐私心
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简称：上联）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表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的私产。
江绵恒以上联为个人事业的旗舰，坐镇上海。由于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所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做生意包赚不赔，海外华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门人杨致远等纷纷上门拜访或投靠，几年时间江绵恒已建立起他的庞大的电信王国，2001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业务相当广泛，如电缆、电子出版、光碟生产、电子商务的全宽带网络等。
在没有“中国网通”之前，江绵恒是“网通”老板，他扬言说要吞并“北方电信”，其实他没有能力收购“北方电信”。江泽民在2001年亲自下令中国电信必须一分为二，分为“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把“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白白送给“网通”。
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丑闻，2000年9月，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宣布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六十四亿美元，号称合资。但据王文洋透露，实际上他一分钱没出，全是江绵恒从银行弄出来的钱。所以有人说“银行的钱就是江绵恒的钱”。
江绵恒倒腾国企的钱，手法类似已曝光的周永康家族的手法。大陆媒体称之为“有后台的非典型财路”：利用各种合资、投资案，转移国家资产到私人的口袋当中，有时通过亲友作为白手套。
江家财富暴增时期，正是在江泽民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主导国企改革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