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添成转自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清华百年校庆，朱镕基高调现身，其光环掩盖了校庆本身，更让他的学弟、学妹们如胡锦涛、吴邦国、刘延东等相形见绌。
在清华经管学院，他一反退休后不问政治惯例，大骂CCTV说“胡话”、“屁话”。当着刘延东和袁贵仁的面骂中国教育中长期纲要是“空话”。在为自己当年建立的分税制改革进行辩护时，怒批中央部门的官僚作风。他更向学生们推荐了一部大陆禁书《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并表示要把自己的新作《朱镕基讲话实录》送给经管院每位学生，然后故作神秘，请在座学生“不要外传”，引来现场一片笑声。
对比其他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普遍显得严谨有余、个性不足的学生，他这种收放自如的本领让人不喜欢都不行。可以说，朱很了不起，有那个高度，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很了解“受众”。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对朱的评价是很困难事。因为他有那个高度，而老牛我虽对中国政治略有研究，也曾在体制内练过多年内功，但要评价他还是很困难，稍不注意就会因仰视而造成视觉扭曲。而且，老牛我本身也是朱的“粉丝”，很难摆脱个人感情因素。而民众对朱的看法也一如朱本人的政治风格，泾渭分明，对朱的评价也因之而成为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一不留神就可能开罪一方，被骂为“疯牛病”发作。
但老牛我还是忍不住自己，尝试评价一下这位朱老先生。希望这里各位神仙嘴上积德，留老牛一条性命，也希望多维编辑手下留情，别把老牛逐出牛棚。
先说好听的。老牛对朱老板的仰慕之情首先建立在他的个人魅力上。而其个人魅力的具体体现，就是以“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向中国的官僚文化开战。
据说，朱在上海任职期间，给上海官场面貌及风气带来极大震动。从公开的资料看，他极少参加庆典活动，说话绝少官腔，疾恶如仇，且批评疾言厉色。在一次会议上，他曾质问一位抽中华烟官员，以其工资收入，如何能抽得起这等好烟。另一面，他在上海也是亲民的典范。上海的棚户区和不少菜市场里，都曾经有他的身影。而他甫赴任上海市长，正赶上上海的甲肝疫情的流行，其状如03年中国非典，一片人心惶惶，他不过牛刀小试（呸！先自己掌嘴，其实老牛我最讨厌牛刀了），片刻之间就控制了疫情，稳定了形势。
1991年， “六.四”之后，朱镕基被邓小平相中，并提拔到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在朱的政治生涯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在全国，乃至全球政治舞台上，朱开始充分展现他长袖善舞的政治天赋。
人们今天评价这个任命，往往把邓小平、江泽民、李鹏、黄埔平等一系列人物联系在一起。“六四”后，为防止李鹏等“左”派阻碍自己的改革开放大计，邓从上海挑选了江做书记，但江到北京后并没有展现出如邓期望的政治魄力，而在李鹏领阁的国务院领导下，中国经济却有加速“左”转之虞，这让邓很不满意。邓想换人，但其他元老不同意。后来在元老们的劝说下，邓决定“不折腾”，把懂经济的朱从上海调入北京，进国务院当副总理，把经济大权从李鹏手中夺过来，亲自交到朱的手中。
朱到北京之后也的确体现了和江、李完全不同的政治个性，立马决定对中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朱的做法几乎是在和官场风向逆向而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高层国际眼光缺失下，朱所面临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是当时的大背景。
邓在政治上决定“不折腾”，但邓的精力实在旺盛，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也割舍不了这个感情。眼看中国有开倒车的风险，邓决定决定出来表态，于是就有了1992年的“南巡”讲话。邓的讲话重燃了中国经济改革之火，但在有些地方未免烧的太热。其中之一就是海南——一个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摸索前行的经济特区。
朱是“灭火”队员的不二人选。蔓延全国的开发区热和海南房地产热，被他一盆冷水泼灭。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了他的清醒与勇气，当然也与“放火”的老邓支持分不开。但这得罪了很大一批人，有传说朱镕基的祖坟都被扒了。对这个消息真假老牛没有考证，但老牛有个同学，其弟弟曾是朱镕基当年的五名卫士之一，具他讲，当时朱去海南视察，他们这些卫士都高度警惕，生怕出事。
从1993年开始，朱亲自兼任央行行长，这从根子上控制住了银行货币泛滥。朱在做行长时的很多行为都超出了官场规矩，给人不近人情之感。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一点。据说某省人行行长被朱撤职，省政府随即任命此人为省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不久，国务院在天津召开金融工作会议，该副秘书长赴会。不料开幕式上，竟被朱点名起立并轰了出去，理由是“你连一个银行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省的金融工作”。想想看，换了是你，你会怎么想？反正要是换了我老牛，我肯定恨死他了，绝对会扒了他的祖坟泄愤。
我对朱镕基的感性认识是他到我们集团的几次视察，让人切身感到了他的优良作风。老牛当时在某个大得一塌糊涂的国有垄断企业总部工作，我的老板是中央委员，属于有红机子的高官之一，他同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据他讲，一年两会，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朱镕基作为中央领导参加了他们这个组的讨论，期间有个代表张口闭口都是吓唬人的鲜名词。朱在评论的时候就说：“这位同志好像不懂经济啊，或者是我太老了？你刚才说些什么我完全不懂。我就知道，如果你不交税，我们大家就没有饭吃。”当时哄堂大笑。
可以说，朱的铁面无私与直率性格，让他在官场的口碑并不好，甚至于很落寞。他那么聪明的人，对这一点肯定非常清楚。而这正是让人感动之处，在老牛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处处都要考虑自己进退和其他人的看法，就不能算一个政治家，只能算一个政客了。今天看来，在朱就任总理首次记者会上发表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誓言，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他的笑柄，但是我们要是想到，当时他所面对的“万丈悬崖”和“地雷阵”是谁，就不会在今天笑话他“义不容辞，一往无前”的决心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勇气。
是的，他所面对的是中国的官僚集团和官僚文化体系，而他本身又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和权力，还要照顾到江泽民、李鹏等一干政治大佬的脸面和情绪，你难道不觉得他有点像对风车开战的堂吉诃德吗？也就是在这样以一对N的力量对比下，在其后的机构改革 中，朱居然奇迹般地将国务院工作人员减少了近一半。再对比一下这些年政府在大部制改革上的所谓“成绩”和对贪官污吏的“温柔”态度，老牛我只能长叹一声，惋惜朱老板后继无人……
当然，朱老板的国家机构改革，的确有很多粗糙之处，尤其是很多改革措施基本上都走了形式，但这已经是在朱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也恰恰证明了朱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
人们今天对朱的批评之一是朱的子女，不少人往往并把这他们和温家宝的妻、子想提并论，认为朱和温一样玩虚的。但老牛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对朱云来、朱燕来的能力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朱当权之时，他的儿女并没有利用父辈影响进行权力寻租，而温家宝妻、子的事，我不说，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再说了，谁说人家老爸是总理，做儿女的就只能在街头擦鞋谋生？如果那样，习近平、薄熙来、陈元的事怎么说？所以这种看法里面半是痛恨，半是妒忌，属于民粹思想的一种，不值得驳斥。
今天来看朱与官僚文化的斗争，朱无疑是个失败者。在任职末期，朱也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朱之所以在历任后没有像江一样在台前幕后指手画脚，除了政治操守之外，其对中国官僚体系和官场文化的无奈与不满，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他曾清醒地评价自己一是清廉，二是做了一点实事。这其实有给自己盖棺定论的意思。如果抛开老毛当年搞“反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自私、龌龊想法不提，单从理性层面看，其实朱是共产党中国领袖中，继老毛之后，第二个清醒地看到官僚集团弊病并且试图与之开战之人，这就注定了朱的抗争会以失败收场。毛都失败了，何况与朱？
和政治上的成绩相比，在经济方面，朱无疑取得了令人激起瞩目的成绩。老牛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正是从朱镕基开始，中国经济才真正摆脱了计划经济的魔影，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的架构。
当然朱有这个能力，不要忘了人家是清华大学毕业。除了文革期间在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过五年之外，从1951年到1987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期间还当过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无论是从宏观还是行业的层面，对中国经济这盘棋的了解恐怕很难再找一个比他更清楚的人。所以他出手就可以浇灭海南的热火，略施小计就解决了困扰国企多年的“三角债”问题，可以以副总理之职担任央行行长，到清华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当经管院院长，中国的历届总理、副总理中，除了当前的王岐山可能有这个能力之外，谁还有人家老朱家这一身本事？
人们讨论温家宝的功绩，常拿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做文章，温也常以此为骄傲沾沾自喜。实事求是的说，中国这艘大船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中没有翻船，温很不容易，表现可圈可点，应该颁发一枚特大号勋章。但如果对经济稍有研究之人就可以发现，本届政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药方与朱镕基在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几乎如出一辙，甚至于连措施实施后的负面效应都几近相同。
而实际上，老牛我的贴身感觉，具体对中国而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风险和2008年的危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举例说来，97年的危机发生在中国周边，而08年的危机则以美国为重灾区；97年时，索罗斯的长矛已经插得香港遍体鳞伤，亟需中央鼓励输血，而08年的危机，只是因为传导作用才波及了中国的外向型企业；97年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几乎没法谈起，而今天，我们单单从奢侈品销售数量和满大街跑的汽车就可以看到中国内需的强劲实力。
最重要的是，97年的危机是中国打开国门之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此前从未有先例可循，而且“江李”和“胡温”不同，两人哼哈一对，对经济是门外汉，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建议，几乎所有压力都集中到了时为副总理的朱镕基身上。对于朱来说，若非行家里手，或稍不具有创新思维和果敢魄力，中国经济都可能一头栽倒在地。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恐怕就是另外一个中国，奥巴马此刻说不定正骑在中国头上拉屎撒野，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不会有今天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所以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朱是开拓者，是老师，温是学生，最多是个好学生而已。而朱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作为也为朱奠定了在西方和周边国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朱的这一仗干的漂亮，不仅帮中国度过了难关，也为中国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亚洲这群哥们中绝对够义气，这可比外交部那些带眼镜片的翻译官们说一万遍“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都管用，不信你问问杨洁篪他服不服气？
朱在经济方面的另一贡献是建立了分税制，这对中国也是一项开创之举，也是现在保守争议的一项制度。批评者往往认为，这一制度过多抽取了地方政府财力，使地方政府义务和财力不匹配，从而产生了譬如土地财政、拆迁暴力等，并使得地方政府难以从微观的经济活动中割舍出来。但老牛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有为目前当政者推脱责任之嫌疑。
为什么说是个伪命题呢？原因有二。其一，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十几年前的一项政策措施本身就有失公允，朱镕基不是先知，他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就是地方政府真的钱不够花吗？那纯粹是屁话！看看当今各省、市、县区、乡，哪个地方的政府办公楼不是当地最气派、最豪华的建筑？随便哪个政府官员屁股下的豪华座驾不是价值不菲？哪个地方政府部门的“三公”开支不是天文数字？说地方没钱，钱都被用到这群王八蛋官员身上去了嘛，哪里还有钱去搞民生工作嘛！
正如朱镕基此次在清华大学所说的，对分税制的批评实在是很“无知”！听听朱镕基是怎么说的：“去年税收8万3千亿，地方收4万亿，中央返还3万多亿。中央自己才一万多亿。能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了上去，收得过多呢？无知透顶啊。当然我们自己也有错误。税收返还的工作做得很不对，要靠地方跑部前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看到问题出在哪里了吧？你们可以说朱在为自己做辩解，但他姓朱的和老牛屁关系没有，我干嘛替他说好话呢？
而且在我老牛看来，即便在现在，这项税收制度依然充满积极意义。就中国各地的那些贪官污吏们，如果不在金钱上卡住他们的脖子，他们在政治上说不定真敢搞出个“针插不透，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来。如果缺少了中央的拨付和审计，再多的钱也会被这群孙子们糟蹋得一干二净。
所以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老牛认识是加强拨付体系建设，加强制度威慑力，从法律上震慑这群贪官污吏，而不是否定分税制本身。这是胡锦涛、温家宝要做的事，不要把责任推到朱镕基身上去，这他妈不公正，是一种民粹主义。当然，中央的部长们也要扭转意识，别他妈那么官僚主义。部长们有必要反来过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分税制、没有地方政府的努力，你们还牛皮哄哄个屁！
就好像国企改革这个事一样的道理。国企能有今天横扫一切的地位，你能说是朱镕基的错？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吧！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朱镕基当年的努力，没有朱为中国国企减负的措施（这个措施之失，后面会谈到），没有朱在商业银行监管方面的一些措施和坏账剥离，“胡温”二人绝不可能过得像今天这么滋润！
如果我们用数字说话，随便翻翻哪怕是中国统计局那些注过水的假数字都可以发现，恰恰在朱镕基时代，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朱时代的“国退民进”和今天的“国进民退”对比一下，实在是令人感慨完全。
如果再拿朱镕基当年对海关、走私的整肃打击力度，与本届政府在事关老百姓安全的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无能为力做对比，温家宝同志的确需要痛哭流涕才可以。
实际上，恐怕也正因为以上原因，朱、温二人在海外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海外目前对温的热情，在很大程度是看中了他口袋里的MONEY，觉得中国财大气粗惹不起，在私下里有没有对他的老婆孩子指指戳戳谁也不清楚。但朱在海外所受到的礼遇显然不一样，是为他的能力和魅力所折服。我记得一个日本年轻人，在看了朱到日本访问的电视后曾经感慨：“为什么我们日本就没有朱镕基那样有魅力的总理呢？”
各位不要忘了，在朱时代，中国面临怎样的外交困境。那时“六四”刚结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堵正如一道“铁幕”。老邓年纪大了，不可能天天出去“公关”。老江出马吧——人家都知道是老邓当家，和他有什么好谈的呢？至于李鹏，那就更不用提了，人家得让他去才行啊，李大人那时正“千夫所指”，想出国旅游都找不到目的地呢！
本来按中共当时分工，朱镕基作为抓经济的第一副总理是不管外交的。但没办法，一来国内无人，二来人家西方不认别人，只认他朱副总理。没办法，就只能辛苦他朱镕基出马，去把西方设置的那道“铁幕”撕开了一道口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即便在“反华”最厉害的德、法等国媒体眼里，除了称呼他为“经济沙皇”之外，对朱都很少有诋毁之词。
当然，不诋毁就不见得没有不足。朱镕基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不足之处。就好像老牛我，虽然文章写的好，政治悟性高，但就是爱发脾气骂人，还时不时爱和美女打个情骂个俏。这些我的老板都看在眼里，却从未放在心里，还总是百忙中抽空指点迷津。所以我今天要特借此地，感谢我的老板，我从他那里学到的辩证精神，让我从一头犟牛，变成了一头老牛。不拍马屁的说，我觉得如果换了在美国，我的老板都能做总统，可惜他老人家对美国这档子事不感兴趣，不然我最起码也能在白宫混个部长来着，用不着在这里靠养老金谋生。
这都是题外话，活跃下气氛。咱们接着谈朱镕基。好听的说完了，开始数落数落他老人家的不是。
朱的不是，主要包括3个方面：教育医疗的产业化、简单粗暴的国企改革和缺乏政治谋略。
这里面，第一点做造成的恶果人所共知，对中国目前教育医疗界的几乎所有丑陋恶习，朱都要负最大的责任，中国的教育医疗拜金堕落到目前这个境地，中国社会道德滑坡滑坡如此之严重，朱都脱不了干系的。这一点责任明晰，朱自己已经领罪，朱这次在清华露面，对此也进行了反思。老牛在就不再赘述。
朱在国企改革的方面的简单粗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对人、对事、对体制。在对人上，可以说朱缺乏对普通民众最起码的阶级感情，他的“甩包袱”，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的国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国家认同感。因朱的这一政策，当时全国下岗工人超过四千万人，国家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失业保障和救助制度，使得这部分人生活艰难，度日如年。这也构成了当今中国城市贫民和下层百姓的主体，朱和国家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
老牛记得当时曾看过一篇报道，大概是说某个家庭，夫妇二人上有老、下有小，都失业了，失去了生计。没有办法，女的就去街头做了妓女，每天由老公拉客、接送，后来被警察抓了，两口子出来后觉得无脸见人，也无法面对老小二代，就双双服毒自尽。
这让我想起了老舍的《月牙》，感慨在共产党的新中国怎么出现了文人笔下二三十年代的人间悲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老牛逐渐开始对党国心灰意冷，萌生了去意。
在对事上，朱的国企改革基本上是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因为国企改革在诸多重大理论和方案设计上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存在着巨大的盲目性，使得国企改革这个事做得漏洞百出。举例说来，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在改革过程中如何体现全民所有？国企如何才能避免以政府名义代替全民？国企改制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真正实现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在市场上圈钱，并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国家生活中，国企该如何界定自己的企业、政治和社会责任？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困扰着决策者们。
实际上，即便在当时，人们对朱的国企改革也充满质疑。特别在一些利益受损者（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看来，所谓的国企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官僚阶级瓜分巨量国有资产、窃取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饕餮盛宴，完成了他们从形式上依靠工人阶级到彻底抛弃工人阶级的轻松转身。实事求是的说，这些人的批评有以偏概全的错误，但在当时，部分官僚和国企高层结成联盟，借助改革之名行以权谋私之实也是个事实。
在制度上，朱当年的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取向的国企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国企的无人负责和亏损严重。企业经理人和政府管理者责任心不强，并且互相勾结形成内部人控制，同时政府对国企的无限责任以及意识形态束缚，束缚了国企手脚。当然，国企自身也不思进取。到朱镕基主政时期，根据“谁的孩子谁心疼”的基本原理，国企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试图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营主体。
这个方向不错，成绩也很突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国企已经成为令人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在世界五百强排行榜上，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这些国企的名字。但另一方面，国企也正沦为政府和企业高层（注意，不是全民）的提款机；一直到今天为止，国企的所谓董事会制度还在国资委的院子里“和稀泥”。对于朱镕基来说，看到今天这个情况，会如何想呢？
谈到国企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朱虽然在国企改革方面有很多失误和不足，但过分指责朱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在为前三十年的错误擦屁股，至于提上裤子之后，那是下一届政府的事。老牛认为这个看法不对，既然擦屁股就要擦干净啊，你擦不干净就提裤子，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朱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中国的体制太差劲，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好的改革措施都会南辕北辙。这种说法包藏祸心，目的在于否定现行制度，而不是替朱镕基辩驳，不值一提。
朱的第三大不足就是缺乏政治谋略。当然，老牛说这个话之前要先自抽嘴巴，人家老朱缺乏谋略都成了国务院总理，你老牛政治谋略高，怎么就混到美国来当移民了呢？惭愧啊！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杯具”：天天舞文弄墨，数黑论黄，个个貌似火眼金睛，有包藏宇宙之志，但真正到了政坛之上，却只能沦为统治阶层的工具，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虞。何故？盖因为知识分子都太爱面子、骨子里太过清高，不够厚黑无耻。
当然，我这样说可不是在骂朱总理。他老人家虽然对中国社会风气败坏、对国企下岗工人负有责任，厚黑上基本达标，但却并不无耻。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后期才会被捆了起来，被人为掣肘，弄到很尴尬的地步。此亦是缺乏政治谋略所致。
我们在邓、江、朱之间做一个比较就很清楚。邓老谋深算，是玩政治谋略的雄主，中国政坛除老毛外，恐怕无人能出其右；江左右兼顾，虽然爱出风头瞎掰扯，但很难犯下什么致命错误。但朱就不同了，他有点不管不顾。他这个特点，如果在上海那个地方做诸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入朝作为宰辅，掌握了全国经济大权之后还这样就很“幼稚”了。自古以来，宰相的工作就是四个字“统筹兼顾”，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才可以。
但朱就做不到这一点，有点“偏执”。我们可以顺着他的思路往继续推就明白：如果教育产业化继续推进，每年失业大学生超过五百万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医疗产业化推进到底，看病入院成了鬼门关，老百姓会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国企“甩包袱”没被喊停，而是继续按朱的想法再甩出去五千万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想想都是很可怕的，但朱就不管。
从这方面来看，朱非常“右”，在他身上甚至有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子。考虑到当时朱上台期间中国的极“左”氛围抬头，而且邓也说过“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的话，我们甚至不排除邓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考虑才把朱提到中枢的位置上去。
朱的成绩让朱声誉鹊起，但朱的这些改革措施对中国社会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杀伤力。这个时候就显出江的重要性。江爱出风头，当然不喜欢朱的风头盖过自己。江虽然提出“三个代表”这个右的不得了的思想，但在骨子里是有点“左”的。而且在邓去世后，江是船长，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的最大愿望不是中国这艘船能不能乘风破浪，而是不要翻船就可以，所以江对朱那种一脚左满舵、一脚右满舵的做法非常不满，告诫他必须小心点，朱王朝从此开始落幕。
不过，这一幕在今天的中国政坛高层正在上演，而且更加精彩。胡和江不同，胡不爱出风头，但他也是船长，而且他具有非常明显的“左”的倾向，不希望在政治体制上做太大的文章。所以当温在“政改”上打算走得更远的时候，胡在后面拽住了他的衣裳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