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领袖，两年前信奉了基督教的柴玲，于6月5日发表公开信，宣称她原谅邓小平，李鹏等“六四”刽子手，也宣告了她对“六四”受难者道义承担的背叛。柴玲是一位“六四”流亡者。“六四”流亡者不是移民，他们终身都必须承担对“六四”受难者的道义责任。他们不可以把由于“六四”屠杀而不得不走上的流亡之路，作为其实现美国梦的途径。那些当年受惠于“六四”屠杀而拿到绿卡的中国留学生尚且被人们斥责为拿“六四血卡”吃“人血馒头”的人，更何况是“六四”流亡者呢！
此时此刻让我们格外想念海外中国民运的先驱者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先生是中共开放国门后头一批公派留学生，获加拿大最著名的大学麦吉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医生在美加属于富人阶层，当王炳章先生弃医从政，为从事民主事业，舍弃了家庭，子女和财富，生活困顿得常常得靠亲友资助。王炳章先生是一名基督徒，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为中国的政治受难者，包括“六四”受难者承担起道义责任，最后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蒙难系狱。
“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八九学运领袖中，大多数人的能力比柴玲要强，但对“六四”受难者所承担的道义责任，使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当作普通移民去追求美国梦。二十三年过去了，王丹成为一位政治学者，致力于研究台湾的民主经验对中国大陆的借鉴作用；柴玲的前夫封丛德埋首于他所创建的“六四档案”和“孙文学校”网站，并写出“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近年来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人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周封锁是一位公司职员，在养家糊口之余还创建了“人道中国”组织，展开对“六四”受难者的人道救援；张伯笠和熊焱都成为基督教牧师：张伯笠近年奔走于美加各地传播福音，听过他传道的人不时可以听到，他对当年由于没能挽救同学的生命的忏悔；熊焱则成为美军的随军牧师，每年“六四”他都脱下军装参加纪念活动。这些可敬的“六四”流亡学生领袖们，在美温饱有余，但没有人过上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背叛自己的道义责任。
当然这二十三年来也有背离道义的，如李錄和梁二：李錄成为股神身边的红人。梁二因为帮人办假移民骗取钱财，受美国移民部门的追究而销声匿迹。李錄是一位富豪，梁二如同一个宵小，除此他们什么也不是，“六四”以及“六四”受难者已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个人行为还不至于对“六四”受难者构成伤害。
柴玲则不同，柴玲的言行不是背离而是背叛。柴玲“六四”后流亡美国，二十年来不见其参加任何有关“六四”的活动，住两千七百万的豪宅。以前仅认为，柴玲不过是另一个李錄而已。但当她发表“我原谅他们”后，她已把自己与李錄和梁二区分开来，表明其已站到了“六四”流亡者的对立面。
柴玲藉着“六四”屠杀铺就的流亡之路而发家致富，因此背叛自己对“六四”受难者应承担的道义责任，这已超越了人们的底线。柴玲已不是“六四”流亡者，她已成为“六四”的受益者。在利用“六四”发财致富这一点上，柴玲与中国国内那些在“六四”后疯狂敛财的权贵家族已没有本质的分别。拥有财富并不是什么罪过，但柴玲的财富却是对道义背叛的象征。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不幸拥戴这样一位以极端自我为中心的领袖。当年作为学生领袖的她让别人流血她求生，那时她就背叛了道义的承担。如今她原谅刽子手，是其当年极端自我的冷酷人格的再现。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党员 郝玉柱）
