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社会与当今中国国营单位有似曾相识之感，旗人类似于“单位人”，单位的待遇可能未必优厚，但基本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有公费医疗、有养老金等等，但久而久之，“单位人”往往失去在社会中独立谋生的能力，一旦单位办不下去了，干部解聘，工人下岗，猛然间把他们推上社会，其中的惊恐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阻力也可想而知。
插句题外话，旗人社会与所谓的国营单位其实有似曾相识之感，旗人实则有点类似于“单位人”，单位的待遇可能未必优厚，但基本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有公费医疗、有养老金等等，但久而久之，“单位人”往往失去在社会中独立谋生的能力，一旦单位办不下去了，干部解聘，工人下岗，猛然间把他们推上社会，其中的惊恐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阻力也可想而知。对于旗人们来说，改革就等于是敲他们的饭碗，而历朝历代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一向都是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所引发的阵痛即为明证。当然，“铁杆庄稼老米树，当兵岂有不吃粮”，八旗做为军事组织是应该领取饷银，但近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八旗在军事已无存在的必要，徒然耗费粮饷而已。因此，清廷逐步抛弃他们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为推行“裁停旗饷”计划，清廷设立“变通旗制处”以具体规划实施，但话虽如此，一旦涉及到数百万“自己人”的棘手问题，变通旗制处的大臣们也是一筹莫展，万分为难，他们担心旗兵会因此哗溃生事，因而几次讨论下来都毫无结果。《申报》对此有极其生动的报道：“泽公载泽、伦贝子溥伦、宝侍郎宝熙、达侍郎达寿、熙侍郎熙彦及恩、吴两提调，齐至变通旗制处会议变通旗制办法。惟那相那桐未到。闻各堂到齐后，皆守缄默。虽恩、吴两提调对于变通旗制办法，本来极有主张，及见各堂对于此事均在有意无意之间，亦遂嚓口无言，不敢独作朝阳鸣凤。是日略谈他事，日暮而散。论者曰此役也，会而不议。”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所谓消除“满汉畛域”的新政举措往往不切实际，但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在于清廷缺乏资金来推动。譬如将旗兵安置到附近的农场或者购买附近的土地，但清末除了东三省有空闲土地，其他八旗驻防地均无空余的土地可以安置，而要是购买土地的话，而朝廷又无钱承担这笔巨额的费用。再者，将他们安置到边远地区，早已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旗人们又不愿意（哪怕回东北老家也是不愿意的，毕竟离开一两百年了）。至于其他办法，如办教育、办工坊，培训劳动技能等，这些都要看长期效应而无法解决短期的困难，何况当时社会上的就业机会本就很少。不可否认，清廷也想出很多办法，如通过第一镇、禁卫军与新设置的警察机构中多招收旗人、出卖关外的皇室土地以弥补费用缺额等，但这些措施仍不足以根本解决问题。
重重困难下，除1909年新修订的《现行刑律》中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旗民分治”的成规被废弃外，其他工作大多了无进展，上头问起来，就以仍在“调查户口及荒地”相搪塞。对此，《申报》评论说，“变通旗制处设立三年矣，其于旗人之生计，初未尝一为之谋”。而事实上，直到清朝覆亡，各地旗防除设立少量帮助旗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结构外，并没有任何一省的驻防被取消（东三省除外），而旗饷仍旧照发，旗人也没有被编入民籍，而此时离规定的十年期限已过去4年。
慈禧太后在世时，对消除“满汉畛域”的举措相对坚定，但性格软弱的载沣上台后却不免有所退缩，特别是在遭到旗人们的抵制后，载沣不得不称变通旗制处并不是要限制旗人的津贴，而是要寻找供养旗兵帮助旗人自强自立的方法。更要命的是，载沣在执政期间过多的任用亲贵，使清廷越来越像是一个满人的朝廷。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到改革者本身利益的时候。对于旗人来说，“铁杆庄稼”是特权但同时也是牢笼，这一群体日益贫困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至于满人亲贵，值得同情又不值得同情，或许他们也想把国家搞好，但末日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而这些人仍旧昧于大势而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这与历代亡国者可谓是皆同一理，但历史难道真的没有给过他们时间与机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