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就发表过一个关于宗教事务的白皮书，宣称： “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等，都由宗教组织和教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干涉……对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但“正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法律尊严，为了更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治犯罪，与宗教信仰无关，中国没有人因为信仰宗教被惩处。”

因此，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下完成了这份白皮书。这是头一份，我们将会每年出一份。靠着神的保守，尽管上万名家庭教会的信徒在全国大部分的地区成功地进行了对五十万左右信徒的调查及取证，但对中国数千万家庭教会的信徒而言，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此项调查的危险性及工程浩大，实在难以获得更全面精确的数字了，不过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按惯例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作出一个全面合理的推断。目前的调查显示在五十万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过，4014人被判劳改劳教，129人残害致死，208人致残，997人被监视，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两万多人挨过打，一万多人被罚款（最少的是罚五角，最多的罚八十多万），而终日惶恐不安，聚会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万信徒。这是为什么？特别是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NTR）通过后，中国信徒连喘息的机会也被剥夺了。面对金钱与权势，人类的良心与正义虽屡遭挫败，但上帝必将作出最终的审判。

二、中国政府的对内宣传及其政策

中国政府的对内宣传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侵略中国的工具。而鸦片正是英帝国主义麻醉和残害中国人民的头号毒品及瘟神，故曾爆发过“鸦片战争”。可见“鸦片”二字在中国人心里的特殊含义及所产生的警惕反应。何况毛主席早就识破了西方列强的宗教阴谋，指出：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帝国主义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为幌子，“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你们“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②。所以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中国人就像逃避鸦片瘟神那样来逃避宗教。不久周恩来就宣布了党的宗教政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发现混进有帝国主义的‘间谍’”。紧接着，周又连续四次召集全国基督教会领袖会谈，并特别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③。江泽民主席也不沉默，其特别提出了“宗教无小事”的说法，即尽是大事。因此“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如列宁所指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④。继而，中共中央组织部竟公开发出通知，警告全体数千万中共党员（公民）都只能“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否则就是“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⑤。等于公然否定和剥夺了《宪法》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基本公民权利。

中共搞宣传历来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的，现仅引一例：在中美合编出版的十卷《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之中，居然找不到“红衣主教”或“枢机主教”的条目。反倒出现了平日闻所未闻的什么“红衣主教花”^⑥、“枢机主教鱼”^⑦的条目。在这部具有世界级权威的“全书”之中，出现此种不全不敬的情形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美方竟同意了这笔交易，致使心怀敬意者在查阅“红衣主教”或“枢机主教”条目时感到诧异讽刺，难逃滑稽之感，达到了亵渎的目的。

三、查明真相，回顾历史，澄清事实

为了查明真相，本委员会借着遍布全国的家庭教会信徒在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及无数个乡村对“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干涉”的“家庭教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为说明来龙去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政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逼迫宗教信徒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干的。因为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看一个政府、一个组织也不能例外。

古往今来，宗教信仰一直是人类信靠上帝的具体表现，也是人类心灵的窗口，而宗教自由却是人类灵魂的第一自由。可是，自从共产党靠革命的阴谋和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并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恐怖运动来巩固它以后，中国的各种宗教信徒就被迫要在信神还是信党之间做出一个不容含糊的选择了。选择信神的后果是批斗、精神及肉体的双重折磨、铁窗、枪毙、整死、劳改、苦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从此只能过着日日提心吊胆、时时惶恐不安的日子。而选择信党的则步步高升，且成了各教的领袖，继而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至少也可以逃避牢狱之灾。人世间独一无二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等各种“爱国（党）”的教会及协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党要的效果是，所有宗教信徒不但要服从党的意志，还要乐意成为党的工具，要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然也有大批坚持真理与正义，拒不屈从强权的基督徒，其代表人物有倪柝声、王明道等。在长达二十年的监禁过程中，倪柝声受尽了一切自由人无法想象的折磨及考验，党无法动摇摧毁他的信仰，只是夺走了他的生命，使他成了中国人里最闪光的一个见证人。王早在1942年“沦陷时”就抗拒加入由日本人“协调”成立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即以“勿赖英美图存，走向自立途径，联合各宗各派，促进道事工，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的所谓“三自教会”。但日本人并没拿他怎么样。而13年后，王再次拒绝加入由共产党搞的“三自教会”，由于党的“三自”与日本人的“三自”除仅增加了一个“爱国（党）”的内容外，其它如：割断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自治（立）、自养、自传等内容均保持了惊人的一致。王自然不肯加入，结果共产党不仅发动了全国的基督教会都来控诉批判王明道的反革命集团，并在他1955年8月里讲道刚讲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的翌日，就逮捕了他。正像无数有气节的中国人那样，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使日本侵略者改变了必须将他们关进监狱的决定。可悲哀的是，共产党却坚决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而在那些爱国（党）教会的新领袖人物之中，有吃教的，有因软弱而跌倒的，更有原本就是混在羊群里的狼，早就是一名暗藏的中共特务了。但是，他们并不暴露其党员身份，却以教内的派别不同及投机分子的面貌出现，主动站出来为党怎样控制及搞垮教会出谋划策，争当共产政权在宗教界的代言人，其言行比共产党还左。

在教内，大搞控诉陷害，为党迫害原教会领袖及信徒制造借口，排除异己，终于形成了全国各教控诉运动的狂飙，造成大量宗教领袖及信徒的被捕、自杀、死在狱中和被长期关押。仅以著名的上海国际礼拜堂为例，该堂有一位叫毕范宇的美国牧师（《三民主义》的英译者，也是最早提出“利用家庭礼拜使教会生存下去”的人）及三位中国副牧师。他们是第一副牧师孙恩三，第二副牧师顾政书及第三副牧师李储文。其中李储文不仅是最年轻的，而且是从中学时代就被毕范宇牧师看好，便一步一步地从国内到国外培养出来的。可是李储文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务院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上，突然地站出来检举控诉了这位美国恩师的“阴谋及罪行”。孙恩三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后知道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便上吊自杀了。随后顾政书牧师被投进了监狱残害致死。毕范宇牧师由于是美国人，才留了一条性命，被驱逐出境。四位正副牧师中唯独李储文一人不死反升，当上了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秘书长。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受了点冲击，但还是成功的掩盖了其长期潜伏在中美教会机构内蒙骗虔心的中外教友及同仁，秘密地从事特务活动的罪行。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进入高潮时，李再显其特务应变之本色，非但没被“横扫”，反成了四人帮的红人，当上了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的副主任。而四人帮被发现是“四人帮”之后，李竟又荣升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直至光荣离任，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倒翁。这便是基督教在中共统治下正与邪的一个缩影，其它各教也不可能例外。而在天主教方面，两位中国最具影响的枢机主教，一位龚品梅主教坐牢失去自由长达30多年。另一位以爱国抗日着称的于斌大主教虽去了美国，但仍遭到了中共的猛烈抨击。

在教外，他们积极充当统战政策的马前卒，拼命邀功，丧失了教牧人员的起码尊严，迷恋高官厚禄，梦想当中国的教皇，成为党在宗教界的最高头领。其代表人物有以吴耀宗（吴称：“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予共产党了”）、丁光训（丁号召基督徒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去恨他们所恨的”。而可怜的中国人民已经是被吓破了胆，失去了自由意志，早就成了党得心应手的万能工具）、李储文等人为首的基督教败类，也有以皮漱石、杨士达、李君武、傅铁山为首的天主教人物。这种由共产党直接操纵的，以消灭宗教信仰为目的的，首先是“爱国（党）”，然后才是教会的“统战特务机关”是没有人愿意进去的，特别是那些敬畏上帝且具有正义感的人。在这世界上还有那一国的教会是建有秘密党支部的，何况一些“宗教领袖”的党员身份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四、家庭教会的复兴与中国政府的打击策略

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复兴是必然的，因为人终究对抗不了神的旨意。改革开放是共产党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恐怖运动彻底破产的结果。而开放使深埋的种子发出了新芽，结成了累累果实，特别是在河南、安徽、河北、山东等地，神兴起了无数的精兵。他（她）们并不是什么反对政府的精兵，乃是追求真理，迎接圣灵回到中华大地的精兵。他们传扬福音，使那些对共产党由希望到失望，由人心善良到人心败坏，精神几乎干枯的中国人民重新看见了光明，听到了上帝呼唤孩子的声音！选民们尽情地欢呼雀跃，对神的爱超过了对党的服从，使党觉得对信神的老百姓失去了往日的绝对控制权，于是决定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打击。

尽管在过去党是可以不用任何借口就整人的，但如今改革开放了，外国人来的太多，已无法成功的封锁消息了，特别是联合国的人权文书和那些爱管闲事的美国佬。所以要使用他们不仅认可，最好是痛恨的罪名来打击家庭教会，例如邪教、奸污妇女和骗子等等最为适合（如今全球都怕恐怖主义，我们确信恐怖二字不久将是中共常要利用的罪名）。于是，凡不肯归顺三自爱国（党）教会的一律被说成了邪教，凡男性宗教领袖一律是强奸犯，而女性领袖八成是女骗子。这么一来美国人的嘴就给堵住了，因为他们自己不仅打击过大卫教，还使用燃烧弹活活烧死了七十四人，而我们却没有放火。其次，他们的所谓人权标准，可以用来同情和保护一位教派领袖，却不可用来同情和保护一个强奸犯、一个女骗子，更不可能去同情保护那些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了。何况他们还正在垂涎和争抢我十多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智者曰：“只要你想占那便宜，就必被那便宜所利用”。

五、中国政府一贯实施宗教迫害，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案例一：德高望重的范学淹大主教1907年生于河北保定，1927年留学罗马传信大学，晋铎后于1935年回祖国传教。在1958年成立爱国会的会议上因拒绝脱离教宗、归顺中共，中共竟当场宣布天主教是反革命组织。范大主教大义凛然的怒斥道：“你给我住口！不许你污蔑我们天主教！！！”结果被捕、劳改，苦度十九年至1977年才释放。紧接着，1978年4月15日中共又“以范学淹为首的天主教反革命集团”为罪名再次逮捕了他，至80年无罪释放。82年4月13日范大主教因祝圣主教司铎写信请示教宗，信被邮政系统的特务查扣。这封未发出的信导致了范大主教的第三次被捕，并以“里通外国罪”判刑十年，在河北省第二监狱服刑。一次教友去探监，时值河北寒冷的冬天，看到七八十岁且身体瘦弱的范大主教穿一身灰色囚犯破棉袄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把旧砖上的水泥往下砍），被冻裂的双手渗着血在寒风中不停的颤抖……

1987年11月17日，年过八旬的范大主教被假释出狱，软禁在受爱国会管制的保定主教府内，1989年11月数百万誓死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圣职人员（非爱国会的）在西安公开举行的会议中将范大主教选为大陆主教团第一任团长。1990年11月3日范主教从保定主教府被中共秘密带走，下落不明。92年4月16日圣周五晚，小望亭的教友们正在祈祷，突然开过来几十辆军车、警车，惊动了教友们，只见车上满载全副武装的军警。他们从其中一辆卡车上抬下一个大塑料袋丢在教堂门口，未向任何人说明里面是什么，为何要丢在教堂门前，就立刻撤离了。教友们不安的打开塑料袋一看，惊恐的发现原来是他们日夜盼望，已失踪一年多的范主教遗体。教友们围过来含着热泪仔细查看抚摸已瘦骨嶙峋、皮肤干枯的主教遗体，发现主教额头上有明显伤痕，左小腿骨折处断骨已要伸出皮肤……惨不忍睹，哭声震天！

欲向各处教友传告噩耗的本堂教友发现整个村庄已被军警团团围住，严密封锁。手握钢枪的军警宣布不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出入，何时下葬，何时才能解除封锁。村中不信教的人自然埋怨信徒群众，中共以此狠毒手段制造纠纷，迫使群众斗群众。信教群众只好让步，被迫于24日将范主教下葬（具体死亡原因及时间至今无人知晓）。

案例二：2000年1月13日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的洪塘村，有两个人突然闯进了78岁高龄的老基督徒戚方潘的家，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从此他的老伴天天四处打听老伴的下落，最后才得知被关在鄞县望春拘留所里了。

2000年7月中旬被以“邪教”罪名判劳教三年六个月。2001年3月的一天，戚的老伴和女儿们去探望他，他竟说：“江泽民来我这里了，飞机在后门等着我，我、我要回家了……”。老太婆当即瘫倒在地，女儿们哭成一团，年过古稀的老基督徒硬是被政府给逼疯了。

案例三：2001年元月8日下午，安徽省颍上县杨湖镇派出所副所长朱化明带着一伙人闯进安息日教会长老，78岁高龄的汪洪恩家门高喊：“都不许动！你们在这儿非法聚会，都带派出所去！”这伙人用绳索把十几个基督徒串联着拴起来带进了派出所。一进去公安就让全部跪下，老人家腿痛不能跪，朱化明硬逼他跪下，否则就往死里打。晚上就他一人不给饭吃，后来县宗教局长兰文宾和县公安局的人来把他带到县居留所，关进了一个特别阴冷的号房里。年老体弱的老人家每晚冻得缩成一团，无法入睡。到了第十八天，天气特别寒冷，忽然从窗口射进号房一缕阳光，号房里的人们都争着想晒点太阳。老人家被人推倒在地腰受重伤，痛得打滚，呻吟一夜无人答理。第二天天刚亮，公安二话没说就叫同号房的人把老人家拖出大门外，扔在了雪地里，拘留所的公安人员出出进进始终无人过问。身受重伤的老人动弹不得，躺在雪地里整日祷告，求神赦免这些罪人。天黑时在拘留所门外开商店的店主人见这老人将死还在为整他的人们祷告，就找来一辆车含着泪把他送回了家。

汪长老伤势严重，但不许外出医治，派出所宣布不许离家半步，必须老老实实的接受监视居住，也不许任何教友非法去他家。一个孤苦怜仃的老人，且又卧床不起，怎么活得下去呢？他也不愿连累教友们，最后自杀了。

案例四：2001年6月5日家住内蒙古乌兰浩特和平街的一对残疾夫妇，王云坤与孙俊芝因宗教信仰问题被该市公安局抓到北头看守所“刑事拘留”了，王不仅下肢残疾，而且是先天性白血病患者，其妻右胳膊为残疾。可公安机关根本就不吃这套，笑着说：“除了死的，凡是活的我们都抓。”

同年7月7日孙被释放了，7月13日下午一点多，刑警辛广忠坐着吉普车到孙家，说其夫早晨开始牙出血，快准备钱送到看守所去治病。孙急忙与其女儿借了一下午的钱，钱还没凑够，晚八点多刑警辛广忠又坐着吉普车来到孙家，带上她娘俩就去了看守所，这才知道王已经死了。其妻要求解剖验尸，公安局的领导说：“可以，那样的话，解剖费、安葬费由家属自理，公安局就管不着了。”孙十分贫困，只好放弃解剖要求，同意火化。第二天公安局出了1，200多元就将王火化了。

同年8月5日孙母女俩忽然在乌兰浩特电视台的《红城视点》节目中看到电视中的亲人左胳膊上系着布，人们正在亲切的关心他。这时她娘俩才知道王早就犯病了，因为那个节目是在7月5日录制的。

而事实是王犯病后同号的人可怜他，多次呼喊公安干事，干事也多次打电话向局里反应病情，但局里不理。只到当班的干事下班了，才上班的干事见王口腔鼻孔出血已经不行了，才吩咐犯人抬到离看守所不远的门诊去，可是人已死了。

可怜的孤儿寡母多次去求见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王皎，希望他对“活人进去，死人出来”给个说法，可每次都被严厉的公安干警拒之门外。又去找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纪委、司法局、信访处等单位求助，可都说不了解情况，等搞清楚了一定依法处理，先等着。

案例五：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发生过解放军硬是将两名德国神父活埋，使他们永远”失踪”的谋杀事件。多次逃过共产党的鬼门关，竟已熬到95岁高龄的郭殿修神父悲哀的回忆道：“解放前夕，我和几个德国及中国神父在兖州戴庄奉教。突然，闯进一伙解放军，气势汹汹，娄神父一看不好便跑去拉响了钟声。他们冲向娄神父，连推带打不让其敲钟。可娄神父还是拽着钟绳不松手，拼命地敲，他们便一枪打死了他。我们见状赶紧分散逃跑。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一动不敢动，那两个德国神父往教堂外跑。德国的王神父没跑多远便被他们追上，当场捆绑起来用布堵住嘴，蒙上眼睛，他们便开始挖土。开始并不知道他们要干啥，可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坑越挖越深，我才意识到可能是要活埋。没等我想完，他们便把王神父推进坑里，边埋边骂道：“我再让你信！信天主还不如信老子，看谁能救得了你，我让你死你就得死！”我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当时瘫倒在地。后来得知，另一个德国神父虽逃往南京，但一下火车就被共产党抓了起来，就地活埋。后来我逃到了青岛，到处躲藏。

1951年公安局一个二十几岁的姓白的警察找到我，让我登记说自己信教，就可以自由活动。结果刚登完记没两天，我就被抓进了公安局，一看凡登记的信徒都被抓了进来。他们硬是让我诬蔑青岛第二任德国主教吴伯禄是来中国搞特务活动的。我说不是，他是来传教的。他们二话没说，几个人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按着我说：‘老实交代，除了外国人你还和谁勾结反党反共？’我说：‘我只是信天主。’他们操起木棒就朝我背部、腹部、腿部一阵猛打，一边骂道：‘操你妈的，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棒子硬。’直到把我打得昏死过去还不放过，等我稍一缓过来他们就又接着打，直到什么知觉也没有了。后在一个秘密监狱关押了5年。一天要干18个小时的活，还得挨饿。好容易出去了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只好东躲西藏的偷偷信天主。 58年2月的一天晚上还是被抓进了青岛公安局。一人问：‘你到底信谁？’我说：‘信天主。’他骂道：‘放你妈的屁，共产党就是你的天主，快骂你的天主是……。’我说：‘打死我也不会骂。’他们气急败坏的把我吊起来一顿猛打，强迫我说不信了，我还说信。他们就用棍子用力捅我的肋骨，一阵阵钻心的刺痛使我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停的边打边骂：‘打死你，看你的天主能来救你。’和我一起被抓的郭龙靖、袁神父经不起折磨死在监狱里。只有我一人逃过鬼门关，判了十年。

一开始在青岛常州路监狱几年，后来又把我转到了济南监狱。在监狱，整整十年的时间不让我与家人见面。狱中挨打算轻的，最可怕的是把我关进一个又小又黑的小笼子里，几天几夜无法睡觉，更无法活动，真是非人的折磨，从此我的腰椎变形再也直不起来了。68年监外执行返回家，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我又变成了批斗的对象，整天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牌子太重颈椎也变形了。一斗就是半天甚至一天，不斗时就得拾粪挣工分，我浑身病痛拾不了粪，便记不上工分，就没饭吃。整日挨饿，度日如年的又熬了十年。至今想起还是毛骨悚然。

1982年国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国际宗教界都为我们高兴！后寄来一些钱给我用与教会工作。想不到这又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犯罪证据，又判了两年。这次入狱我已快80岁了，在李村监狱还是遭到了残酷的折磨，不给饭吃，动不动就打我。出狱至今仍受政府监视，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呆在教堂里信。如今除了教堂，任何地方我都不能去，否则还得进监狱，这就是政府给我的宗教信仰自由。”

案例六：李连述神父是山东省滨州地区博兴县人。李神父回忆说：“1995年12月24日深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便壮着胆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十多个警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带上了警车。过了一会车停了，在灯光下才看见牌子上写着“博兴县拘留所”，接着就被关进了一间阴冷的小房间里，在墙角有一个用砖砌成的台子当床，夜里冻得缩成一团。终于熬到了天亮，我盼着能有一点热饭什么的暖暖身子，但盼来的却是凉菜和一个干馒头，这样的生活过了近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们提审两次，审我的是市公安局和宗教委员会的人，他们问我：‘你传教要别人多少钱？’我说：‘我们信神不要别人的钱。’他们又对我说：‘你要想出去、不坐牢，就赶紧让你家里人送钱来，没有两万拿一万也行，拿钱来就放你出去，不然就判刑。’我说：‘没有钱，我一没偷二没抢，你们凭什么判我。’最后，他们以‘非法传教’为罪名判我三年。给判决书时我要求开庭审理，他们说：‘开啥庭，判你三年，你就得去。’

我被押送到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看守所。在这三年期间，有一次我们十多个人被匆匆赶到地窖里，在里面待了大半天。出来后听公安说，世界人权委员会的主席等一些人来检查过，问这里有没有因信神传教被抓进来的，他们为了耍弄外国人，就把我们藏了起来，然后又把这当成好消息戏弄我们。1998年7月29日我出狱了，可惜至今我仍没有获得自由，仍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中国政府迫害家庭教会的案例何止千万，什么血债累累、罄竹难书等实不足以形容其罪，又不可能将千千万万个案例一一罗列在此，只得根据信徒们受害的程度分类制成表格附于正文之后公诸于世，也宜于日后进行个案追踪调查和营救。

再引几段一位放弃罪恶生涯要求政治庇护的一位国安部实权人物提供的“官方证据”，让我们来看看 “国家机密”与宪法及那些公开政策有什么不同，到底为什么见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