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不遗余力上跳下串地宣扬鼓动出卖国有企业的汉奸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最近突然心血来潮高调批判起“减员增效”的经济政策了，并将同情的阳光撒向了令人同情的下岗职工中年龄比较大的、女的和没得关系的，真是其心可亲，其情可堪阿！然而我老笨牛此时却怎么也无法将这个大批“减员增效”的厉以宁同当初大喊国有企业必须“亮女先嫁”，愤怒表示砸碎工人铁饭碗的厉以宁等同起来。不是我老笨牛太固执就是厉以宁的立场变了，而且是个180度的大转弯。对此难怪引起众说纷纭──是“大快人心”还是“别有用心”？
在我老笨牛看来，厉以宁教授无疑是一个十足的变色龙，纵观厉以宁教授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所以表演，我相信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学人都不会否认他的墙头草随风倒的变色龙特质。当决策者出于功利的需要而将国有经济强行推进所谓市场经济轨道的时候，厉以宁教授凭其三寸不滥之舌，竭尽全力为出卖国有资产铭锣开道，对新一轮刮分国有资产，制造大批失业人群的恶劣的经济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为新一轮的“原始资本”积累成功者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当代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制造了“合理的谎言”：什么改革就是要有牺牲啦，公平与否是个心理作用啦，等等所谓精英式的霸道言语，曾经充满于厉以宁教授的口中。对此，我老笨牛曾经在强国论坛发表过许多文章，给予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相信常上强国论坛者该记忆犹新。故不再重复。
后来，由於形势的变化，厉以宁教授不得不出来假惺惺地唱起什么贫富分化不可过大的歌曲了，似乎忘记了正是在他这个汉奸经济学家的推波助澜下，当代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才得以加剧。对於厉以宁教授的那次表演，我老笨牛非常敏锐地及时地给予了迎头痛击，我的帖子<<厉以宁的最新表演说明了什么？>>发表后，被广泛转载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网站，跟帖无数。网游们一致赞成我老笨牛对厉以宁教授的分析和批判。如今，厉以宁教授竟然高调批判起来“减员增效”了，似乎这“减员增效”的政策的出笼跟他毫无关系，其新近表演虽然说有点过於无齿但鉴于他还能正视社会现实，我老笨牛对此还是表示欢迎的。
但是，我必须正告厉以宁教授，请记住列宁的著名格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才能打碎(大意如此)。我们欢迎厉以宁教授抛弃他的“打破铁饭碗”，变卖国有企业的倒行逆施的乱党乱国乱社会的经济思想，从而接受加速振兴国有经济，提高全民就业率，实现社会财富分配大致公平的重新振兴中华民族的经济理论和观点，并且带头将自己和家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一切“资本原始积累”贡献给社会，如此这般我相信全国人民会非常大度地原谅厉以宁教授过去的一切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反之请不要再继续你的丑恶表演了，再继续下去一定会引起更多的人反胃和呕吐。。。。。。。
以下是我转自强国论坛水生网游的一个帖子，请大家阅读参考。
厉以宁批判“减员增效”引起众说纷纭──是“大快人心”还是“别有用心”？
[水生] 于 2004-11-21 12:39:07上贴
厉以宁批判“减员增效”引起众说纷纭──是“大快人心”还是“别有用心”？ 2004年11月14日《重庆晚报》以“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渝演讲:裁人先裁工资最高的”为题报道，“我国下岗工人方面的矛盾为何这样多，主要是企业一味追逐效益，实施减员增效造成的。”近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毫不客气“批判”目前的减员增效方式。 厉以宁称，很多企业动不动以“减员增效”进行裁员，而被裁掉的员工，往往是年龄比较大的、女的和没得关系的。 事实上，这种裁员模式一点都不科学。首先，我国有10几亿人口，就业压力本来就大，减员肯定会使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其次，很多人搞不懂的“4050”人员，恰恰反映出人力资源的浪费；减员增效对经济还有负作用，失业人员一多，会积聚很多社会矛盾，使经济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从而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健发展。 解决我国就业，应该采取的方式是“就业扩大就业”，即：让已就业的通过扩大消费来带动未就业的。 如果企业人多了怎办？厉以宁语惊四座“先把工资最高的裁掉。” 他说，美国就采取这种裁员模式，如果裁员，就先从工资最高的裁起。厉以宁认为此举好处至少有两点：因为企业每给员工涨一级工资，就意味著该员工离被裁掉更近了一步，为了不被裁，员工肯定会拼命为企业做贡献，从而相应减少企业的管理负担；其次，裁掉一个工资最高的员工，可以养活更多工资低的员工，而这些员工加起来创造的效益并不比一位高工资员工少，何况高工资员工的谋生能力更强。还有，也可借鉴瑞典的裁员模式，裁员先裁进厂时间最短的。厉以宁认为，这样可以让年龄大、工龄长的职工安心工作，对社会稳定也有好处。 除“批判”减员增效外，还对企业鼓励职工买断工龄深恶痛绝，结果造成很多职工把买断工龄时的钱花完后，不是找企业闹事就是搞上访。 他举了一个例子：辽宁某市煤矿破了产，职工面临下岗，但煤矿方面并没有鼓励职工买断工龄，而是把本该一次性补给职工的钱拿到农村去租地和盖房，让本该下岗的职工到农村去搞农业产业经济，有的种菜，有的栽花，没过多久这些人都富起来了。这些本该下岗的职工现在的说法是：我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城市人，而是农村新型的民营经营者。城里人上班时间在城里，周末想到农村散心；而我们却有两套房子，上班时间住农村，周末回城里原单位宿舍，过得一点不比城里人差。 厉以宁呼吁， 我们企业裁员时多动动脑子，为职工今后的生活著想。
2004年11月16日，TOM财经刊载林自力的独家文章“经济学家一针见血 批判企业减员增效？”文章说，“中国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不少，但像厉以宁院长这样敢于揭露减员增效‘不科学’的人不多，我们总算盼到一位既有良知、说话又有份量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句真话，不禁让人感到了一番慰藉。”“厉以宁院长精辟地分析了‘减员增效’的弊端，并予以深刻的批判。” 该文就厉以宁谈到对“买断工龄”表示“深恶痛嫉”而评论说，“厉院长这番话大快人心，也说到被裁职工和被买断工龄职工，及将要被企业算断员工的心坎上了，替这些职工们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实在是太鼓舞人心，职工们无不拍手称快。”评价厉以宁提出的“如果裁员，就先从工资最高的裁起。”为“厉院长的另一番妙论更是深得人心”“厉院长这番话不无道理，但是裁员从高工资开刀似乎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企业内谁的工资最高？谁的资格最老？这都是不言而喻的，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中呀？就算企业破产了也得给‘高工资、老资格’们另谋高就。所以说，这一条在中国实行起来是绝对行不通的。” 该文认为，“企业改革中存在的‘减员增效’之弊病，总算被厉以宁院长号对了脉。厉院长不愧是一位具有卓识远见和胆识的经济学家，他的话听起来令人欢欣鼓舞，也让人看到了经济学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笔者佩服厉以宁院长对企改存在的问题提出批判，也被厉以宁院长毫不隐讳道出企改弊端的精神所感动。故笔者认为，实行了多年的‘减员增效’式的改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弊多利少，既然对国家和企业职工乃至社会没有益处，应当立即叫它寿终正寝。”
2004年11月18日，《时代信报》以“厉以宁：中国经济不需著陆”为题，报导了厉以宁在重庆的活动。报导称，““上周以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重庆掀起了一场‘宏观经济’的风暴，其所到之处，受到商家和业界人士近乎疯狂的‘围攻’。追捧者明确希望从经济学家高深的理论中寻找一些可以‘一招致胜’的法宝。” 其中，该报报导了厉以宁对记者提问的回答。 “时代信报：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大量的工人下岗，加重了我国的就业压力，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厉以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原理。其中之一，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就有收入，收入要花掉，就会带动另外的人就业；另外的人就业，也要花掉收入，又会带动一批人就业，如此类推，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乘数效应’。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 在裁员问题上，全世界有两种模式：一是瑞典模式，谁进厂时间最短就裁谁，除非有特殊贡献。道理很简单，进厂时间最短，对企业的贡献就最少。二是美国模式，谁工资最高就裁谁。美国是一个重效益的国家，你的工资高，就要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否则就有被裁掉的危险。最不好的裁员模式在我国：谁年纪大就裁谁。既不符合瑞典模式，也不符合美国模式。 同样的道理，经济学还有两个基本原理：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
2004年11月19日，TOM财经刊载余丰慧的独家文章“厉以宁教授对‘减员增效’的批判值得赞赏”。文章认为“厉以宁教授对企业‘减员增效’的批判十分正确，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其观点有深度，十分精辟，值得赞赏。”“‘减员增效’是一个馊主意，厉以宁教授对其进行的批判是深刻的，是大得人心的”
2004年11月20日，与上述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出现。水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题为“警惕厉以宁把水搅混──评‘减员增效’和‘厉氏裁员法’”的文章，认为厉以宁是在有意回避“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大量的工人下岗，加重了我国的就业压力，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这个要害问题，“厉以宁的回答恰恰回避了‘产权制度改革以来’这一特定时段这个关键词，却迅速将话题转换到了‘减员增效’上来。”“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再对照一下厉以宁所说的全部内容，才会明白厉以宁的真实用意。” “其一是‘减员增效’是怎么提出来的？”“‘减员增效’是在朱容基总理任内，作为加强国企经营管理，扭转国企亏损局面，深化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来的。这是针对当时国有企业因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普遍由于冗员太多，严重影响国企效率。”“这个提法也是写入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文件中的。”“‘减员’和‘消肿’的确是当时国企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减员增效’这个提法也确实不是由厉以宁提出来的。” “其二是大批下岗工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自从国企实行‘减员增效’的改革以来，下岗工人愈来愈多。但从国企改革进入‘改制’阶段，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实际上执行的是以‘私有化’为取向的所谓‘产权改革’。而正是这样的改革迅速造成了大量的国企员工下岗失业，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增加。所谓大批员工‘买断工龄’一说，也主要是在进入国企‘改制’后出现的。”“在国企推行改制后出现的大量下岗失业工人”， “他们的‘下岗’与‘减员增效’时的‘下岗’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由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改制完成后的‘新主人’根据自已的意志以‘体制改革’的名义而不是以‘减员增效’的名义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中下岗的工人，他们大多在‘买断工龄’后被直接抛向了社会”“这种‘下岗’就是真正的‘失业’。”“从实际情况看，因国企‘改制’而造成的‘下岗’失业工人数量要远远大于因‘减员增效’所造成的‘减员’数量。” 水生认为，“目前在下岗失业工人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是由于国企改制过程缺乏公开、公平和公正，出现了大量腐败行为；工人们不满原国企领导在企业改制中以权谋私，损害职工利益而产生的。实际上，归根到底是由于国企改制走上邪路所引起的。”厉以宁表面上批评企业“买断工龄”的做法，但从其所说的“结果”看，实际上在指责下岗工人。“这哪里是在批评企业‘买断工龄’的做法，分明是在责怪职工‘花完钱’后无理‘闹事’和‘上访’。” “他不过是为了回避‘产权制度改革’而故意作秀而已。他借与其本人无关的‘减员增效’和‘买断工龄’的具体做法大作文章，实际上，就是为了躲避记者提问中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要害之处。” 水生质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企业‘裁员’总是根据本企业现实和发展的需要来具体决定。而裁去‘冗员’（包括因企业业务变动而不适合本企业工作的员工）是一般的通常做法。”“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个国家的个别企业可能采取一种特定的‘裁员模式’，但将一种‘裁员模式’定义为一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普遍模式’，不知厉以宁发出如此‘惊人之语’究竟有何依据？！” 水生还指出，“厉以宁认为，‘如果裁员，就先从工资最高的裁起’，这样就可以出现‘为了不被裁，员工肯定会拼命为企业做贡献’。这就真有点使人莫名其妙了。果若如此，‘贡献’越大，理所当然加薪越快，那也就会越早被‘裁员’。这岂非自相矛盾？另外，在任何一个企业中，一般来说，由于企业员工中的大多数总是由下而上提升的。‘工资最高的’一批人通常是企业的管理技术骨干。所以，在裁去冗员后，上一层的职员很容易地接任或兼任原来下一层（或同层）员工的工作，从而使企业减少开支，提高工作效率。而下层员工由于普遍缺乏上层员工的工作经验，一般在短期内均难以接替上层员工的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瑞典模式’的主要依据。但这种做法也势必会影响企业发展的后劲。所以，笼统地以‘裁掉一个工资最高的员工，可以养活更多工资低的员工，而这些员工加起来创造的效益并不比一位高工资员工少’来进行比较，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才是最不科学的。”是在“哗众取宠”。 “如果中国的国企采用‘厉氏裁员法’，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当然，国企负责人不会先裁自已，就只有先将国企中‘工资最高的’一批管理技术骨干裁掉，这样，国企将加速走向‘灭亡’；其次，如此一来，最了解国企上层情况又具有组织管理能力的骨干可以迅速被排除，基层员工将会成为一盘散沙；而且，提出这一主张，还可以挑起上下层职工之间的矛盾情绪，转移职工对国企负责人的注意力；企业岂非成为国企负责人的手中玩物，这将为推行‘产权改制’创造多么好的条件；这可真是一个‘一石三乌’的好主意！” 对厉以宁所举的关于辽宁某煤矿的例子，水生质问，“这种情况在大量中小国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改为民营或私营企业的情况下，能实现吗？更何况，要是让工人下乡开辟新的产业后大部分都能迅速致富，那么，我国的‘三农’问题只要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也就能万事大吉了。以这样的个别例子来指导‘宏观’上的经济问题，厉先生真是太天真了！” 水生最后指出，“厉以宁此次在重庆等地提出的所谓‘新观点’实在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别有用心之言。其目的之一是推卸责任。即推卸因其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而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责任；其次是转移目标。即企图将百姓对以私有化为取向的国企产权改革所造成大批职工被迫下岗失业的不满转移到所谓的‘减员增效’上去。还有就是误导改革。即向国企改革推销其所谓的厉氏‘减员增效’法。总而言之，是竭力将正在进行中的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水搅浑，搅浑，再搅浑。”
显然，由厉以宁批判“减员增效”而引起的争论，其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绝不仅仅关系到国企要不要“减员”和“怎样减员”的问题，更何况在大多数中小国企已经或即将“改制”的情况下。我们是要去继续追问是否应当推行以私有化为取向的“国企产权改革”，还是去讨论所谓“减员增效”的对与错，这是关系到这场“国企改革”大讨论发展的方向问题，值得引起我们警惕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