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区农村，家里四面环山，虽然家乡青山绿水，但我还是在被歧视的阴影中成长。
儿童时期家里贫穷，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上过学前班。在我8岁那年，我跟着父亲去乡村小学报名读一年级。父亲接过学校老师给的报名登记表，父亲拿起笔，一栏一栏地填写，同时也告诉我填写了什么内容。他告诉我在工作单位中填写“星红生产队”，职务填“农民”，政治面貌成分家庭出身填“贫民群众”。初中毕业时我考到了县重点高中学校就读高中，在县城里读高中时，那时我知道了我同班同学中很多父母都是政府部门当官的。每当学校里要填写表格时，我的心情是特别的凝重，我是贫民的孩子，我是地地道道的贫民孩子，我穿得差，用的差，在老师面前，同学面前总抬不起头。在学校学习成长过程中，各式各样的表格都要填写父母的工作单位，出身成分等，这一切让我感觉受到同学和老师的歧视，我得不到关心和被爱，我在学校里很少说话，不敢参加学校活动，在同学和老师眼里我是农村来的“乡巴佬”。
1990年的夏天，我参加高考，我的考分上了大学入围分数线。那时上大学录取前要参加县级医院的体检，分数线出来后，县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和主任说我有心脏病，活不了五年了，他们不肯在我的体检表上签名盖章，因此我的档案无法上报去录取，那时我和家人都处在悲痛之中，后来学校有人转话给我家里，要家里筹5000元人民币给医院的当事副院长和主任，我60岁的年老父母东奔西跑到处去找亲友邻居借钱，好不容易才筹借够5000元给他们。体检表上终于有了医院的主任和副院长的签名盖章，我的档案才送去给大学录取。那时真正感受到了当农民的艰难，感受到了穷人的被中共官员利用手中权力索取钱财的雪上加霜心情和无奈，感受到了农村穷人被城里当官的欺负歧视和被宰割的滋味。
在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我因为家庭无社会背景，在上班后不久就被迫下岗，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企下岗职工。那时起我每年春节前我都要赶回农村陪年老的父母过春节，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全家总会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主持人高喊“农民工朋友们，我向你们拜年了。”其实那时我心里有被刺痛和一阵心酸的感觉，因为我是农民的孩子，我在城里是地道的“农民工”，也被政府官员和社会称为“农民工”。
在中国，我一直在被歧视阴影中成长和生活，请问，中国人民何时才能走出被种种歧视的阴影中生活？
中国民主党党员 金涛
2014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